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數人心中，共和國元帥賀龍是一位傳奇人物，是一位「百戰沙場驅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閒」的風度：他兩把菜刀鬧革命，讓敵人聞風喪膽；他喜歡體育，著迷芭蕾，愛看京劇、川劇，充滿生活情趣……在賀龍的子女中，有一個女兒簡直就是「賀龍的翻版」，她就是賀曉明。因為父親，她的命運身不由己，經歷了很多普通人不能想像的事情。

埋怨父親的「話柄」

1942年，46歲的賀龍已是西北軍區赫赫有名的司令員。那一年，他與26歲的薛明結婚，這是賀龍的第三次婚姻。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27年的生活，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再到十年動亂。他們一共生有三個孩子：兒子賀鵬飛和兩個女兒賀曉明、賀黎明。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孩子，是賀龍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賀捷生。

薛明對賀龍一直體貼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帶著薛明住在晉綏軍區司令部。由於戰事緊張，賀龍幾乎每天都忙得通宵達旦，薛明從不去打擾。

一天清晨，剛剛五點鐘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劇烈疼痛起來，她意識到，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了。為了不影響賀龍工作，薛明悄悄叫來接生員，她硬是緊咬著嘴唇，一聲沒出，安靜異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賀龍，絲毫沒有察覺。等到熬了一個通宵的他推門進來，才發現妻子身邊多了個娃。

賀龍愣住了：「這是誰？」虛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剛剛生的，女兒。」薛明的平靜，讓賀龍感慨萬分，「你可真行！」就這樣，為了紀念妻子的堅強，賀龍取妻子的「明」字，給生在黎明的女兒起名賀曉明。

這段經歷，也成為賀曉明日後「埋怨」父親的一個「話柄」。不過，埋怨歸埋怨，她心裡很清楚，父親喜歡孩子是出了名的。長征時期，不少紅軍幹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老鄉家，而父親卻帶著年幼的姐姐賀捷生，走完了長征。在賀曉明的記憶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個挨過打的孩子。「那時我6歲，因為淘氣被心情不佳的父親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就這麼一次。父親氣消後，意識到冤枉了我，決定去北京開會時破例帶上我，去見毛主席！」賀曉明永遠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們「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等賀曉明參觀過天安門，坐過有軌電車後，她被父親帶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會客廳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我緊張極了，不敢放開父親的手，只是緊緊盯著主席，小聲說了句：『毛主席，您好』。」賀曉明清楚地記得：「主席笑著立起身說，你們家是『一排明』吧？（因為媽媽叫薛明，我叫曉明，妹妹叫黎明），然後將我抱到屋中間，從桌上的一個小罐裡抓出幾顆糖遞給我。」整個過程，賀曉明愣愣地，忘了說話。前後不過幾分鐘的見面，至今仍被她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珍寶。

1954年11月，隨著賀龍調任北京，賀曉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來。

隱姓埋名當「水手」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事情，偉人的兒女也不例外。在賀曉明幼時的記憶中，最怕的就是父親那如鋼針般的鬍子，扎得自己臉上刺痛。但後來賀曉明才體會到，「那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1966年，林彪一夥憑空炮製「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們要造賀龍的反！」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賀龍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總理派人將賀龍夫婦安置在了京郊山區一處僻靜的院落內，與世隔絕。

然而，林彪一夥並未罷休。不久，林彪得知，71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幫」對賀龍進行了更凶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45天斷絕該處的水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硬是拿著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著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燒壞了。在那困難的日子裡，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裡竟然結了一層網……

在父親被「打倒」後，正在清華就讀的哥哥賀鵬飛也成了通緝的對象，而此時，賀曉明剛剛考入北京大學。鑒於當時形勢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將身體虛弱的妹妹賀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養。之後，他們連夜喬裝打扮，騎單車逃離北京城。

「就這樣一路躲著、騎著，我們兄妹倆終於逃到了天津塘沽。」從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運輸船上，多了一對名為「吳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學。「這是我們給自己起的化名，藉著大串聯的機會，我們上了運輸船。」賀曉明回憶說，船上的大部分工種她都做過：在航海圖上標注船隻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輪機艙裡給船加油；在食堂給水手做飯；每天清晨，她都要挨個去踢船員們的臥室門，然後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叫他們起床。

賀曉明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從塘沽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個日夜。暫時安定的生活，並沒有減輕賀曉明對父母親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當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會小心翼翼地走進郵電局的長途電話格子間，和妹妹取得聯繫。之後不久，被關在京郊的賀龍夫婦收到了小女兒賀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隱姓埋名在海船上參加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對於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聯繫的賀龍夫婦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他們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們都還安然無恙！之後，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學校終於解除了對兄妹二人的追捕，他們這才重新回到了大學校園。

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我們接到通知趕往301醫院後，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我們；火化後，骨灰放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回憶起那段痛苦萬分的經歷，賀曉明停頓了片刻，然後平靜地說道：「那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年代……回頭來看，也挺好，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挺過忐忑的「文革」十年

作為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的命運總是和父親的工作、政治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

