20世紀20年代初的蔣碧微

1915年，二十歲時的徐悲鴻

　　學生時代的蔣碧微。這一記憶中形象，被徐悲鴻後來在旅法期間繪製成代表作之一《吹簫圖》。在這幅素描圖後，1924年，徐悲鴻又繪製了油畫《吹簫圖》。

蔣碧微出生於江蘇宜興書香名門,18歲時與徐悲鴻一見鍾情。1917年,蔣碧微瞞著家人與徐悲鴻遠赴日本、法國。1933年,蔣碧微隨徐悲鴻第二次赴歐，以她出色的交際才能和特立獨行的個性幫助徐悲鴻成功地舉辦了中國近代名家繪畫展及個人畫展，破除了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藝術的偏見。其間，徐悲鴻經過與各國著名藝術家進行切磋和交流，逐漸形成融會古今中外技術法的獨特風格，聲譽日隆。

　　蔣碧微在她的回憶中，用平實的語言，詳實地敘述了她與徐悲鴻從相識、相知、相戀到分手的心路歷程。

　　初識

　　我和徐悲鴻先生，都是江蘇宜興人。蔣家是宜興大族，光緒十六年，父親和出身名門的戴清波女士結婚，兩人心志相投，經常一起唱和詩詞、吹簫弄笛，恩愛逾恆。我出生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東書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為我取名棠珍，字書楣。

　　我第一次見到徐悲鴻先生，是在宜興家裡。那時徐先生在初級師範教授圖畫，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聽到大家都在說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許多有關他的軼聞軼事。如他服父喪，白布鞋裡卻穿雙紅襪；又說他兼授始齊女學的課程，天一亮由城裡步行三十里趕去上課，中途過家門而不入……總之，他被看做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訪我的伯父，在大廳上坐著談話。我聽說這位聞名已久的大人物來了，藉故走過大廳去看了他一眼，但是並沒有深刻的印象。

　　當時有一位同鄉朱了洲先生，和我家還有點親戚關係，他在上海務本女校教體育，常來我家向我父親請教學問。徐先生到上海以後，第一次來我家拜訪父親，便是朱先生引見的。我父親念徐先生獨身在外，難免多加照顧。沒有多久，他簡直變成我們家裡的一分子，只要學校沒有課，他總是待在我們家裡。

　　徐悲鴻先生原名壽康，是離宜興城十八里的屺亭橋人。他的父親徐達章公能詩、工書畫，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親賣畫鬻字為生。徐先生是長子，九歲從父學畫，十七歲時父母為他娶親，由於他不滿這門婚事，離家出走，後來被父親抓回去完婚。十八歲那年生一子，他為兒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後家裡人將其改為吉生。

　　徐先生不願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唸書。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他身為長子，當然要負擔家庭生活，迫於無奈，只好回到宜興，一口氣接了三家學校的聘約。教了整整兩年的書，他不願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於生活費一無著落，往往一天僅吃兩個粢飯團充飢。

　　正在走投無路之時，忽然看見哈同花園在報紙上登廣告，公開徵求畫倉頡像，徐先生畫了一張去應徵，獲得錄取。哈同花園總管姬覺彌對徐先生深為賞識，請他擔任園中美術指導一類的工作。後來，姬覺彌又提供費用，讓徐先生進了震旦大學法文專修科，生活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對他產生了一種欽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複雜感情。那時候我只有十八歲，剛從古老守舊的宜興來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於一樓一底的家裡，我所接觸的人只有家人鄰居，徐先生這時闖進我們的家庭，給我帶來了新奇的感覺。我覺得他很有吸引力，不僅在他本身，同時也由於他那些動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進的毅力。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因為在我那種守舊的家庭裡是絕對不可能的。

　　後來徐先生的太太在家鄉因病去世了，留下一個兒子，由祖母帶，七歲時因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聽到父親在母親面前談他，我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其實我正聚精會神地聽。父親誇獎徐先生，認為他的人品才貌都難得，斷定他是一個可造的人才。母親默默地聽著，不時頷首。最後，父親慨歎地說：「要是我們再有一個女兒就好了。」父親的話意說得太明顯了：雖然徐先生少年喪妻，但他總要再婚的。為什麼要「我們再有一個女兒」呢?因為當時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訂了親。如果再有一個女兒，很顯然，父親希望能有這樣一位才貌出眾、畫藝高超的女婿。

