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義一夜間就由名不見經傳的清軍協統而成為軍政府的大都督，震驚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難道只是時勢造就和機緣巧合嗎？革命黨人為什麼要在武昌起義中把這位清廷軍官推為首領？他又為何能青雲直上，三任副總統，兩任大總統，成為民國初年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麼作用？要想解開這些謎團，還要從他的身世說起。

一、出身貧寒，憑真才實幹成為湖北新軍的真正首領

黎元洪，湖北黃陂（今屬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於漢陽，幼年時家境貧寒，父親黎朝相到直隸（今河北）北塘投軍後，祖父黎國榮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無著，一起討過飯。飢餓難捱時到別人菜地裡偷蘿蔔，聰明的他拔出蘿蔔後將葉子擰下來，用土虛掩上，好像蘿蔔沒人動過一樣。14歲那年，父親回來接他到天津，20歲時他考取天津水師學堂，刻苦好學，勤勉努力，為人厚重樸實，肯於吃苦，各科成績名列前茅，被師長嚴復、薩鎮冰等人賞識。入學第二年父親去世，他又剛剛結婚，生活非常困頓。每次回家探視，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為省下一個光洋的路費。

1888年畢業後，黎元洪先後在北洋水師、廣東水師任千總、二管輪等職。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他所在的「廣甲」號戰艦也投入戰鬥，管帶吳敬榮貪生怕死，「廣甲」號在逃跑途中於大連灣三山島附近擱淺，黎元洪跳海逃生，後被一位漁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順，又到天津候職，卻被監禁數月。出獄後他到南京，投奔到當時的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門下。甲午戰敗，清朝海軍全部覆沒，馬關簽約，喪權辱國，舉國嘩然。清政府開始大規模編練新軍，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凱主持的天津小站練軍，和南方張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強軍。張之洞初見黎元洪，就稱讚他舉止穩重老成，見解縝密周詳，是數年未得一遇的幹練之才，委派他監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後又任命他為南京炮台的總教習。1896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黎元洪也回到故鄉湖北，成為張之洞的心腹。

他為張之洞籌練新軍盡心盡力，官運亨通，先任護軍馬隊營幫帶，繼任馬隊營管帶，又人護軍前鋒四營督帶，由千總而守備，由守備而督司，復晉為副將。張之洞對他極為賞識，曾手書「智勇深沉」的條幅相贈，並向朝廷褒獎他「忠勇可靠，堪當重任」。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陸軍、騎兵建設及兵工生產，不僅在軍事知識與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與眼界也大為開闊。1906年清軍改制，湖北新軍被編為兩鎮，總兵張彪任第八鎮統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張彪是張之洞最親信之人，妻子原是張之洞心愛的婢女，因此被稱為「丫姑爺」。但張彪粗鄙無能，胸無點墨，湖北軍界真正的佼佼者無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軍，黎元洪一反清末軍官苟且敷衍、鬆弛腐敗的積習，勤勉有方。他從不剋扣糧餉，總是足額如期發放，還專門設立被服廠制發軍服，因此所轄部屬穿戴整齊，與其他隊伍服裝破爛的狀況恰成反照。別的軍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卻長住在軍營中，甚至過年也不回家，讓子女到營中拜年。他起居作息與士兵一致，對有文化的士兵著意提拔，鼓勵士兵學習上進。他從不虐待士兵，士兵有過失都交執法官審訊定罪，由此獲得士兵廣泛擁戴，威信極高。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澗、河南彰德、江蘇太湖舉行了三次秋操。參加演習的清軍當時分為「北軍」和「南軍」，北軍由北洋軍組成，號稱「北洋三傑」的段祺瑞、張懷芝、曹琨指揮；南軍從湖北河南抽調，張彪為總統官，但實際指揮者卻是黎元洪。在這幾次演習中，黎元洪指揮得體，調度有方，特別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揮南軍在三大戰役中均擊敗北軍，因此聲譽鵲起，成為全國名將。可以說，從1907年張之洞奉調入京之後，黎元洪實際上已成為湖北新軍的真正能夠一呼百應的首領。

二、思想開通，存心排滿，多次保護革命黨人

黎元洪雖是清軍將領，但他畢業於水師學堂，還三次東渡日本，考察政治與軍事，見識過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和強大，因此思想較為開通。他喜歡吸收有文化的特別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並積極選送人才出洋肄習。清末湖北留學人員為全國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張之洞積極建議的結果。革命黨人能將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輸入湖北新軍，在湖北新軍中進行反清革命宣傳，與黎元洪的開明政策不無關係。黎元洪對革命黨人一直採取懷柔政策，從不嚴刑濫殺，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護過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1903年，著名革命黨人劉靜庵入馬隊第一營當兵，黎元洪當時是馬隊一營管帶。他見劉靜庵談吐不俗，就提拔為護升，協理文書。第二年劉靜庵與黃興聯絡的信件被黎元洪截獲，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劉靜庵托病辭職，了卻此事。

