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權力值」是我杜撰出來表示官員權力之大小的一個詞。我們知道，權力關係就是一種等級關係，權力體系就是一個等級結構，權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權力無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桿稱，一個官員掌握多大的權力值，很難衡量。

古人發明的品秩，不妨視之是一套標注權力值的符號系統。一般而言，官越大，品秩越高，比如依明代官制，知縣（相當於縣長）是正七品官，知府（相當於市長）是正四品官，布政使（相當於副省長）是從二品官，六部尚書（相當於中央政府部長）是正二品官。假設我們將七品官的權力值定為五十，每提高半品，權力值相應增加十，那麼，我們可以計算出，四品官的權力值是一百一十，從二品官是一百四十，正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一品大員則是一百七十。由此我們可以畫出一條箭頭向上的權力值曲線，品秩越高，權力值越大。

不過，有時候品秩也未必與權力值成正比，比如明代廢宰相之後，相權實際上掌握在內閣大學士之手，但終明一代，內閣大學士只是五品官。清代將大學士的官階提至一品，但相權已轉移到軍機處大臣，大學士的權力反而大不如前朝了。

官員的俸祿也可以看做是權力值的計量符號。因為官員俸祿之多少，依官階之高低而定，大官的工資多一點，小官的工資少一點。比如在清代，七品官的年俸是四十五兩白銀，四品官是一百零五兩，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五兩，一品大員則是一百八十兩。這條工資曲線與上面的權力值曲線大致上是重合的。當然我們不能說，清代的一品大員，其手中權力只值一百八十兩銀子。官員收入遠不止這個數目。清代自雍正朝開始，在正俸之外另發養廉銀，一二品大員每年的養廉銀有一兩萬兩，七品小官每年也有幾百、上千兩。所謂養廉銀，依我看來，就是向官員贖買「腐敗權」的費用，所以，養廉銀數額之多少，通常也暗合官員權力值之大小。

但是，用俸祿（含養廉銀）來衡量權力值也會有失漏，比如未列入正式國家編製的差役、胥吏，這些人不領俸祿，但這絕不表示他們的權力等於零，晚清名臣郭嵩燾說，「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可見清代胥吏勢力之盛。胥吏、差役好歹還算是公職人員，像官員的私人隨從，連非正式公職人員也談不上，但他們實際上也攥取了部分權力。他們的權力，不是來自皇帝的授權與制度的安排，而是由私人之間的請托、假借或竊取而來。

不管是品秩還是俸祿，如果用來測量權力值，都容易漏掉那些無名分、非正式的權力。明代內閣大學士秩輕而權重，但大學士的正式身份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名分上並無領袖群僚、把持朝政的權力，所謂的「相權」是名不正言不順的。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非正式權力，我稱之為「隱權力」。清代的胥吏、師爺、長隨，所攥取的通常也是隱權力。我們知道，一個官員的實際權力，等於正式權力加上隱權力，品秩與俸祿所標示的只是正式權力，隱權力則是無法通過品秩或者俸祿體現出來的。

那麼，能不能找到一個不會遺漏隱權力、可以反映實際權力值的「測量工具」？我覺得，一個官員的實際權力值大致可以用他的收入來表示。這裡的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如正俸、養廉銀，也包括那些灰色收入，如各種陋規、稅收提留，還包括官場上的黑色收入，即賄賂款、貪污款、勒索款等。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贖買權力的「贖金」構成了官員的大部分收入。養廉銀是國家財政支付的「贖金」，陋規是請托者支付的「贖金」，勒索款則是直接由民脂民膏支付的「贖金」。權力值越大，「贖金」就越高。當然，這個說法只對「千里做官只為財」的官員有效（像海瑞這樣的清官，顯然是無法用其收入來測量權力值的），也忽略了官缺的肥瘦對於官員收入的影響。不過，用權力「贖金」的概念，可以將一個人的隱權力標注出來。

二

清代衙門的長隨（即官員私人僱用的家丁、奴僕，如跟班、門子者流），是典型的隱權力集團。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借鬼吏之口說：「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其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此處的「官之僕隸」，就是指長隨。長隨出身卑賤而把持權柄，無官之責而有官之權，這種非制度化的權力就是一種隱權力。

