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做過慰安婦的老人陳金玉

從保亭縣城到加茂鎮的北懶下村，其實並不很遠，但卻需要走很長的時間。窄窄的小路在椰林裡蛇一樣地扭曲盤繞，還不時有岔道通往椰林深處許多個不知名的村莊。一路打聽著來到北懶下村的時候，已過中午。

在村裡找到陳金玉老人那兩間小屋時，她剛剛從地裡回來，正坐在自家的屋門前，咬著手裡的一顆青澀的果子。陳金玉老人穿著筒裙，赤著腳，在田里時腳面上被籐條拉開了一條口子，口子上貼著一片草葉止血。

陳金玉那兩間低矮小屋前放著自己的棺材，這口棺材是她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陳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說老伴是自己這淒苦一生中最護著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後，剛剛從日軍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陳金玉，經人介紹嫁給了一位當長工的農民，婚後兩人感情一直很好，他們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共同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並養育大了五位兒女。

十多年了，陳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兩間小屋的門前。老人望著棺材說:想起自己經歷過的那麼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著的冤屈，有時就真想早些躺進去。

身旁的棺材，使陳金玉的講述有了更多淒楚的味道。因為沒有油漆，又經十多年的風雨侵蝕，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陳金玉不時地用手去撫摸它:「在這等我10年了，可心裡的屈氣還沒出，我進去也沒法瞑目。」

在日軍佔領海南島後，海南無數婦女即遭到日軍的強姦、有組織的輪姦，甚至被日軍以各種形式毫無人性的姦殺。人類戰爭史上最骯髒、最無恥的軍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島的日軍部隊中普遍實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當日軍慰安婦的年輕婦女，與從韓國、朝鮮、菲律賓、日本誘騙而來的婦女一樣，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軍駐地慰安所裡慘遭蹂躪。

1939年2月14日，日軍侵佔了海南島南部重鎮三亞。同年4月，駐紮在三亞的日軍第六防備隊開始對三亞附近進行掃蕩，同時向籐橋、陵水等沿海地區進犯；4月底，籐橋、陵水先後被日軍佔領，並建立了據點。1940年5月15日凌晨，駐三亞日軍派出多架飛機，對保亭境內進行輪番轟炸、掃射；第二天日軍地面部隊進攻保亭縣城，並佔領了縣城。不久，日軍先後在保亭境內建立了多處據點。

日軍佔領這些地區後，便隨即對這裡豐富的礦產資源進行掠奪式開採，採礦需要大批勞工，日軍除了從其他佔領區整批整批抓來勞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縣及三亞的其他毗鄰地區。他們在這些地區強征大批勞工，並從勞工中挑選出年輕貌美的女性編入日軍「戰地後勤服務隊」，充當日軍的性工具。

當年僅在保亭境內被日軍抓去充當「戰地後勤服務隊」的黎、苗族婦女就有20人。五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婦女大多數已先後病故，至今倖存的已經很少，陳金玉、鄧玉民、伍來春、黃玉鳳、卓天妹即是其中的幾位。

下面是陳金玉、鄧玉民、伍來春、黃玉鳳、卓天妹等講述六十多年前自己怎樣被迫成為日軍性工具的經過。在她們各自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幾位有著不同性格的女性卻有著幾乎相同的受害經歷，在她們的各自講述中，日軍的醜惡嘴臉也有著驚人的相似。她們的講述，鐵一樣地證明了當年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女性進行性迫害的事實。

卓天妹:我們家住在高子村，18歲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那年我母親去世了，三個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裡只有我和父親。當時我父親的歲數實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伍來春:日軍侵佔保亭縣時，我是個17歲的姑娘。我家離縣城只有5公里左右。日軍在縣城建立營房據點時，許多鄉親都外出逃難，我家無處可去，當了順民。當時日軍大量徵集民工開路、架橋，還佔用良田種水稻和煙草。被徵集的民工很多，都住在工棚點裡。男民工大部分劈山開路，少數種水稻、煙草。婦女負責插秧、鋤草、收割或捉煙蟲。我也被征去當勞工。

鄧玉民: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當了日本人的勞工，劈山開路，種煙草和水稻。

陳金玉: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們這裡建據點的時候，我16歲。當時日本人把我抓去當勞工。開始我被派去種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編入了「戰地後勤服務隊」，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戰地後勤服務隊」是幹什麼的，只以為當了服務隊隊員比其他勞工要輕鬆一些。