　　牽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來，父親和母親都不在，他突如其來地問我：「假如現在有一個人，想帶你到外國，你去不去?」

　　我聽他這麼一問，腦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這「一個人」和「外國」，同時構成強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洶湧澎湃，不可遏止，耳畔彷彿響起嘹亮的喊叫聲：「去呀，去!你為什麼不去?」

　　我茫然地站著，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去不去都將決定我未來的命運，當時我只有一種紊亂與無助的感覺。也許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聲告訴我說，這個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國留學，很想帶你一起去。

　　我聽說過徐先生要到法國的事，可是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竟要帶我一同去，由於一向對徐先生的好感和愛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將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脫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滿意，但他一再叮囑我，這件事千萬不可洩漏，否則會有很大的禍事，關於出國的一切準備和手續，徐先生自會替我辦理。我的神志逐漸清醒，想起自己是一個已經訂婚的人，在當時是絕對不能解除婚約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這以後徐先生便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碧微。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一隻上刻「悲鴻」，一隻鐫著「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便得意地答：「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人家追問他未來的太太是誰，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開始積極地準備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揚言某月某日將啟程去法國，其實他仍舊留在上海，為我申請護照，辦理出國手續，購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時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園康有為先生的家裡，當時康有為已經收他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從上海到法國的航線不通，徐先生決定帶我先到日本，再看風色。他把一切出國事項都辦好了，定於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愛丸駛往長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當晚天黑以後，到愛多亞路長髮棧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來邀請父親、母親和二姑出去吃晚飯，飯後再去聽戲。大概是傍晚六點多鐘，我看暮靄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鎮靜，把早先預備好的一封信，放在母親擺針賬的抽屜裡。我那封信故意寫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說我深感人生乏味，頗有想去自殺的意味。就這樣，我離別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開始走向艱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長髮棧，徐先生已經等候得很著急了，一見到我如約而至，不禁大喜過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著碧微兩字的水晶戒指，從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遠赴日本、法國

　　博愛丸徐徐地駛出了黃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惡劣的天氣，由於暈船，我身體很虛弱，腦子裡也是昏昏沉沉的。每每望著這個極其熟悉卻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內心既有喜悅，也有如夢似幻的感覺。我經常問自己，這一切，是真實的嗎？

　　日本的印刷術優美精良，出版的藝術書籍相當豐富，還有許多仿印的原畫，都是徐先生視為至寶的，他經常到各書店去瀏覽觀賞，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慮地買下來。在東京住了半年，帶來的兩千塊錢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餓，於是我們只好在當年11月間，又從東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見康有為，康先生建議，現在我們既不能啟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個官費出國名額，兩個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寬裕些。於是，12月間我們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後，徐先生拿了康有為先生的介紹信，輾轉找到了當時的教育總長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只要停戰開航，他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費生的資格去法國留學。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幫助下，徐先生以官費生資格到巴黎，進了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

　　徐先生刻苦好學，努力奮鬥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國以前，繪畫藝術已有相當造詣，入學後更廢寢忘食地潛心攻習。每天上午他在學校素描班畫石膏，下午學校沒有課，他便去敘里昂研究所畫模特兒。除了勤學不輟，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館流連徘徊，欣賞古今畫苑的珍品。他最喜歡在回家途中繞道塞納河邊，那裡是舊書、古版、印畫的集散地，他經常瀏覽搜求，一耽擱便是好幾個鐘頭。

　　那時法國藝術學校聘請的教授都是當代大師和著名畫家，徐先生對名師佛拉孟極為崇拜，便選擇到他的畫室學習。外國的高級學校，大都是進去容易，而畢業很難。藝校的正式學生，一定要經過理論科目，如解剖、透視、美術史等考試及格才算結業，而徐先生是中國學生中唯一通過理論考試的人。

　　當時有一位大畫家達昂先生，徐先生對他極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門下，只是苦無機緣。最後他不顧一切地登門拜訪，拿出自己的畫作請他指教，果然獲得達昂先生的青睞，收他為入門弟子。以後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畫室去面聆教益，漸漸地我也成了達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於達昂先生的關係，我們又結識了法國當代最偉大的雕塑家鄧甫脫(Dampt)先生，鄧甫脫夫婦都很慈藹好客，和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有一位曾做過國家藝術學校校長的貝奈爾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們第二次到巴黎時，他已八十四歲高齡，我們去拜訪他，他還在我的紀念冊上為我畫了一幅素描像。