1907年，革命黨人季雨霖因響應同盟會的萍瀏醴起義而入獄，黎元洪將其保釋。1909年，《楚報》主編、革命黨人張漢傑因揭露湖廣總督陳夔龍貪贓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債出賣路權而獲罪，黎元洪為其說情，最後僅將張輕判一年徒刑。不久陳夔龍調任，黎元洪又將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成立振武學社，社長楊王鵬、文書兼庶務李抱良、標營代表廖湘雲、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轄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士兵。事情敗露後，黎元洪只將這幾名士兵開除軍籍禮送出營，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這些事並非是傾向革命，而是擔心大興黨獄反釀巨變，一旦震動朝廷，自己落下個疏於防範的罪名，干礙仕途，但也說明他與滿清朝廷離心離德，有一定的排滿思想。湖北新軍中當時有不少士兵剪去髮辮，黎元洪並不責怪，表示剪與不剪悉聽尊便，早被革命黨人看作可以爭取的對象。

他沒有興大獄、廣株連，客觀上保護了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中的力量。1911年4月，武昌洪山寶通寺內，湖北的一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召開籌備武昌起義的秘密會議，當時就提議起義成功後由黎元洪出任軍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稱名將，以他的名義可以懾服清廷，號召天下，壯我革命軍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軍心，可以號召部屬附和革命，減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愛護當兵的文人，而這些文人多為革命同志，原有關係，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團體「共進會」也有以黎元洪為都督的動議，可見黎元洪出任都督並非起義成功後的權宜之計，而是籌劃已久的既定決策。

三、恐懼觀望之中，被逼成為軍政府都督

武昌起義前夕的湖北，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湖廣總督瑞澂連續召開會議，與張彪、黎元洪等人商討防務，緝捕革命黨人。當時瑞澂提出楚望台軍械庫最為重要，而守衛該處的工程第八營內革命黨人眾多，提議用滿族旗籍士兵換防。黎元洪據理力爭，稱革命黨人如果真的人數眾多，少數旗籍士兵也無濟於事，因此挑起滿漢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實，得不償失，最後瑞澂只得作罷。楚望台一旦換防，起義成功的勝算就要大打折扣，黎元洪客觀上又給革命黨人幫了一個大忙。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在俄租界趕製炸彈，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當局聞聲趕來搜捕，將捕獲的炸彈、旗幟、告示、印信、名冊等一併交給瑞澂，瑞澂立即派出大批軍警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被捕後犧牲，革命黨人決定於10月10日晚起義，黎元洪統轄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在晚8時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迅速佔領了楚望台軍械庫，接著向總督衙門發起猛攻。起義當時黎元洪正在混成協四十一標大營中，他帶領全部將官集合於會議廳內，下令關閉營門，禁止出入，並發出革命黨人進攻則還擊，退去則不追擊的命令，按兵不動。

晚11時半，工程八營的黨人士兵周榮棠翻牆闖入大營，高喊革命已經成功，號召大家去攻打督署。黎元洪氣急敗壞，將周榮棠殺害。這是情勢所逼下殺一儆百的權宜之計，我們不能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就否定他的全部歷史功績，同樣也不應該以這一項罪過，就全盤否定黎元洪在武昌起義中的歷史作用。試想他當時如果不是按兵不動，那將有多少革命黨人會流血犧牲。午夜時分，革命黨人設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開始向四十一標營地轟擊，黎元洪自知大勢不可挽回，命令將官帶兵出營，各找生路。軍官們如遇大赦，登時四散，許多黨人士兵加入了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黎元洪也在部屬簇擁下離開營房，躲避在參謀劉文吉家。10月11日晨，武昌起義宣告勝利，黨人士兵馬榮奉臨時起義總指揮部命令，帶兵闖入劉文吉家，請黎元洪出去「主持革命大計」。後來盛傳黎元洪曾躲到床下隱藏，其實並無此事。「床下說」是1912年春《震旦日報》在攻擊黎元洪的一篇社評中首先提及，以訛傳訛，於史無據。

