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9日晚8時，北京城突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爆炸聲、哭喊聲，宛如暴風驟雨匯成一片，混亂到了極點。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深夜，人們才得知是北洋陸軍第三鎮以索餉為名發動了兵變。

為了保證兵變的萬無一失，袁世凱加緊了對北洋軍的秘密操練。關於這場兵變，坊間還流傳著一種說法—兵變原是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逼袁世凱稱帝。不料驚嚇到專使，竟而成就袁氏不離開北方老巢的初衷。

次日，兵變像瘟疫一樣蔓延到了保定和天津地區。駐保定的北洋陸軍第二鎮突然起兵，將城門燒燬後，到處劫掠縱火，附近的州縣均未倖免，城內百姓紛紛出逃，兵燹造成的損失難以估計。第三日，北京的2000名亂兵陸續潛入天津，開始肆無忌憚地砸搶各商行，擄掠細軟錢財。到晚上，他們又夥同地方匪霸，邊搶邊燒，把天津的變亂推到了高潮。

對於這次兵變，不僅時人為亂象所惑，事後的有關記載也多未指明其複雜的背景。好像兵變只是一個偶發事件，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然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時任第三鎮參謀官楊雨辰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一語道破天機。他說：「這場兵變是有預謀、有組織而發動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數日前就蓄謀製造的亂局。」無獨有偶，關於這次兵變，袁氏內閣南北議和的全權代表、後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唐紹儀也以其親身所歷印證了此乃預謀之舉。他回憶道：「當時兵變發生，南方代表束手無策，促予黎明訪袁。予在門側，袁則當門而坐。曹錕(時任北洋軍第三鎮師長)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請一安，曰：『報告大總統，昨夜奉大總統密令，兵變之事，已辦到矣。』側身見予，亦請一安。袁曰：『胡說，滾出去！』予始知大總統下令之謠不誣。」由此可見，這場兵變的總導演應是袁世凱。那麼，他為何要設下此計，其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政治動因呢？

這要從中華民國之肇始說起。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建都何處，一直是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當時，孫中山強調「惟臨時政府地點，仍須設立南京。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好作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歷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後革故鼎新，當有一番佳境。」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遠離北洋勢力的控制範圍，使其鞭長莫及。因為孫中山事先有言，在袁世凱說服清帝退位後，他便辭去臨時大總統而由其繼之。故建都南京之舉，意在使袁世凱離開其根深蒂固的巢穴，將其置於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作為約束以他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勢力的一種有效辦法。孫中山在向臨時參議院提出的辭職咨文中，提出三項條件，其中就包括「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新總統須親到南京受任」和「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想以此作為保衛辛亥革命成果的最後一道防線。根據以上建議，南京參議院經過兩次辯論，通過了設臨時政府於南京的決議案。

袁世凱一向擁兵自重，當然不願意離開其北洋軍閥勢力盤踞的北方而南下，早在南北議和期間，他便已向唐紹儀交底：「惟政府地點，決不可移易。」但政治上已掌握主動的袁世凱，表面上卻在致孫中山電中表示：「凱之私願，始終以國利民福為目的。當茲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敢不勉盡公僕義務。」既表白自己當以國是為重，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佈署」而不能立即啟程，意在拖延抵制。

孫中山仍舊堅持原議，在舉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後，他親自致電請袁南下就職。袁世凱當然不願棄北而南，早在南北議和期間，他就向唐紹儀交底：「惟政府地點，決不可移易。」2月16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正式表態拒絕南下，其列的理由大致是這樣的：「北方軍民，尚多分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走，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環集，大局益危」並公然要挾「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孫中山把「爭都」問題看作是嚴重的政治鬥爭，在復電中不但多次敦促袁世凱南下就職，而且一再堅持「以新總理接事為解職期」重申了在南京建都與就職的必要性，作為他向袁世凱讓位的原則和條件。

南京臨時政府也沒有改變決議，仍然按照既定的決定，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迎袁專使，偕同宋教仁、汪精衛等八位歡迎員前往北京「專迎大駕」，敦請袁南下，造成一種讓袁世凱騎虎難下的態勢。

