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右)與畢卡索

 

    1947年，周有光在美國的一家銀行工作，同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一天，他的朋友、當時也在該校做研究的著名經濟學家何廉對他說，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他現在很空閒，你可以去跟他聊聊。

    愛因斯坦早在17歲時就因憎惡軍國主義而放棄了德國國籍，希特勒奪取德國政權(1933年)後，他為了躲避法西斯迫害，接受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數學學院的聘請，做終身學者。愛因斯坦自稱：我無法把自己從我的研究工作上撕下來，我已經被物理學抓得牢不可破了。

    周有光見到愛因斯坦那年，他已68歲，因積極呼籲禁止使用原子彈、謀求世界和諧而成為和藹可親的「崇高老人」。周有光在《百歲口述》中回憶道：「我的印象就是他的為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裡，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

    回國後周有光一直沒有提過與愛因斯坦見面的事情。事實上，周有光是中國為數不多與愛因斯坦面對面說過話的人。他們見過兩次面，聊過兩次天。但有意思的是，這種如此值得炫耀的事情卻被遺忘了50多年，直到晚輩們為周有光整理百歲華誕的賀冊才被「挖掘」出來。

    「小輩們問我，為什麼這麼多年都不講愛因斯坦的事情。我忘掉了。」周有光說，「我們是一般的談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隨便講講。為什麼我會把這個事情忘掉呢？因為談話內容沒有特點。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樣。」

    如果說周有光與愛因斯坦的兩次見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麼同時代的另外兩位中外名人的會面就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他們就是張仃與畢卡索。1956年，張仃在巴黎見到了自小崇拜的畢卡索。張仃生前回憶當時情形：畢卡索剛睡起午覺，穿著短褲、背心從樓上走下來熱情歡迎我們。原以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華，因為他已是最富有的畫家，一張作品值幾十萬美元，沒想到工作室裡除了畫作是新的，幾乎一切陳設全是破舊的，牆上灰跡斑駁，沙發已經露出彈簧。可他好像熟視無睹，牆上、地上到處都是他的畫作。

    第一次見面，張仃將一套水印的《齊白石畫集》作為禮物送給了畢加素。這份禮物給畢卡索很大的震撼，因為在張仃訪問畢卡索之後不久，張大千也去拜訪了畢卡索，畢卡索向張大千展示了自己臨摹齊白石的中國畫習作，說：「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樣的問題似乎依然耐人尋味。不過，歷史顯然讓我們變得寬容，每種緣分都值得珍惜，每種追求都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