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名臣曾國藩為何五次自殺？
曾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父親曾麟書是塾師，參加鄉試到第三次、近50歲才考取秀才，常被歷史學家拿來與洪秀全的四次不第對比，有「一對寶」之笑柄，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科考。
國藩自科舉出身，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試「同進士出身」，成為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得意門生，入翰林任庶吉士，之後曾敘任各部侍郎。
1853年因喪母而丁憂在籍，正值朝廷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經郭嵩燾力勸，接替已被朝廷屬意派任鎮壓太平軍的林則徐；曾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倣傚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軍；作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裝，湘軍為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作戰的主力之一。曾國藩用刑苛酷，稱「亂世當用重典」，史稱「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1858年5月，湘軍攻佔九江，氣勢頗盛；1860年，湘軍圍安慶；1864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7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候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8月，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
1870年，曾國藩被清朝命令處理「天津教案」，此時他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曾國藩發佈《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以致後來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他自己也承認：「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曾國藩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曾國藩比較善於運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都與他有密切關係。李鴻章等稱呼他為老師。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拚命著書」。
蔣介石一生推崇曾國藩
30年代，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等地舉辦「中央訓練團」，親自從《曾文正公全集》中輯錄出《曾國藩剿捻實錄》，分發給廣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級將領「格外用心研究」。
蔣介石帶兵最大的法寶就是給將士以「重賞」和「重賜」，這完全師法於曾國藩「精神＋銀子」的練兵用兵手段。
在家庭教育上，蔣介石同曾國藩如出一轍。他在給蔣經國、蔣緯國兄弟的信中，從衣食住行，作文寫字，到閱讀功課，均有詳細嚴格的要求。
蔣經國在《我所受的庭訓》一文中說：「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
曾國藩五次自殺行為考論
（澳門大學歷史系，馬光）
一、對曾國藩自殺史實的考證及後人對之的看法
欲論述一事，必先考證其事之真實性。關於曾國藩自殺[1]的記載多見於以下史料。
曾國藩在靖港兵敗後，曾寫了一個遺摺，在遺摺中他說道：「為臣力已竭，謹以身殉……臣愧憤之至，不特不能肅清下遊江面，而且在本省屢次喪師失律，獲罪甚重，無以對我君父。謹北向九叩首，恭摺闕廷，即於△△日殉難」[2]。這是他提到的自己準備自殺的史料。
曾國藩的另一個幕僚王定安在其書《求闕齋弟子記》中記載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靖港之敗時提到：「師潰，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乃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 」[7]。書中記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九江之役時提到：「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皆失。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8]。在他的另一本書《湘軍記》中他記載四月初二日靖港之敗時提到：「（曾國藩）親率戰艇四十，陸勇八百，水急風駛，須臾追賊壘。戰不利，水師驟返，為賊乘。陸軍與團丁亦潰，奪浮橋走。國藩不能止，發憤投水，左右負之出，乃回省城整兵」[9]。
王闓運在其書《湘軍志》中提到四月初二日的靖港之敗中提到：「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 『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10]。
後人編著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有如下記載：「四月初二日，靖港戰敗，曾國藩自咎調度無方，投水三次，幕客親兵力救乃免」[13]；「十二月，水師破湖口賊卡，……事極危急。曾國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復欲投水。幕客親兵強掖渡江，夜入羅澤南軍中」[14]。
《清稗類鈔》對曾國藩自殺一事亦有記載：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文正終以事不可為，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其弟靖毅公貞干市櫬，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15]。