黃玉鳳:1939年冬，日軍飛機轟炸了保亭縣城，轟炸了加茂鎮。第二年春，日軍地面部隊從籐橋經布巾、芒三侵佔了加茂，並在加茂河南岸建立據點。河的北岸是加茂墟，墟上也駐紮一隊偽軍，離我家毛林村不足一公里。

日軍為了盡早開通籐橋通向保亭縣城的公路，就在當地大量徵集勞工，修路架橋。當時我17歲，常替父母應徵勞工。村裡每輪須派5個勞工，4天換班一次，村小勞力不多，很快又輪到了。

鄧玉民:勞工裡還有其他幾個姑娘，日軍監工看我們幾個年輕姑娘長得好看，就指著我們對翻譯嘰裡咕嚕說了些什麼。當天傍晚，我和幾個姐妹就被翻譯叫了過去，要我們搬到糧食倉庫那邊去往，工作是篩米和裝袋。

伍來春:我當勞工的第7天，記得是1940年5月，那天收工回住地已是黃昏，我洗完澡就到工棚外乘涼。四個像是出來散步的日軍(日軍據點離我們工棚約500米)看見我就指指點點、嘰嘰咕咕。

黃玉鳳:我幹了幾輪勞工，大概過了一個月。一天日軍上曹檢查勞工幹活，發現了我，就向偽軍賴進興瞭解我的情況，當天就指定不讓我回家。我又哭又鬧，死活要回家。日軍通過賴進興威脅說，如果不聽話，皇軍是不會放過我和我的家人的。

陳金玉:進了「戰地後勤服務隊」後，我就被安排去抓煙草蟲。當時天天都有日軍監工在監視著我們。在我當了服務隊隊員後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飯，日本兵來到了我們住的工棚，嘰裡呱啦說了一陣子後，翻譯就對我說:皇軍叫你現在去他的房間，有事找你。當時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著他們去。

卓天妹:日本人把我抓去後，並沒有讓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於祖關的軍部裡。在祖關的軍部裡，我和其他被抓來的姐妹們白天為日本人干各種雜活，晚上被他們糟蹋。

鄧玉民:搬下來第二天，翻譯把我帶到日軍長官住房。那個長官翻譯稱他松木先生，松木說我長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聽不懂他的話，經翻譯對我說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圖，就點點頭表示同意了。

伍來春:我聽不懂他們的話，心裡卻特別害怕，就想趕忙回工棚裡，但他們堵住了我的路。

黃玉鳳:日軍上曹是駐加茂據點的小隊長，我不懂他的名字，只叫曹長。自從他看中我，派我幹的都是輕活。如鋤草、捉煙蟲，較重的工也只是篩米。有六七個姐妹也被挑來跟我一起。

陳金玉:我一進房間，門就被彭的一聲關上了，我當時就被嚇得叫了一聲，結果挨了一個嘴巴子。

卓天妹:被關在這裡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樣，她們也是附近各村被抓來的，年齡都在十七八歲到二十四五歲左右，其中有幾個是黎族姑娘，只有三個是漢族婦女。我當時18歲，長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負。

鄧玉民:當時我剛過16歲，而松木看樣子有40多歲了。那天傍晚，翻譯官又來找我，說松木先生叫我去。雖然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譯官把我帶到松木的房間後，嘰嘰咕咕地說了些什麼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邊，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懷裡，我們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長衣，沒有紐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亂摸亂捏。我很害怕，就拚命地反抗，但沒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強姦了。第一次被強姦，很痛，回來後姐妹們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說出實情。

伍來春:工棚裡的民工誰也不敢得罪日本士兵，我只好轉身向西邊小山上跑，沒跑出多遠就掉進一條壕溝裡，還沒有爬起身，幾個日軍就趕到跳進土溝裡將我抱住，用手比劃著不讓我出聲。他們4人緊靠著我，你摸他捏，摸遍我全身上下。過一會，其中兩個折了些樹枝鋪在溝底，一起動手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樹枝上……

