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

李大釗——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北京大學的幾位教師

五四運動的先聲：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前，中國正處於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軍閥勢力利用封建傳統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推崇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藉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嚴酷的現實引發當時先進分子的反思。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由於忽視了思想文化戰線上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嚴重的破壞，因此，為了完成改造社會的歷史使命，必須「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於是，作為五四運動的先導，標誌中國人民新覺醒的新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 （1916年起改名 《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興起，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吳虞、錢玄同、劉半農、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隨後繼起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還有《每週評論》、《晨報》、《京報》等報刊。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陣地。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提倡民主，就是反對封建專制，要求平等自由，爭取實現西方立憲共和制的國家；提倡科學，就是反對迷信和盲從，介紹科學知識，主張以科學的法則來判斷一切。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只有民主和科學才能「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它的倡導者們主張個性解放，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對孔孟學說進行猛烈抨擊。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是一場提倡資本主義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鬥爭，其指導思想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範疇，但是，這場運動畢竟打破了長期禁錮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籠，震動了中國的思想界，啟發了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覺悟，衝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傳統觀念。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未曾有過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在新文化運動中，面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黑暗混亂狀況，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對中國是否適合，堅持不懈地繼續探求救國救民的新出路。正當此時，俄國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有力地證明，不僅發達國家，就是不發達國家，也是可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獲得解放的。它使處於彷徨和苦悶的中國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充分暴露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中，敏銳地認識到世界歷史潮流的深刻變化，開始考慮選擇中國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隨之，在中國開始出現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民族危機的深重和社會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啟蒙和中國先進分子的新探索，這一切表明，一場新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中國的大地上醞釀著，湧動著。它爆發的直接導火線，則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

1919年五四運動中，示威遊行的學生隊伍向趙家樓衝去

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上海罷市聲援北京學生

被捕學生獲釋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巴黎和會的恥辱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派出了陸征祥、王正廷和顧維鈞等5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在全國人民輿論的壓力下，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了幾項合情合理的正當要求：第一，取消外國在中國的某些特權，即廢除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裁退外國郵政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同袁世凱訂立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三，歸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搶佔的德國在山東侵佔的各項權益，將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益直接歸還中國。 但是，操縱巴黎和會的列強以種種荒謬理由拒絕中國提出的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正義要求，原先被德國在山東強佔的領土、鐵路、礦山及其他一切特權，都歸日本繼承。

火燒趙家樓事件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群情激憤，久積在中國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學校園一片沸騰，北大、高師、工專、法政等校學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禮堂，討論如何拯救祖國、挽回主權等問題。會上作出四條決定：一、聯合各界一致鬥爭；二、急電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堅持拒簽和約；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舉行示威遊行；四、定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大專學校3000多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呼「還我青島」、「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懲辦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簽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這時任交通總長）、陸宗輿（簽訂「二十一條」時任駐日公使，這時任幣制局總裁）和章宗祥（這時任駐日公使）。學生們的遊行隊伍由廣場出發，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使館區走去。在東交民巷西口，遊行隊伍受到中國巡捕阻攔，遊行隊伍從東交民巷向北，來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憤怒的學生們高喊罰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口號，衝入曹宅。

學生們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點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動武裝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32人（其中有北大學生20名）。為抗議反動政府的鎮壓和營救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從5月5日起進行總罷課。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罷市、罷工以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在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學生全部獲釋。5月9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同情學生而被迫辭職出走。北京學生強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職員也同學生一起參加鬥爭。19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再次總罷課。

愛國運動遍及全國

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濟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長沙、武漢、廣州等大中城市的學生，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廣大海外華僑，都積極展開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運動。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提交「緊急照會」，威脅北京政府，要它加緊鎮壓學生運動。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更加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北京學生從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頭演講，遭軍警鎮壓。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學生被捕。但是，學生們並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增加到5000餘人。 

北京政府對學生愛國行動的野蠻鎮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4日，上海學聯得知消息後，立即通電全國，呼籲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北京學生。在工人階級的帶動下，上海實現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鬥爭局面。隨之，全國興起罷工風潮。滬寧、滬杭、京漢、京奉等鐵路和漢口、長沙、蕪湖、南京、濟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紛紛罷工。商人罷市也遍及各地城鎮。五四愛國運動已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範圍，發展成為以工人為主力、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愛國運動。

 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於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10日，罷免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這是五四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拒絕和約問題還沒有解決，鬥爭仍在繼續。 

6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出通電，抗議北京政府的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意願，企圖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北京學聯立即號召學生投入拒簽和約的鬥爭。18日，山東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進京請願。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紛紛響應。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也強烈要求拒絕簽約。直到27日晚，陸征祥的住處仍被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商人所包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巴黎和會在28日舉行的和約簽字儀式。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鬥爭目標基本得到實現。

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愛國運動促進了中國人民新的覺醒。先進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國家命運，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敗黑暗的社會現狀難於忍受，他們以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為己任，積極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五四運動後，各地青年紛紛成立社團，傳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僅五四運動後的一年中，就出現400多種。在各種學說競起爭嗚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