長隨的隱權力可以有多大呢？古人早已列了一條算式：「宰相門子七品官」，就是說，給宰相看門的家奴，其權力不亞於七品朝廷命官，儘管任何擺在檯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會規定「××衙門的長隨＝×品官」。當然，隱權力是因人而異的，用品秩來劃一加注，未必準確。考慮到長隨弄權無非是為了中飽私囊（正式編制內的官員，可能還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類的抱負），因此，長隨的權力值也直接表現為「私囊」的飽漲度，所謂「以權謀私」，「權」與「私」是成正比例關係的。

晚清筆記《清代之竹頭木屑》（作者佚名）收錄了一則《甲乙二商》，說的正是長隨竊權柄以謀私利的事，對我們分析長隨的權力值很有啟示。我先將這則官場軼事轉述出來：

有甲乙二人，在漢口做小生意，二人相要好，但生性都很狡猾。一日二人商量：「我們辛辛苦苦，沒賺到多少錢，不如捐個官做做，或許有發財之望。」甲說：「我們各捐一官，財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你出資助我。」乙覺得有道理。兩人出資湊得三千兩銀子，大約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問自己可以謀個什麼差事，甲說：「你不懂書算，不如當一個門子？」乙在市井中，曾經出入衙門公館，對官爺的僕人視若帝天，能夠做門子，已經很滿足，所以欣然答應了。甲遂捐了一個候補巡檢，至廣東候缺。但甲自捐官後，待乙頗傲慢無禮，乙很是不滿：咱們是合夥人，你以為真是主僕嗎？但捐官的錢已交給甲，不能就此罷休。於是悉心交結同類諸前輩，請教蒙蔽把持之法。不到二年，甲得補五斗司巡檢，乙隨他赴任。五斗司為粵東巡檢首缺，乙沒花幾天功夫就與地方的痞棍混熟了，凡巡檢應得款項，多為乙所截取，且多方營奸利，甚至偽造甲手書，向富人訛索，甲均不知情。六年期滿，甲陞官去任，偶然見乙腰囊甚富，大為奇怪，追問不放，乙雖遮遮掩掩，卻隱然有得意之色。甲知有異，乃乘人靜時請乙過來，說盡好話，始知乙數年所斂之財，已倍於甲。甲得悉後甚為悔恨：早知道，他來當官我來當門子好了。

在清代，巡檢是知縣或知州的屬官，設有司署獨立辦公，執掌緝捕盜賊、盤查奸偽之職，從九品，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是個芝麻大的小官。但捐這個從九品小官要花三千兩銀子，按晚清糧價折算，相當於今天五十萬元，而清代的九品官，一年的俸祿（含養廉銀）也就幾百兩銀子，看起來收益似乎抵不上成本。但甲乙二商合股捐官，本就存「發財之望」，豈會做虧本生意？可見巡檢的實際權力值，遠遠超過正式俸祿所顯示的區區幾百兩銀子，也不止是三千兩股本的數目。

甲商是這次捐官的大股東，所以得了官位；乙是小股東，當了門子。門子，又稱司閽、門政、門丁等，類似於現在機關單位傳達室的看門老頭，但細究起來，以前的門子，地位其實不如今天的看門老頭，因為現在機關單位的門政一般都列入正式編製了，而以前的門子，只是官員的私人奴僕而已，屬於「賤民」之列。那麼，一個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權力呢？在上面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門子乙比巡檢甲更擅以權謀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乙生性狡詐、熟諳蒙蔽把持之法，其實深究之，他的斂聚全然得益於巡檢司署門政的半公共身份，得益於他與巡檢大人的特殊個人關係。倘若不是把持官衙門權、與掌權者關係親密，任你貪念再熾、手段再高，也未必有搞腐敗的「福分」。