1970年賀曉明大學畢業，因為身份特殊，分配工作時她既不能挑、也不能爭，只能眼巴巴看著好單位都被人挑走。她背著簡單的行李，隻身到貴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發員。「當時的縣委書記說，『你從北京來這裡，就算到了最底層了，我們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後來，賀曉明發現了其中的「玄機」：每當她想請假回北京探親時，給她批假的並不是自己的直屬上級教育局，而是武裝部。她這才明白，自己當初之所以被留在這裡而沒有「繼續下放」，還因為自己是「被監管的對象」。

和賀曉明一樣，賀家的另外3個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大姐賀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勞動「改造」，丈夫與其離婚，帶著女兒一走了之；大哥賀鵬飛患重病卻無法就醫，靠著陳毅的仗義才被送進醫院，撿回了一條命。可還沒等到痊癒，又被以「企圖外逃」的罪名和妹妹黎明一起送進了少年管教所。審訊半年後，賀鵬飛在那裡又患上了心臟病；妹妹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在那裡，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傷病……

「那十年，我們過得非常忐忑。那時的磨難，在每個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賀曉明強忍著淚說：「今天我還在網上查到一個非常龐大的『文革』期間自殺者名單。那個時候，大家過得真難，可我們堅持下來了，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跳樓了，要跳河了』。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響有關吧。」

賀曉明還記得，小時候父親教他們兄妹遊泳，第一課就是直接往水裡跳。「誰要是害怕、猶豫，就會被父親直接推到水裡，父親一直在旁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許就是這種磨煉讓他們兄妹都具備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時，我心中就剩下一個信念：打吧！罵吧！只要你們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著你林彪怎麼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頭！」這麼多年，賀曉明說自己就是憑著這樣一個信念才活了下來。

「人能活下來，不是件很複雜的事。」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的一幕：1971年，當林彪去世的消息通過電波傳來，賀曉明對著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爺啊！謝謝你！」

難忘「體委主任」

1977年「文革」結束後，賀家人的生活終於恢復了平靜，賀家子女也開始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人生。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父親在建國後當過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還主持過許多別的工作。但在許多人心目中，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體委主任』這一項。」

賀龍剛當體委主任的時候，中國毫無疑問還是個體育弱國。1953年3月，組建不到半年的中國乒乓球隊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屆世乒賽，這是中國乒乓球隊在世乒賽上的首次亮相。賀曉明還記得，那次的比賽中，男女團體均列小組第四，單打比賽更是無一人闖過第三輪，「成績讓人憋屈」。回國後，身為體委主任的賀龍下達了「苦練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賀曉明的家，那時簡直就成了體委的會議室。「榮叔叔（榮高棠，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來我家，一邊吃飯一邊和父親商定具體的戰術安排、團體賽的出場名單、順序等等。」因此，賀曉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機會接觸體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對體育的熱愛。

1961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乒乓球大獲全勝，男女兩隊一口氣拿下了男團、男單、女單3枚金牌。「這是壓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興啊！那時候我可是絕對的『粉絲』！」賀曉明記憶猶新，「父親剛參加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體慶功宴，回來後就撥通了華僑飯店的電話，然後把話筒遞給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賀榮伯伯他們今天取得了勝利！』」

接到賀龍女兒的電話，國家隊的隊員們激動萬分。第二天，大家將莊則棟奪冠的球桌送進了賀家。「那個檯子太有紀念意義了，是能進博物館的！」打那以後，這張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賀家兄妹身邊，直至「文革」。只要有時間，賀龍總喜歡和兒女們切磋一局。

賀曉明最得意的是，她在這張球檯上還以3：0的大比分，戰勝了印尼體育部長的女兒。

2006年，退休後的賀曉明本著「不搞競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註冊了「賀龍體育基金會」，並決定「主要做全民運動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為紀念賀龍誕辰111週年，基金會還在湖南桑植舉辦了一場徒步越野邀請賽，起點是賀龍的老家洪家關，終點是芭茅溪鹽局——當年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標準特低」

賀龍有著豐富的個人特質，關向應同志曾向美國記者描述：「賀龍非常坦率和英勇，做決定迅速而明確，有著巨大的自信；作為個人，他幾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愛抽香煙，講起故事來聲情並茂。」

賀曉明也是爽朗健談。談話中，她的臉上一直掛著賀家標誌性的笑容。她說：「經歷是一筆財富，這個財富的獲得很辛酸，很不易。不過現在，我該回歸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沒做呢！」

如今，賀曉明和已90多歲的母親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東直門附近的一個小院裡。賀曉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憶說，「哥哥在世時，我們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來，我總是先到哥哥屋裡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熱茶。」如今，賀曉明和妹妹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盡可能不同時出差；晚上有應酬也要盡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裡吃晚飯。「母親年齡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兒女們多說說話，總不能讓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誰都不說話，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種幸福。」經歷過「文革」後的破鏡重圓，賀曉明將家庭看得格外得重。

賀曉明給自己下了個定義：「我是標準的共和國第二代，腦子裡裝著父輩第一代的思維程序，但還是要和第三代『80後』、『90後』接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現代生活帶來的樂趣：刷卡消費、網上購物甚至舉行party。「我現在最想找一些『90後』的孩子對話，我需要補充新鮮思想啊。」

從大風大浪中走過來的賀曉明，對生活有了另一層的感悟：「什麼叫幸福？我幸福的標準特低，渴的時候有杯水，困的時候有張床，悶的時候有人陪，做個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這就叫幸福，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