黎元洪只是表示拒絕出山，但被革命黨人不由分說簇擁到楚望台起義臨時總指揮部。革命黨人同時還爭取了以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人士，並推舉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湯化龍為湖北民政長。黎元洪不顧革命黨人苦苦相勸，連聲推辭，執意不從。革命黨人要他在安民文告上簽字，他連連說「莫害我莫害我」，最後只好由革命黨人李詡東代簽。佈告張貼之後，武昌城內萬頭攢動，「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脛而走，鼓舞了士氣，穩定了民心，壯大了革命聲威。當時文獻記載：「……午後則武昌城內遍貼佈告，往觀者途之為塞，歡聲雷動。至有艱於步履之白髮老翁，請人扶持擁至佈告前，必欲親睹而後快。旅漢外籍人士，聞之亦為之動，皆曰：想不到黎協統也是個革命黨。殘敵更心驚膽裂，易裝潛逃者，不可勝算。」看過佈告，原來隱匿逃散的新軍軍官紛紛出來，表示歸附軍政府，此後各省風聞響應，特別是一些清朝地方大吏、高級將領附和革命，也與黎元洪作了一個「榜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四、從一言不發到慷慨激昂，黎元洪只用了三天時間

剛當上都督的黎元洪，終日正襟危坐，不言不語，形同偶像，但他的內心卻處於激烈的矛盾之中。他並非不知道清朝的腐敗，也有排滿思想，但對革命知之甚少，總覺得革命黨人力量太小，武昌起義雖然成功，但難以應付清軍的反撲。可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3日清晨，民軍向瑞澂統率的清艦炮擊，雙方炮戰達兩小時之久，將清艦擊退，打出了民軍的威風和名聲。黎元洪不得不對民軍的實力刮目相看，對清政府的信心嚴重動搖。與其既當革命黨人的高級囚徒，又被清廷看作「附逆」，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邊。當天下午他在革命黨人的勸說下剪掉了辮子，還摸著光頭笑道：「有點像彌勒佛了。」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黨人的軍事會議，發表了任職後的首次演說：「今日革命軍起義，是推翻清朝、恢復漢土、廢除專制、建立共和的開始。承黨人及軍、學界多數同志推戴兄弟為都督，我無德無學，何能擔此大任。但眾意難辭，自應受命。我等身為軍人，從此須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掃除一切顧慮，堅決去幹。……我鄂軍出差駐防各部隊，聞義幟飄揚江漢，必立時響應，前來歸附……長江下遊及雲貴等省軍隊中之軍官，多為鄂軍出身，北洋軍中，由吳祿貞統領帶去的軍官不在少數。東三省的上中級軍官由湖北軍界調升去的亦有五十餘人，下級軍官自不待言。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響應革命。因此，革命事業成功，絕無疑問。……」從演說中可以看出黎元洪態度的完全轉變，儼然以革命黨人的首領自居，同時也可以看出湖北軍界對全國軍事形勢的影響，更見得革命黨人逼他出任都督不是情與理的選擇，而是勢與利的選擇。

軍事會議後，黎元洪和湯化龍一起接見了美國駐漢口領事，對美國領事說，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國。17日，黎元洪接見英國駐漢口領事福特，又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埃溫德·丹格爾，指出滿族統治者從未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有鎮壓屠殺，因而激發了革命，並承諾共和後中國將更大地對外開放，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17日，革命黨人在武昌閱馬場舉行設壇、祭天、誓師活動，設黃帝軒轅氏牌位，樹「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戎裝佩劍，宣讀《祭告天地文》、《祭告黃帝文》，然後慷慨激昂地宣讀誓詞：「……義聲一動，萬眾同心，兵不血刃，克復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群策群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搜集整備，即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吊我漢族，殲彼滿夷，以我五洲各國立於同等，用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

五、策反清朝海軍，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10月17日，清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號艦抵達武漢江面。薩鎮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師學堂時的老師，因此黎元洪寫信勸其加入革命。信中說：「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為滿族奴隸而殘害同胞耶？……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河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興之民國與運盡之清廷抵抗，……將見不需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薩鎮冰見信後表示：「真不忍見同胞骨肉相殘。」此後的戰事中薩鎮冰與民軍有了某種默契，海軍發炮多遠射荒郊或射向水面，減輕了民軍的壓力。黎元洪還給清海軍各艦艦長寫了內容相似的信，由於他是海軍出身，因而同學眾多，影響頗大。11月2日，海籌、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餘艦隻也於數日後由湯茗薌率領響應革命。