綜合整理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共有五次自殺。前三次都是發生在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靖港兵敗之後，投水自殺，被其幕僚發現救起；第三次是回到長沙妙高峰之後，寫下遺囑，吩咐後事，準備於次日自殺，後來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陸兩軍大獲全勝之後遂打消自殺的念頭。後兩次發生在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是在湘軍水師被太平軍襲擊，曾國藩座船被太平軍掠去，文卷冊牘俱失之後，曾國藩又要投水自殺，被左右救起；第五次是在逃到羅澤南陸軍營後，曾國藩又草遺疏千餘言準備策馬赴敵以死。幸被羅澤南、劉蓉等阻止才免一死。
那麼，被梁啟超譽為「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16]的「湖南騾子」曾國藩，為何屢次要自殺呢？對此，筆者見識淺陋，迄今未見有專門的論述。關於曾國藩的自殺，多散見於通史、專門史等著作中。
對於前三次的自殺原因，後人有以下四種看法：
1、 羞愧與憤怒自殺說；[17]
2、 情急自殺說；[18]
3、 驚嚇過度自殺說；[19]
4、 對前途絕望自殺說。[20]
對於後兩次的自殺原因，後人有以下兩種看法：
1、 驚嚇過度自殺說；[21]
2、 裝腔作勢自殺說；[22]
以上學者對於曾國藩自殺的原因分析不無道理，但是這些分析語焉不詳，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式的表面敘述，或是只考慮到了原因的一方面未能對之進行深入分析而失之偏頗。筆者通過對曾國藩的奏稿、書信、其幕僚的記述等史料的綜合考查，結合前人的觀點，試著來分析他的自殺原因。
二、曾國藩前三次自殺原因分析
曾國藩的前三次自殺是在同一天，時間間隔很短，其行為也是處於同樣的原因，故放在一起來分析。通過對史料的分析，筆者認為曾國藩前三次的自殺並非一時的衝動，而是與他在這之前的一系列遭遇緊密相聯的。
首先是來自清政府方面的猜忌和防範。咸豐初年，太平軍興，革命形勢勢如破竹。而清政府卻「時承平久，文恬而武嬉，驟聞大亂，愕眙失措」[23]，八旗軍和綠營兵早已腐敗墮落，不堪一擊，慌亂中的清政府不得不從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起委派辦理團練大臣數十人在各地興辦團練。[24]曾國藩也被命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幫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防剿」。[25] 尚在丁憂期間的曾國藩經不住郭嵩燾「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絰從戎，古制也」[26]的勸說，遂變計決心籌辦湘軍。但是清政府實施團練政策時卻是異常的「小心謹慎和猶豫不決」[27]，根本原因就是它對地方武裝獨立軍事活動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為了防止它們變成騷動或叛亂的力量，清政府對之自然是要嚴加防範和控制了。[28]
咸豐帝在命曾國藩幫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時，僅授之以「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關防，後又多次更換，以致曾國藩「前後所奉援鄂、援皖，籌備船炮，肅清江面諸諭，皆系接奉廷寄，未經明奉諭旨，外間時有譏議……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為偽造」[29]。
湘潭之役後，曾國藩在上請獎敘湘潭之勝的立功將士的同時，自己則另備一個奏折，痛陳錯誤，自劾請罪。「臣奉命會剿，尚未出境，即有此挫，皆由臣調度乖方所致。深負鴻慈委任，慚憾憂鬱，莫可名言。謹據實直陳，請旨將臣交部治罪，以昭大戒，不勝悚惶之至」[30]。不料咸豐帝並不領他的情，如此答覆他：「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責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31]最後竟然革去他原來的侍郎職位，責令曾國藩戴罪剿匪。
非但如此，清政府在一些小事上也對之不依不饒。曾國藩曾於咸豐四年二月奏請敕將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鄉賢祠，不料此事又惹怒了清廷，曾國藩因此又被議革職，改為降二級調用。[32]曾國藩為朝廷拚死拚活，結果因為這一件小事竟然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其心又怎不痛？
其次，曾國藩在籌建湘軍初期時真可謂篳路藍縷，慘淡經營，經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難。由於清廷不敢給之以大權、實權，曾國藩「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33]。地方官僚和綠營兵乘機對他進行刁難和排擠，致使曾國藩「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34]。在籌建訓練湘軍初期，綠營兵長沙副將清德與提督鮑起豹便聯合起來向湘軍挑釁，對之進行了百般刁難。[35] 曾國藩雖說是奉咸豐帝之命來幫辦團練的，但是地方上的官員多將曾國藩視為客官，並不重視他。「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36]。四處碰壁的曾國藩「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37]，他的兵勇動輒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38] 其次，在籌餉一事上曾國藩也可謂費盡了周折。「餉之巨者，丁漕關稅，而職在軍旅，不敢越俎以代謀；餉之細者，勸捐抽釐，而身為客官，州縣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終難見信」[39]；「籌餉之事……州縣故為阻撓」[40]；「臣系幫辦團練之人，各處之兵勇既不能受調遣，外省之餉項亦恐不願供應。」[41]
在這種「謗怨沸騰，萬口嘲譏」[42]的困境中，從募兵、艱難籌餉到購置武器、艱苦訓練，曾國藩無不傾注一腔心血。曾國藩「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43]。「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練團殺賊。無尺寸之土地，無涓滴之餉源。…… 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訓誡，則不能戰。困苦難堪之中，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練成勁旅」[44]。曾國藩之所以如此苦心經營，就是想藉機「圖此一舉」[45]，想借團練來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鋪路。