由於巴黎和會打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由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在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思想界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逐漸懷疑以至否定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而嚮往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現時和將來的人類共同的思想」。五四運動後，《新中國》、《每週評論》、《晨報副刊》、《國民》等刊物開始刊登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編輯刊物，撰寫文章，組織社團，初步接觸工人群眾，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經過比較，鑒別、爭辯，馬克思主義以其縝密的科學性和革命精神贏得日益增多的先進分子的信仰，中國一代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逐步成長起來。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束縛人們的思想，相反，正是學習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廣闊的範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獲得了解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它在同中國實際結合中的不斷發展，成為五四以來科學、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佈以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運動時期的進步社團

在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風起雲湧的五四時期，全國各地湧現出一批進步社團。這些由當時先進青年組織的團體積極研究和傳播新思潮，探索社會的改造，開展愛國活動，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的發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五四時期，人數較多、影響較大的社團有：

新民學會

新民學會：它是五四時期出現較早的一個社團，其成員雖都是湖南青年，但影響遠遠超出了湖南省界。1918年4月14日成立時，基本會員有21人，1920年底發展到70餘人。毛澤東、蔡和森是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成員還包括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學會初建時，「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當選為學會幹事的毛澤東力爭把它建成一個革命團體，主張不出風頭，腳踏實地，多做實際工作。在他努力下，新民學會成了湖南革命運動的核心，在五四運動、驅張運動（驅逐軍閥張敬堯）以及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在滬會員會議，討論確定學會的態度是「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同年7月，旅居法國的會員在蒙塔爾集會，議定學會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現分歧和爭論：以蔡和森為首的革命派主張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改良派則反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張「溫和的革命」。毛澤東12月1日去信，對蔡和森等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1921年1月，在長沙的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重申學會方針應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認為最宜採用「繳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毛澤東還和蔡和森通過書信來住，為創建共產黨做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在他們的影響下，不少會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後，新民學會便逐漸停止了活動。

中華全國學聯總會成立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一些不滿現狀、主張社會改造的青年組成。昔日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義大利」的歷史令他們嚮往，全心全意立志在東方創造一個「少年中國」。1918年6月30日發起籌備，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發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陳愚生、曾琦、雷寶菁、張夢九。王光祈是學會初期的主要負責人。這個學會存在達六年之久，先後入學會的有120多人。總會設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設有分會，國內許多省份都有它的會員。在國外，旅居法國的會員最多。學會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星期日》。會員思想比較龐雜，隨著革命發展，內部分化日趨嚴重。學會中的左翼，有李大釗、高君宇、黃日葵、惲代英、毛澤東、張聞天、趙世炎、沈澤民等，他們都主張共產主義；中間派的代表人物是當時傾向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王光祈；右翼則是後來國家主義派的骨幹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1925年五卅運動興起後，學會中的左右兩派已勢同水火，互不相容，少年中國學會便無形中解散，停止了活動。

新文化運動中的新聞活動

國民社：1918年5月，廣大中國留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後，曾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團。5月21日，北京兩千多名學生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取消中日軍事協定。這次請願雖無結果，但學生們卻組織了起來，成立了學生救國會。當年暑假，救國會代表許德珩等南下聯絡，得到了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學生的積極支持，最後成立了全國性的學生救國會。為便於開展活動，救國會成員於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國民社，1919年1月創刊《國民》雜誌。國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等的支持，團結了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會員近200名，其中許多人都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中的骨幹和組織領導者。

魯迅的"斷髮照"

新潮社：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團，主要發起人是傅斯年、羅家倫。該社1918年1月19日開始成立，1919年元旦創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學會。成立時會員21人，1919年底發展到37人。《新潮》創刊後，協助《新青年》大力鼓吹「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提倡個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宣傳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內曾重印三次，可見其當時的影響是不小的。但是這個刊物也存在著嚴重的改良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傾向，對民族文化遺產完全採取虛無主義態度。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分化，傅斯年、羅家倫等跟著胡適進一步向右轉。「五四」後不久，傅、羅先後出國留學，新潮社便漸漸地銷聲匿跡了。

 

1917年胡適回國後任北大教授，提倡白話文與文學革命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也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會團，主要發起人是鄧中夏、廖書倉等。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落後，是因為人們的知識缺乏，教育不普及，「想要改革社會，自然要從灌輸人民知識上入手」，而「中國勞動階級的人，識字的不多，所以現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講演了」。顯然，講演團當時是想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它於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結束活動，會同曾發展到六七十人。開始，他們在城市街頭不定期講演，繼而利用官立講演所定期講演，1920年春假後又開始到通州、豐台、長辛店等地工廠農村講演。講演內容，起初主要是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提倡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反對封建的家族制度等；五四運動興起後，講演內容和政治鬥爭緊密結合，進行反日愛國宣傳。這個社團的成份雖然也比較複雜，但其他領導機構一直掌握在左翼青年手裡。鄧中夏長期擔任該團的編輯幹事和部務幹事，負責實際領導工作。北京大學早期的共產黨人大都是這個講演團的成員。鄧中夏等後來去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開展工人運動，就是利用講演團的名義。

覺悟社：在五四愛國運動中，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是分開的，隨著鬥爭的深入，學生運動中的骨幹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統一的組織。於是，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誕生了。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社團還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們對外廢除姓名，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如周恩來抓到五號，代號就是「伍豪」；鄧穎超抓到一號，代號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只出了一期。其中的《覺悟的宣言》等，是由周恩來撰寫的。不久，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便轉入了地下。

此外，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武漢的互助社、利群書社、北京工讀互助團等，在五四時期也都比較著名，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