黎元洪一面致電九江軍政分府予以優待，一面派人前去慰問，並請海軍協助民軍。武昌起義後，清政府連派重軍鎮壓，北洋軍主力在10月底到達孝感、灄口一線，漢口鏖戰正急，10月28日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到達前線。黃興以軍事才能著稱，被任命為戰時總司令。黎元洪派人趕製一面丈二大旗，上書斗大「黃」字，鼓舞士氣。11月3日，閱馬場又搭高台，台正中高懸「戰時總司令黃」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將，將印信、聘狀、令箭等物親手交給黃興。黃興發表演說，表示要「從黎都督與諸同志後，直搗虜廷，恢復神州」，並下台檢閱部隊，然後渡江赴漢陽，設立戰時指揮部。當時北洋軍在漢口、漢陽的總兵力已達三萬，民軍不過數千，敵眾我寡，到11月27日，漢陽全部淪陷，黃興回到武昌。

後人論及漢陽保衛戰的失敗，不少說是由於黎元洪的掣肘，黃興無法全權指揮，當機立斷。其實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黃興的指揮部署，告誡軍民將領要聽從黃興的命令，在戰事中也能與黃興配合。例如11月21日，清軍向漢陽進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軍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漢口諶家磯，然後進擊劉家廟，包抄清軍的後路。11月25日，援鄂湘軍王隆中、甘興典部擅自退出戰場，黎元洪接到黃興的通知後，馬上派人攜帶犒賞物品及現銀到王隆中部，勸其以大局為重，重返前線，後又親自前往規勸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憤慨，當即致電湖南都督譚延闓，要求將王、甘二人明正典刑。漢陽失守，黃興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勸慰，請黃興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險。部分黨人對黃興不滿，要求追究責任，黎元洪勸解說：「你們要責備黃先生，首先要責備我，因為黃先生的總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黃興二字對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們今天對黃先生有不理智行為，會使敵人認為革命黨內部起了分化，長敵人氣焰，滅自己威風，使獨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黃興順利地離開武昌回到了上海。

六、停戰議和，反勸袁世凱倒戈相向

漢陽雖然失守，但全國的革命形勢卻發展迅猛，響應武昌起義、宣佈獨立的省份和地區已達11個，清朝統治處於土崩瓦解之中。無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並答應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開放黨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張。袁世凱帶著這些帶著這些訊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與黎元洪講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斷拒絕。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凱的議和試探包藏禍心，「假托於君主立憲」是歷史上指鹿為馬的趙高和認賊作父的張幫昌的故伎，並利用排滿的民族大義動員袁世凱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歸乎？與吾儕共扶大義，將見四萬兆之人，皆皈依於公心，將來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之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之。」黎元洪拒絕接受「君主立憲」，堅決要求實現民主共和，這是他排滿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現。

後人論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對袁世凱妥協的始作俑者，這其實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軍進逼武漢的時候，《大漢報》主編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義，要求袁世凱順應時勢人心，回師北向，「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黃興到武昌後也致信袁世凱，「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即南北各省，無有不拱手聽命者」。無人能先知先覺，預知袁世凱後來會成為竊國大盜，依當時情勢，勸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袁世凱知道唯有革命黨人存在，清廷才會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價，因此並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精心策劃，派英國駐漢口領事戈飛向武昌方面提議停戰議和。同時為了增加以後議和時的籌碼，命令北洋軍對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勢一度很危急，軍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戰後議和」的方案。

12月9日，雙方正式簽定停戰協定，在全國範圍內，反清民主革命的槍聲靜寂下來。18日，南北議和談判在上海正式開始。25日孫中山自海外歸來，29日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職。1月3日，黎元洪被選舉為副總統。到2月上旬，南北議和達成最後妥協，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府，由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之職；袁世凱則同意公開宣佈贊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終於土崩瓦解，黎元洪也完成了他由清軍將領到民國元勳的重大轉變。歷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蘊涵著必然性，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下面常常隱藏著非戲劇性的客觀規律。我們只要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分析判斷，還是能夠解開黎元洪身上的許多謎團。

應該說，黎元洪在武昌起義後雖然是被迫出任軍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順應了歷史潮流，為武昌起義的勝利發展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他後來在袁世凱「洪憲」帝制的鬧劇中拒受王封、消極抵制；在兩任大總統時能與段祺瑞、曹琨、吳佩孚等軍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鬥爭，也具有維護共和、反對封建獨裁的動機和目的。封建軍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後也做過一些錯事和壞事，但我們不能把他等同於袁世凱、段祺瑞、曹琨、吳佩孚那樣的封建軍閥，還是應該肯定他曾經起到過的歷史作用，做出過的歷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