三、曾國藩後兩次自殺原因分析
時隔八個月之久，曾國藩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又要自殺了。那麼這兩次的自殺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筆者認為這兩次自殺前的遭遇與前三次自殺前的處境有諸多相同之處，其自殺的誘因有相似之處。
靖港之役曾國藩慘敗回到長沙後，倍受世人的鄙夷、侮辱和嘲笑，他的湘軍的命運也岌岌可危。曾國藩「為通省官紳所鄙夷」[54]。對於他的自殺一事，「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55]，「官紳之間，亦有譏彈者」[56]。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機告發曾國藩的慘敗情形，請駱秉章罷黜湘軍。[57]
不僅地方上不全力支持曾國藩，而且清政府也對之繼續防範。當咸豐四年八月曾國藩攻克武昌，捷報至京，咸豐帝聞之龍顏大悅，禁不住高興地對軍機大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當即就要賞他二品頂戴，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不料，祁雋藻[60]奏道：「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這一句話使咸豐帝想起其先祖遺訓，他聽後默然變色良久。咸豐帝當即就收回了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的成命，改賞他為「兵部侍郎」銜，令其整師東下。[61]此後的六七年間清政府再也沒有授予曾國藩以總督或巡撫大權。非但如此，他還在曾國藩辭謝署理湖北巡撫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心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62]可憐當時曾國藩正處於丁母憂期間，唯恐「外得罪於名教，內見譏於宗族」[63]，便照例辭謝奏疏。不想奏疏未到，申斥詔諭又到，立功非但得不到賞賜，反又遭到嚴厲的申斥，曾國藩心裡的痛楚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說以上是導致曾國藩自殺的潛伏的誘因的話，那麼軍事上的失敗則是導致曾國藩自殺的直接原因。咸豐四年十二月，在湖口之役中，曾國藩部輕率冒進，水師輕便戰船孤軍深入鄱陽湖，與江內大船相分離。石達開見狀立即命令將湖口牢牢關鎖，使湘軍水師內外的聯繫中斷，繼而用小划船圍攻大船。「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棹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64]，「被焚大戰船九號，小者數號，雜色坐船三十餘號……百餘輕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陽內河 」[65]，隨後太平軍乘勝繼續攻打湘軍。二十五日夜間，曾國藩座船被圍攻，他身邊的幾個幕僚被殺，曾國藩急忙逃到羅澤南的軍營中避難，這才算躲過了一劫，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家書、奏章等文案全被繳獲。是役，兵亡將潰，水師盡覆，坐船被俘，船沒糧失，損失慘重……[66]
見此情景，想到朝廷的猜忌防範，想到官僚士紳的譏笑嘲諷，曾國藩怎又不悲觀失望、痛不欲生！無怪乎他這次又要自殺了。
四、小結
自己苦心經營、對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兵敗師毀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朝廷對他的猜忌、防範，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和官紳們的處處刁難、嫉妒，時人的挖苦、譏諷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難當？一系列的挫折和打擊給曾國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難以承受。當鬱積在心頭的這些不順之事積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們就爆發了，從而使曾國藩倍感絕望，遂產生了自殺的念頭。當時的曾國藩顯然沒有足夠的承受如此巨大壓力的心理能力，但後來隨著他閱歷的豐富和磨練的增多，曾國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漸強，以後面對類似的情況他也就能坦然面對了，最終成就了一番事業。曾國藩後來回憶他的人生歷程時這樣說到：「吾初起兵，遇攻危，則有死心。自吾去祁門，而後乃知徒死無益，而苛生之可以圖後功也」[67]。由此可見他的心理確實是經歷了一番大的變化，明白這一點對於我們分析和理解他當時的五次自殺和他以後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中的「自殺」概念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S226;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的定義「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並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自殺未遂也是這種意義上的行動」而來。本文中的「自殺」概念包含有實際的自殺行動、自殺未遂和自殺的念頭的產生等意義。定義見於[法]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頁。
[2] 曾國藩：《靖港敗潰後未發之遺摺遺片》，《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咸豐四年四月，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39—140頁。
[3] 章壽麟等撰，長沙章氏輯：《銅官感舊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4] 「余」指李元度。
[5]《銅官感舊集》，第14--15頁。