天黑了，我感到下身火辣辣地疼，想爬爬不起來，渾身酸軟的，一直到覺得很冷了才慢慢穿好衣服走回工棚，到了工棚裡，我只是埋頭哭。

黃玉鳳:有一次曹長命令我，晚上陪他去河邊，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反抗。就那天晚上，他在河邊兩隻手抓住我的胸部使勁捏，最後把我按在沙灘上強姦了。自此以後，我就成為曹長的女人了。

陳金玉:日軍比劃著要我脫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撲上來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強姦，我疼得叫起來，日本人就不許我叫，還打我嘴巴。

被強姦後，我很害怕，就趁監工不注意的時候，逃回了家。剛剛逃到家，日本人就跟著也到了我家，他們把我從家裡抓了回來。抓回來後，日本兵把一把軍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軍刀上面彎下腰手腳著地，軍刀的刀尖剛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撐了一會兒，我就感覺撐不住了，但是一撐不住就會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著牙死命地撐。日本人還用棒子在我的腰上打。後來我實在不行了，就向他們求饒，說我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卓天妹:三個月後我被轉移到了另外一個日軍據點，在那裡也被關押了幾個月。這個日軍據點裡有很多年齡很小的姑娘，這些小姑娘一般只有十三四歲，她們受的糟蹋我都不敢看，經常是七八個日軍輪姦她們。這個據點看守很嚴，誰也別想跑出去。日本兵經常喝酒，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然後就來糟蹋人。一天晚上，幾個帶著槍的日本兵，喝得醉醺醺地到我這裡來，其中一個手中拿著長槍的日本兵嘴巴嘰哩哇啦的不知道在喊些什麼，我一點都聽不懂，另外幾個就一齊向我撲過來，他們七手八腳地把我按住，撕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上發瘋般地亂抓亂捏，然後他們就爭搶著強姦我……我被他們折磨了很長很長時間，我全身發抖，冒著冷汗，想哭也哭不出聲來……

鄧玉民:這之後，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間裡去。有時白天，有時晚上。他每月都強迫我服幾粒丸，說是預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幾個姑娘，她們也都和我一樣。

伍來春:第二天，4個日軍又來了，我們正在田里鋤草。其中一個日軍跟監工哇哩哇啦說了一會，又指著我們這些姑娘，說完他們就走了。中午收工回來，監工找我和其他6個年輕姐妹，並告訴我們從下午開始改變我們的工種，任務主要是篩米、裝袋。我們6人被安排住在糧食倉庫旁邊的一間茅屋裡，倉庫很大，裡面堆滿大米和稻穀。我們白天篩米、裝袋，晚上就有三五成群的日軍士兵來我們住處，先動手動腳調戲，然後強姦，完事就走。白天也來找我們，想要誰就把誰拉去。日東公司職員卻很少找我們，要找也只是派工而已。

有時日軍也帶我到據點供他們開心。據點裡日軍很多，有100多人。據點裡有專門供「日本娼」住的房子。

每個月日軍都給我們發預防丸。第一次我服後反應很大，頭暈、想嘔，全身不舒服。此後，每次發預防丸時，當他們面我假裝吞下，其實含在舌底，等他們離開再吐掉。

在糧食倉庫我干了半年。這半年中幾乎天天都有日軍來找，多時三五人，少時一人。其他姐妹的遭遇也同我一樣。

黃玉鳳:翻譯告訴我，沒輪到我的勞工時，白天可以在家，但晚上必須到據點陪小隊長睡覺，天亮才能回家。我們村離據點近，曹長什麼時候需要，都由賴進興通知。加上賴進興為了討好小隊長，認他為乾爹，很多事都由他跑腿。

天氣好的時候，曹長還會帶我到河邊沙灘上做那事，但多半還是在「日本娼」的房子裡。據點裡的「日本娼」房是一間大房子，屋內除一條過道外，分隔成五小間，每小間只有一張木板床。曹長帶我去不固定哪一間。每次在「日本娼」房裡，隔壁同時都有日軍在做那事，都會聽到呻吟聲。

「日本娼」房和日軍宿舍距離有50米，中間有通道。天氣好，又有月亮的夜晚，日本兵也常拉著女人到河邊沙灘上玩弄。

陳金玉:從那以後，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強姦。就連來月經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被放過。實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們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潛水過了河，爬上對岸就跑，結果又被崗樓上的日本哨兵發現了。