　　有「家」

　　靠徐先生的留學官費，我們在歐洲撐過了六年光陰。1925年，國內政局動盪不安，留學生官費停發，我們在巴黎進退維谷，一籌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國一趟，設法籌措款項，如果成功，再回法國繼續學業，我只好暫時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終於回到了一別八年半的祖國。

　　1927年12月26日，我們的長子伯陽出生。徐先生對伯陽鍾愛萬分，我更是自己餵奶自己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過去十年的坎坷艱辛，我常常想，像我這樣結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間恐怕不多，此後，上天總不會再把我的幸福快樂剝奪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聲名鵲起的畫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來康莊大道的起點，用他這支如椽畫筆，辟出他的遠大前程，我將為他而驕傲。

　　回國以後，我們的經濟一直很拮据，不但沒有收入，回國的旅費還是借來的。這時吳稚暉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見二位長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義，聘請徐先生為幾位元老繪像。前後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徐先生為吳老先生、張溥泉先生和張靜江先生夫婦畫了四幅畫像，每幅得到兩百元的報酬，其中以吳老先生的像畫得最好，他非常滿意，自己花錢五彩製版，複印了許多張，分贈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設在南京的中央大學邀聘徐先生擔任藝術系教授，徐先生表示願予考慮，不過因為我們家居上海，他說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時間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也答應了。從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幣三百元。

　　我們在上海定居後，田漢便常來找徐先生商談籌組南國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個月在南京，半個月住上海。自從他被田漢拉到了南國社，徐先生把他的畫具全部搬過去，從此徐先生就變成了半個月在中大，半個月在南國社。除了回家睡覺，我整天看不見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黃孟圭先生任職福建省教育廳長，來信邀我們到福州小遊，順便請徐先生畫幾張大幅的油畫。徐先生很高興地答應了，帶著我和伯陽，以及一個女傭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廳裡為我們準備了兩間臥室，還指定了照應侍候的人。於是徐先生開始安心作畫，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時濟南被難圖》。1928年北伐，日本軍閥在濟南橫生阻撓，蔡公時以外交特派員的身份辦理交涉，竟被日軍慘殺，釀成歷史上有名的「五三慘案」。蔡公時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請徐先生將那壯烈的一幕繪成油畫。

　　徐先生在福州作畫兩月，教育廳送了三千元的潤資，我們這才把積欠的債務償清。9月間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聘書，請他擔任院長，於是一個人又匆匆地趕去北平。才做了三個月，學校發生風潮，他便辭職南回。

學生時代的蔣碧微。

　　變故

　　對我個人來說，1930年是一連串不幸的黑色歲月，許多重大的變故都在那一年裡發生。4月間，丹麟弟病勢沉重，咳血不止，三個多月後終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與世長辭，親人的離去使我傷心萬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時候，接到徐先生的來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說，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愛上別人了。我帶著孩子到家的當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認，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動，他很喜歡一位在他認為是才華橫溢的女學生，她的名字叫孫韻君，今年十八歲，安徽人，她曾在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學院，沒有考取，於是就到藝術系旁聽，徐先生對她的畫作特別青睞，讚賞有加。

　　儘管徐先生不斷地向我聲明解釋，說他只是愛重孫韻君的才華，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

　　從這時開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總是一清早去上課，下午再去畫畫，晚上還要到藝術系去趕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歸，並非完全由於教學上的需要，其中還夾雜有感情的因素，因為在那充滿藝術氣氛的畫室裡，還有那麼一個人。——當丈夫的感情發生了變化時，妻子都會有敏銳的感覺。但為了徐先生的名譽和前程，我不敢將徐先生師生相戀的事告訴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會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對妻子兒女的責任，迷途知返。

　　赴歐洲舉辦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發起，將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送到歐洲各國巡迴展出。

　　這一次歐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為孩子太小，留在家裡實在不放心，但轉念一想，假如我不去，萬一徐先生帶著愛人同行，又怎麼辦呢?還有，我也想趁此機會，看看我們有否重歸於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們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國輪船博多士號啟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達巴黎。劉大悲和張鳳舉兩位先生聽說我們到了，便來旅館訪晤，商議舉行畫展的事。我們當天就去拜訪李石曾先生，報告有關畫展的籌備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說他即日回國，展覽會的事以後請與顧維鈞公使接洽。經費預備兩萬元，由他負擔一半，其餘所需的款項，叫我們去請顧公使設法。