[6]《銅官感舊集》，第16頁。
[7]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四，《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輯，第318頁。
[8]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四，第359頁。
[9] 王定安：《湘軍記》，《湘軍史專刊之二》，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版，第15頁。
[10] 王闓運：《湘軍志》，《湘軍史專刊之一》，第24頁。
[11]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湘軍史料叢刊》，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1頁。關於《曾國藩年譜》（原名《曾文正公年譜》）的作者，王澧華先生認為其實際作者並非黎庶昌，而是曹耀湘。見《<曾文正公年譜>筆者考辨》，原載於《歷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12]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56頁。
[13] 李瀚章：《湖廣總督請建祠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大連：大連圖書供應書社1935年版，第28頁。
[14] 同上。
[15]《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清]徐珂編：《清稗類鈔&S226;戰事類》，北京：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
[16]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S226;曾文正公嘉言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3頁。
[17] 「羞怒交加，投水尋死，被隨從救起」，見李侃等著：《中國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59頁；「曾國藩損兵折將，愧恨交加，投水尋死」，見苑書義、陳振江、邱遠猷等編：《中國近代史新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頁；「水陸大敗後，曾羞憤之極，痛不欲生，於靖港對岸的銅官渚準備投水自盡」，見崔之清等著：《天國悲歌：太平天國興亡實錄》，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曾國藩羞憤交加，投水自殺」，見白壽彝總主編，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卷2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2頁。
[18] 「曾國藩急得跳水尋死，被隨從撈起」，見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編著：《中國近代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頁。
[19] 「曾國藩自率湘軍水師攻靖港，大敗，嚇得欲投水自殺」，見徐鳳晨、趙矢元主編：《中國近代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頁。
[20] 「他以為前途失望了，兩次投水尋死，被隨眾撈起」，見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頁；「曾國藩走投無路，再次投水尋死」，見白壽彝總主編，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卷20，第1322頁。
[21] 「曾駭極又欲投水尋死，被部下勸阻未果」，見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上），第111頁；「曾國藩驚駭至極，再次投水尋死，又被其嘍囉撈起」，苑書義、陳振江、邱遠猷等編：《中國近代史新編》（上），第282頁。
[22]「 曾國藩羞愧極了，裝腔作勢要策馬赴敵尋死」，見羅爾剛：《湘軍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9頁；「曾國藩慌忙乘小舟逃入羅澤南營得免，羞憤不能見人，於是又裝模作樣要自殺」，見華崗著：《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6頁。
[23] 郭振墉：《湘軍志平議&S226;敘》，《湘軍史專刊之一》，第181頁。
[24] 《寄諭徐廣縉等確奏岳州漢陽失守及敵營分竄等請並著羅繞典赴襄陽防堵曾國藩幫辦湖南團練》，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四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頁；《諭內閣著各督撫傳令在籍紳士幫辦團練被脅窮民准予自新立功者奏明恩賞》，咸豐二年十二月二日（剿捕擋），同前書，第180—181頁；《諭內閣著在京各部院官員各摔各省在籍紳士辦理團練如辦有成效即由該督撫奏請獎勵》，咸豐三年正月三十日（剿捕擋），同前書，第646—647頁。朝廷先後任命的四十三位幫辦團練人員名單可參見羅爾剛先生的《湘軍兵志》，第 15—16頁。
[25] 《寄諭徐廣縉等確奏岳州漢陽失守及敵營分竄等請並著羅繞典赴襄陽防堵曾國藩幫辦湖南團練》，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四冊），第173—174頁。
[26] 趙爾巽、柯劭忞等撰：《清史稿》卷四百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908頁。亦見於郭振墉：《湘軍志平議》第225頁，「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始具疏辭，嵩燾力勸之，遂應詔以出。其疏已具，未上也。」
[27] [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頁。
[28] [美]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50—153頁。
[29]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65頁。
[30] 曾國藩：《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摺》，咸豐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122頁。