我們需要先瞭解一下官衙門政在權力鏈條中的關鍵地位。以前的官員深居簡出，辦公之公堂與生活起居之內宅同在衙門之內，日常公務的處理，還有官場上的人情往來與某些隱秘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門內進行，這個衙門入得入不得，就看門子有沒有刁難你。如果門子有意刁難，他有許多法子讓你吃閉門羹，比如不給通報、謊稱老爺外出或不見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見，小鬼難纏」。「小鬼」指的就是門子，「難纏」則顯示了門子的權力的能量。門子還負有傳宣長官命令、傳遞公文進出、召集吏役升堂等職責。可以這麼說，門子雖是下人，卻把據著權力系統的出入口；雖無公職，但半邊身子伸入了公共領域。難怪時人說「門權最重」。

門權當然可以換錢，給門子送上「門包」就是對門權的贖買。在清代，送「門包」已經成為官場慣例，這也說明門子的權力已獲得官場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認。清人張集馨所著之《道鹹宦海聞見錄》記錄有一事：張氏初任福建布政使時，前往拜見總督慶瑞，因為「門包」的銀子欠平六分，竟被督府的門子立時擲出，只好令家人再加一錢送去。現在機關大院的看門老頭恐怕難以想像從前門政大爺的威風了，因為如今官場上的許多交易都可以在酒店裡、高爾夫球場乃至情婦的別墅裡完成，辦公室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門子所具有的隱權力轉移到司機、秘書身上去了。

門政在權力鏈條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尋常，擔此「要職」者，自然非掌權者之心腹親信莫屬，就如現在的領導揀司機、秘書，必選自己的嫡系。與掌權者的密切關係，無疑讓門子的權柄更重，因為關係網絡正是隱權力的重要來源，離關係網絡的權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請托到權力。一隻站在老虎背後的狐狸，足以讓百獸惶惶。晚清封疆大吏官文任湖廣總督時，人稱總督府有「三大」，什麼是「三大」？就是妾大、庖丁（即廚子）大、門丁大。原來官文的庖丁乃官文座師、御前重臣肅順所薦，所以驕橫跋扈，連官文也奈何不得；而官文的小妾則自恃受寵，也能左右政事，當時湖北巡撫胡林翼為籠絡官文，走的就是這姨太太的後門；至於門丁，自然是官文親信，又把據門權要害，也是屬員們得罪不起的人物。

《清代之竹頭木屑》收錄的這則《甲乙二商》，不知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其事，不過，這類「門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場上其實並不乏其例。據光緒年間進士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記載：「旗人做官必聽門政指揮；其發財亦賴門政。即罷官歸來，所有傢俬統歸門政掌握。門政吞剝富於主人。」門政之所以能富於主人，全賴於這樣一種畸形的權力結構：官員聽門政指揮，門子等於成了官員權力的非正式經紀人。

三

「甲乙二商」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我繼續將後半部分的故事轉述出來：

且說甲升補他缺後，因為攤上一個清水衙門，很快將之前撈來的銀子花得七七八八，暗想這非長久之計，所以找乙商量：「咱合資捐個知縣當當如何？」乙意欲與甲互易主僕之分，甲知其心意，主動提議：「這回你來當知縣，我呢，願供執鞭之役，捐官的錢則你出七成我出三成。」乙心想我歷練了這麼多年，別人可不易欺我，且當官的威風自己還未曾嘗得，當然巴不得如此。於是乙換了名字，至京報捐知縣，次年當上了四川萬縣的知縣。甲則稱病辭官，成了乙的長隨。萬縣是個肥缺，乙甚得意，時常對甲吆三喝四。甲稍有所欺蔽，皆為乙發覺，甚是悵憾。想不當這鳥差事吧，則捐官的銀子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後來甲發憤鑽研欺蔽之術，又向諸老輩虛心請教，不數月盡得其術，造詣甚至在乙之上。甲浸漁冒濫，無所不至，乙均不能覺察。久之，乙見甲服飾稍奢，很是奇怪，細為查察，始知甲已積至十餘萬金。這日，乙置了酒席招待甲，與他講和：以後公見，仍行主僕之禮；私見則仍為友朋。至於撈來的銀子，無論多少，一概平分，以示公道。不到四五年，兩人均分得三十餘萬兩銀子。而甲因以前私營之故，獨多得十餘萬。二人深知官場險惡，見好就收，棄官從商，合股做起了食鹽生意。每提及從前互相欺蔽之事，二人都覺得笑樂，還感歎道：「要是當初咱都當長隨，只怕現在更富得流油了，那些官爺人前威風八面，殊不知其實被長隨牽著鼻子走。」