鄧玉民:兩個多月後的一天，翻譯官又把我帶到了松木的住處，剛進門，就看到兩個日軍軍官站在裡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間，但那兩個軍官卻把門關上了，我想叫，他們就掌我的嘴巴。這兩個日軍軍官把我輪姦了。

事過不幾天，翻譯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處，我就說不去。翻譯官就說，如果我不去，日軍就會把我殺死，同時還要殺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這樣，我就只好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強姦。松木不僅自己強姦我，他還讓別的日本人輪姦我，我想逃出據點躲到山裡，但又怕被他們抓回來，被他們打死。

伍來春:半年後，他們把我調換到別的房子去住，工作也改為掃地、洗衣服或捉煙蟲。晚上照樣要供日軍玩。

本來當日軍民工，一個月可以輪換一次，但我們這些女孩子不給輪換。自己吃的米還是回家取的，不然要家人送來，換點鹽巴回去。

家中有事，也要保甲長來替，事後必須按時回到據點。日軍侵佔保亭縣城近6年內，我被迫接待過多少日軍，無法說清楚的。

黃玉鳳:真正的日本軍妓每個月用汽車送來一次，每次約十一二人，住了三四天才走。她們個個都長得漂亮，嘴唇紅紅的，穿著長裙子。她們一來，我們這些勞工姑娘就要迴避回家，待她們離開後才被召回據點。

陳金玉:這次被抓回來後，先是一頓毒打，之後被拉到操場上，要我四肢著地，像牛一樣爬，他們用鞭子在後面打。

當時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傷口，雨水一淋鑽心地疼，我沒有爬幾步，就趴在泥水裡，不能動彈了。當時多虧了姐妹們通過翻譯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後，日本人看得更嚴了。

卓天妹:我被日軍抓去關在軍部裡回不了家，有3年時間……沒有人知道，我們當時過的日子不像是人過的日子。

解放後，卓天妹和同村的村民陳文義結婚，婚後生了四個女兒，一個兒子。丈夫陳文義於4年前去世，現在卓天妹和兒子陳道紅一家生活在一起。卓天妹老人的身體較好，現在每天仍在幹活:煮飯、餵豬、到山上去打豬草料。

鄧玉民:1945年8月底，據點裡的日軍官兵、日東公司裡的日本人都有點手忙腳亂的，往外搬運東西，一車車運走。平時被看管得很嚴的勞工，這時沒有人管了，膽大的勞工就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沒人過來問。後來才知道日軍投降了。

我是解放後才嫁人的。

伍來春:1945年，日軍投降後，我才回家，也是建國後才嫁人。

因為大家都說我是「日本娼」，所以每次運動我都被點名，受批判。「文革」期間，我被劃到地、富、反、壞分子行列，隊裡重活都讓我干，還要接受鬥爭，貧下中農集會都不能參加。其他姐妹也不例外，常被批判鬥爭，苦得很。有一個被批得最厲害，後來死了。

黃玉鳳:被徵集到加茂據點修公路、架橋、種煙草的勞工，每一輪有60人左右。男的開路或砍公路兩旁的樹叢雜草、運材料架橋，或是整地種煙草；女的鋤草、篩米。收穫的煙葉曬乾包裝好就運走；日軍運來很多稻穀，由婦女推磨舂成白米，再裝袋運走。煙草、白米往哪裡運，我們是不能知道的。

勞工來自友具、介水、加答、祖建等10多個村莊，每個村四五人，糧食自帶。每輪期滿日軍給每人發2兩食鹽，此外什麼也得不到。那些被日軍指定來服務的姐妹沒有任何報酬。

陳金玉:1945年6月的一天，日本人顯得很慌亂，他們持著槍進進出出的，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我以為逃跑的機會來了，便趁亂、趁天黑溜出了營區，遊過加茂河，逃回了家。可剛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過來，我當時被嚇壞了，想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長家，保長就對我說快往山上跑，到山裡躲起來。我逃的時候，遠遠的都能聽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對保長大聲喊叫。

我在大山裡躲了兩了多月。有一天，家裡人找到我說「啞客」(當年當地人對日本人的稱呼，意思是無法和他說話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從小路摸回家，村裡人都說日軍據點裡已經沒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後，我就嫁了男人。因為當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發的「預防丸」，所以我還能生下孩子。

當時我剛過16歲，而松木看樣子有40多歲了。那天傍晚，翻譯官又來找我，說松木先生叫我去。雖然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