蔡元培一行於2月27日抵達北京，當日下午會見了袁世凱，並遞交了臨時參議院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之通告和孫中山致袁手書，申明袁氏南下就職之必要，強調：「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為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較，機關為主體，而個人為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輕違法理，有以個人凌躐機關之行動，則涉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 南京方面的態度和舉措使袁世凱已處於政治鬥爭的被動境地。然而，袁世凱在這個關乎北洋根基的重大問題上是不會讓步的。在革命黨人強大的政治攻勢和眾目睽睽之下，他既要做強者，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便又施展其政治「機智」， 與數日前強硬的態度截然相反，此時的袁世凱一臉誠懇之色，表示甚願即時南行。2月29日，袁世凱舉行茶話會為專使團接風，蔡元培即席講話說：「大總統必須南行，以聯絡南北感情，藉巡視軍民近狀，以資融洽。」袁滿口答應，表示「俟軍事、民政及新政府佈置妥定後，即行南來」。他還與專使團討論了南下路線，先到武漢，再去南京，彷彿啟程在即。一時，專使代表團對袁的南下許諾深信不疑，感覺成行是指日可待。

事實上，袁世凱的這番「誠意」，不過是做給專使團看的。此刻，他心中多有盤算：如再冰冷地拒絕南下，不僅輿論對他不利，更主要的是擔心明確表示拒絕後，若是孫中山真的不解職，或參議院另有擁戴，反而落得個雞飛蛋打。所以在這關鍵時刻，他不能去冒無謂的風險，說歸說，做歸做，口惠而實不至，他人又能奈何？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袁世凱接任。當時著名的媒體《時報》還專門開設了「號外」，對這一幾乎影響了中國近代史某個時段發展方向的事件進行了詳細地報道。

但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深知，即便自己是一隻猛虎，然一旦南下，陷入革命黨人重圍，便只有「虎落平陽」的份了。他的權力依托在北方，這裡是他的發跡之地和經營許久的地盤，一旦失去，「毛將焉附」？所以他絕不能離開這老巢。袁世凱的精明之處就在於，他不是一味的硬扛，而是劍走偏鋒，一方面造成一種「捨我其誰」的政治態勢；一方面讓南方革命黨人無話可說，給世人也有個交代：不是他不願南下，實在是不得以而為之。

南方專使代表顯然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儘管革命黨人對這位清朝權臣的為人深為知之，但還是寄予一定希冀，甚至抱有幻想。可他們哪裡知曉，袁世凱陽奉陰違，嘴上雖無半句不願南下之語，暗自卻打著固守老巢的主意。

於是，他一面盛禮歡迎專使，極盡忽悠之能事，一面又打出北洋軍這張嫡系底牌來，於是，一系列「兵變」迅即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相繼發生，造成北方形勢異常緊張。

袁世凱以「調度軍隊」「應付外交」為口實，表示「赴任之舉，暫難辦到」。袁世凱的親信、後來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秉承袁意對專使們振振有詞：「現在全國倡行革命，人心動盪，北方秩序很難維持，像目前這種情形，如果不能及時地調度、彈壓，確保地方的安謐，就很容易引起外國對我國用兵的禍事，這一點是應該切實注意的。」一時間，「袁總統尚未離北京，已經鬧成這個樣子，若真離去，恐釀大亂」之語，成了人們的口頭禪。袁世凱的這一套騙嚇伎倆果然奏效，讓蔡元培等專使相信：如果袁世凱真的南下，那北方政局就難以控制。

袁世凱一面向南京臨時政府作出解釋，「安撫」專使團，一面又操縱輿論，謂北方大亂，商民愈不欲其南行，「函電吁留，日數千起」。支持袁世凱的輿論一時甚囂塵上，連南方各省也紛紛附和妥協，副總統黎元洪也通電全國表態：「捨南京不至亂，捨北京必至亡。」

接下來的局勢使蔡元培也不免受到蒙蔽，他於3月2日向南京政府電告：「培等睹此情形，集議以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余盡可遷就，以定大局北京兵變，擾及津、保。連日袁君內撫各處軍民，外應各國駐使，恢復秩序，鎮定人心，其不能遽離北京，不特北聲呼籲，即南方聞之，亦當具有同情。」要求參議院迅即同意「確定臨時政府之地點為北京」和「袁不必南行」之要求。

情勢急轉之下，一部分革命黨人也受到迷惑，他們難辨亂源，反而對孫中山迫袁南下的主張發生動搖，甚至認為是他的失當，處於被動的孫中山只得作出讓步。3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議，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孫中山煞費苦心設計的緊箍咒，就這樣被袁世凱略施小計給解除了。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如願以償，在血與火中實現了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