[31] 張輝主編：《曾國藩之謎》，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頁。
[32] 「公在衡州時，原任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捐助軍餉銀二萬兩，公因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奉旨改為降二級調用。」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40頁。
[33]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865頁。
[34]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摺》，《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頁。
[35] 詳見王定安：《湘軍記》，第13頁；王闓運：《湘軍志》，第21—22頁；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28頁。
[36]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摺》，《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頁。
[37] 曾國藩：《與澄沅季書》，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鍾叔河彙編：《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38] 「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境況更有令人難堪者」，見《與諸弟書》，咸豐四年十一月月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153頁。
[39] 何璟：《江蘇巡撫查明事跡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23頁。
[40] 曾國藩：《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頁。
[41] 曾國藩：《瀝陳現辦情形摺》，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89頁。
[42] 曾國藩：《與諸弟書》，咸豐四年十一月月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153頁。
[43] 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頁。
[44] 何璟：《江蘇巡撫查明事跡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22—23頁。
[45] 曾國藩：《報東征起程日期摺》，咸豐四年二月二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99頁。
[46] 曾國藩：《鄒國彪陣亡請恤片》，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122頁。
[47] 曾國藩：《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摺》，咸豐三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122頁。
[48] 曾國藩：《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133頁。
[49] 同上。
[50] 王闓運：《湘軍志》，第24頁。
[51] 曾國藩：《靖港敗潰後未發之遺摺遺片》，咸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140頁。
[52] 「公所造大船，經岳州之損，靖港之敗，去其大半」，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43頁。
[53] 「及聞捷至，乃不死」，《銅官感舊集》第3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清]徐珂編：《清稗類鈔&S226;戰事類》。
[54] 曾國藩：《與沅弟書》，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第363頁。
[55] 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48頁。
[56]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41頁。
[57] 據王定安:《湘軍記》,第15頁。
[58] 「太后亦泣，詢歷年行軍，餉從何出。對以臣兄國藩就地籌餉」，王定安撰：《清曾忠襄公國荃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79頁。
[59] 曾國藩：《參奏江西巡撫陳啟邁摺》，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469頁。
[60] 薛福成原文中如此記是「某公」，並未明說是祁雋藻。範文瀾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引用了這一條材料，並直書祁雋藻；朱東安先生在其《促使咸豐皇帝收回曾國藩署理鄂撫成命者並非祁雋藻》中並不贊同這個觀點。「某公」具體指誰尚待考證。
[61] 這件事情的記載原文可參見薛福成寫的《書宰相有無學識》一文，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252頁。
[62]《謝恩仍辭署鄂撫摺》之朱批，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257頁。
[63] 曾國藩：《謝恩仍辭署鄂撫摺》，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256頁。
[64] 曾國藩：《水師三勝兩挫外江老營被襲文案全失自請嚴處摺》，咸豐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曾國藩全集&S226;奏稿》，第377頁。
[65] 同上。
[66] 此次戰役的具體情況可參見曾國藩奏稿《水師三勝兩挫外江老營被襲文案全失自請嚴處摺》。
[67] 王定安：《湘軍記》，第8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