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

　　1917年1月4日，對北京大學算得上是起死回生的一天，它幸運地等到了一位深通大學之道的新任校長蔡元培。蔡元培到校後的第一次演說，就忠告說:「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在自由研究中追尋真理，為學問而學問。這便是謙和沉穩的校長給北京大學注入的嶄新理念。蔡元培還提出了辦大學的十六字方針:「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在他聘請的北大教師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許多我們現在依然熟悉的名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劉半農、梁漱溟、黃侃、辜鴻銘等。在當年北大的校園裡面，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和思想激進穿著西裝的新人物之間有和風細雨的研修和探討，更有激烈爭論和衝突。後來成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回憶說：「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時代的重演。」

　　正在英文系讀二年級的大學生袁振英立即感受到了蔡元培校長給學校帶來的新變化。這位二十三歲廣東籍學生接觸到了思想觀點、學術水準與性格大不同的老師們，這其中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胡適，也有守舊派教授的典型辜鴻銘。

　　蔡元培上任的第9天，就聘請安徽懷寧人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月薪300元。袁振英所在的英文系自然也在他的職權範圍。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北京大學成為席捲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狂飆的中心。

　　但這位聲名大著的文科學長一開始卻沒有給袁振英留下好印象。當時的袁振英很懷疑陳獨秀的學術水準，他曾經這樣描述陳獨秀:「聽說曾到過日本，但他讀過什麼書，得過什麼文憑和學位，都沒有人知道，他也沒有什麼專長，只會作些政論罷了。」資料也證明，陳獨秀雖多次東渡日本，只是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早稻田大學等短期學習過，並沒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學校畢業。圍繞一位任課老師的聘用，性情剛烈的袁振英還和陳獨秀髮生了衝突。袁振英晚年詳細描述了事情的原委。當時，陳獨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師剛從日本高等師範畢業，年紀很輕，陳獨秀便任用他來教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的畢業班。這讓學生們感到吃驚與氣憤。袁振英講述了不滿的理由:「我們中國國立北京大學是與日本帝國大學同級；我們中國的國立高等師範也是與日本的高等師範同級。中國高等師範畢業生進入北京大學還要從第一年級起讀；日本高級師範畢業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學也要從第一年級讀起，因為中日兩國常常也會交換教員和學生的。所以陳獨秀任用一個日本高師的畢業生來教我們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班的英文，這簡直是一種國家恥辱。」懷有這樣激烈的情緒，當時是班長的袁振英與後來翻譯《馬克思傳》的副班長李季領著一班學生找到陳獨秀申訴，聲稱假如陳獨秀不趕走那一個教員，學生只有不上課。個性本來倔強的陳獨秀面對血氣方剛的袁振英準備罷課的威脅，也無可奈何，還是順從了學生們的意見。

　　從此，陳獨秀對這位英文優秀、思想激進、性情倔強的袁振英印象深刻，他沒有因此歧視這個學生，反而讓他成了自己主編的《新青年》雜誌投稿人。袁振英甚至自負地說:「學生中亦我一人」。袁振英撰寫的《易卜生傳》，是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上發表的，這是他畢業論文的一部分。題目是胡適建議的。袁振英著手用英文撰寫易卜生傳記。陳獨秀、胡適因為忙於出版「易卜生專號」，再三催促，袁振英匆忙之下只好把翻譯成文言文的一部分內容濃縮成《易卜生傳》登載出來了。此後，易卜生的名字風靡全國，他戲劇中娜拉的形象印在了眾多女性的腦海裡，而「惟天下之最強者，乃能特立獨行」這句話也成為眾多追求獨立思想與人格的年輕人案頭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