　　一看這信，我們驚駭慌亂，手足無措，四個人商談的結果，只好一同去拜訪我國駐法公使顧維鈞先生。顧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訝異，因為李先生對他並未交代，他當然無法做任何的承諾。

　　當時錢昌照先生擔任教育部次長，我們寫信請他設法接濟。錢先生很幫忙，由教育部撥寄了一筆錢來，使展覽會得以順利進行。後來法國政府買了我們十二張畫，成立一個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室，拿到這一筆售畫的款子，經費問題方始解決。

　　5月間，展覽會在巴黎舉行。因為這是第一次將中國現代美術介紹給法國人，因此非常轟動。報章雜誌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報道，推崇備至，評論極佳。

　　開完展覽會，我們又匆匆動身到倫敦。徐先生這一趟到倫敦，是為了臨摹一張西班牙名畫家佛拉斯蓋司所畫的《維納斯與鏡》，這幅畫很有名，徐先生臨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為我們介紹了英國最著名的水彩畫家戈納先生，這位大畫家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仍精神矍鑠。他邀我們到他畫室參觀，我們見到了他的模特兒，非常漂亮。後來有一天，戈納先生突然打電話來，說他結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綺年玉貌的模特兒。

　　我們的義大利之行，是因為義大利國立米蘭博物館館長，聽說我們在巴黎舉行畫展獲得極高的評價，便寫信邀我們到米蘭舉行展覽。這次邀請，對國家、對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榮的事情。

　　好友孫佩昌先生，在國內時便請托徐先生，到德國的法蘭克福博物館臨摹一張17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畫的《參孫與大莉拉》的名畫。這幅名畫所畫的是《聖經》故事之一。倫勃朗畫中的大莉拉一手拿著剪刀，一手提著頭髮，參孫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劍正插在他的眼中，鮮血淋漓四濺。包圍他的敵軍，臉上有驕矜、狂暴、驚懼、猙獰，種種複雜的表情，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令人疑為鬼斧神工。

　　我們到法蘭克福的那一段時間，天氣一直不好，博物館裡光線不足，所以徐先生臨這幅畫足足花費了十多天。完成了臨畫的工作，我們從柏林啟程再回義大利，因為蘇聯對外文化局已與我國駐蘇使館商洽好，邀請我們到蘇聯去舉辦畫展。

　　於是我們再坐火車，穿過瑞士抵達義大利的熱那亞，由熱那亞乘船，經地中海、愛琴海、達達尼爾海峽和黑海，再從奧德薩換乘火車，北上莫斯科。

　　展覽會在莫斯科博物館正式揭幕，頗有一番盛況，接連一個月參觀者絡繹不絕，收到了比預期更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歐洲的時候，就知道蘇聯有一位人像畫得極好的畫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機會拜見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員推說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願接見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堅持要見。終於有一天，我們在對外文化局人員的陪伴下，到了這位大畫家的家裡，夫婦倆慇勤地出來招待，請我們參觀他的畫室和作品，看起來他的晚景相當淒涼寂寞。

　　我們還認識了當時蘇聯的畫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歲。見我以後他要求為我畫一張像，我答應了。一共畫了四天，完成了一幀半身的油畫像，我穿著黃格子的洋裝，戴寬邊帽，圍黃狐皮。據說這幅畫後來陳列在莫斯科博物館。畫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紀念冊上畫了一幅素描，他在畫上寫道：「為紀念我們從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們又應邀到列寧格勒舉行展覽。1934年8月，我們結束了二十個月的第二次歐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國以後，各方好友為我們這一次巡展獲得相當大的成功歡宴洗塵，竟無虛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請我們吃飯，他在席上忽然問起徐先生：「你有這麼理想的一位夫人，為什麼要取名悲鴻?」徐先生聽了略微一怔，回答說：「我取這個名字，是在認識碧微以前。」

　　後來我請戴先生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字，不料他竟工筆為我繪了一幅《松柏長青圖》，大家都詫異地讚羨不已。只是我捧著這幅畫，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種種切切，在感激這位藹然長者的誠摯祝福之餘，不禁深心悵惘，慨歎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經歷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後，終於1945年12月1日，在重慶沙坪壩重大教授宿舍簽字離婚。

　　徐先生於1946年春買棹東下，回到上海，然後乘津浦路車到北平，就任北平藝術學院院長，於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歲。

　　在徐先生畫室裡掛著一副對聯，那是他集前人句親筆寫的八個大字：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橫額是他的齋名：應毋庸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