清代的州縣長官，一般都需要僱用數個至數十個長隨，除了前面提到的門子，還有「稿簽」（相當於辦公室主任）、「跟班」（相當於秘書）、「錢漕」（負責稅收）、「管監」（看管監獄）等，縣官之所以要重用長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正式的公共組織無法支撐權力系統的正常運作，縣官不能不倚重自己的私人班底。雖然縣級權力系統中設有正式編制內的佐貳官，如縣丞、主簿、典史等，還有大量編制外的吏役，但這些人不值得信任，反而需要用長隨來監控他們。這種「假私濟公」的結果，就是造就一個「假公濟私」的隱權力集團，讓長隨坐大。「假公濟私」是一個公共權力被用於私利的過程，從前一個過程轉入後一個過程，只是半步之遙。所以要禁止長隨竊權謀私，難乎其難，饒是知縣乙歷練多年、經驗老到，還是被長隨甲蒙蔽，最後只得與甲講和，共享權力「贖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長隨甲因之前私營，又比知縣乙多撈了十餘萬兩銀子。

需要指出的是，長隨獲利多於主人，倒不能說明長隨的權力大於縣官，而是反映了，權力系統的公共權威極容易被接近權力中心的內部人截獲。權力運行的科層化程度越低，權力被竊取或假借的機會就越大。而且，我覺得《清代之竹頭木屑》的記載可能有點誇大其事，一個縣衙的長隨，四五年時間竟然撈了四十多萬兩銀子，折合人民幣六七千萬元，這個數字太嚇人了。

不過，長隨事實上的收入即使沒有甲商這般驚人，但如果假借、竊取的權力足夠大，「贖金」確是非常可觀的，晚清學者馮桂芬曾估算，在江蘇的一個縣，一個管稅收的長隨，可以從漕糧徵收中貪污上萬兩銀子。看來一個縣衙長隨的最大權力值，至少也值上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也有受窮的長隨，據瞿同祖先生的研究，「長隨的經濟地位千差萬別，大部分人都很貧窮，但有一些卻相當地富有」。我覺得，這是因為隱權力是因人而異的，假借不到隱權力的長隨，收入自然寥寥可數。

順便再來看看知縣的權力值。如果按清代的正式年俸加養廉銀計算，也不過是一千多兩銀子。顯然，這嚴重地低估了知縣的實際權力值。我在民國學者蔣夢麟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一個比較真實的參考值。蔣夢麟說：「以我的故鄉余姚縣而論，就我所能記憶的，沒有一個知縣在我們的縣裡任職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縣如果當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萬元叮噹作響的銀洋。」十萬元銀洋，相當於七八萬兩白銀，平均每年即有二三萬兩的收入。這個遠遠高於縣官正式俸祿的權力值，還可以從晚清筆記上得到驗證。據《清稗類鈔》記錄，山陰人蔣淵如與四名朋友合資捐官，蔣當了知縣，友人則分別充任師爺與長隨，五個人舞文弄法，狼狽為奸，每年斂取不義之財多達二十多萬兩銀子，平均下來，每人也可分贓三四萬兩。

官場上的灰色收入與黑色收入分配，反映了一種更接近真實的權力分佈。即使我們計入肥缺與瘦缺的差異性因素，官員收入的數目字仍能比較周全地體現官員的實際權力值，因為官員的實際權力，等於正式權力加上隱權力，能染指肥缺之人，通常也是隱權力資源比較豐厚者。一個長年在清水衙門不得寸進之人，我們基本上可以判斷他的隱權力資源著實可憐；而且，官員要搜刮地皮而不被查參，也離不開隱權力系統的庇護，「朝內有人好做官」嘛。只有在現代憲政的框架下，官員的權力分配與薪水設定實現制度化，隱權力機制難以起作用，權力不被贖買，腐敗甚少發生，那麼，以收入數字來測量權力值，才變得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