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澎出訪東德

龔澎——新中國外交部第一任新聞司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傑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幹，她的人格魅力不僅為她的同事所欽佩，也令無數對手所折服，周恩來說：「沒有人能夠代替她。」

這本《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作者喬松都以一個女兒的獨特視角和摯切情感，為讀者展示了喬冠華與龔澎的革命傳奇人生和三十年風雨同舟的動人情感，讀來催人淚下。

母親在山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這裡，她將要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佈來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消息。此時周恩來同志已經開始著手培養我們黨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外事組的同事們以邏輯嚴密、真實可信的發言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立場和觀點。

1941至1942年間，日軍飛機不停地在重慶上空轟炸，曾家巖50號的部分樓房也被炸壞了，母親與部分工作人員臨時搬到了紅巖村。為了開展外聯工作，母親每天冒著酷暑從郊區步行數里，先在化龍橋坐馬車到上清寺,然後再換乘公交車趕往鬧市區。那時，她經常身穿一件簡樸而合身的旗袍，隨身的手包裡放滿了來自解放區最新的廣播稿副本，她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當時南方局可以經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來自抗日前線的戰地新聞，母親和同事們總是即時將有關內容編寫翻譯成英文，然後編印為若幹份材料，並將它們很快分送到外國記者手中。

為了及時將《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局勢的講話翻譯成英文，母親承擔了大量的筆譯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機上翻譯成英文的。母親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譯好每一次談話,校準每一份稿件。後來上級專門抽調了兩位同志負責編譯對外宣傳的英文小冊子。最初他們出的是油印本，後來改進為鉛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慶已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各種力量的聚合地。這裡設有四十多個國家的外交代表機構，此外還有各種國際性反法西斯組織與十多個中外文化協會。據1943年10月底重慶官方統計，常駐渝的外籍人士達1192人，其中英國人329名、美國人168名、蘇聯人163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商業、外交等各個領域。

駐重慶的上百名外國記者來自合眾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聯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國際新聞社、北美聯合通訊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等著名國際新聞通訊機構；美國《時代》、《生活》、《讀者文摘》、《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每月郵報》、《每日快報》、《泰晤士報》，《雪梨晨報》，《巴黎晚報》，《莫斯科世界新聞》等著名報刊在重慶都派駐有記者。

兩路口的記者站實際是國民政府為外國記者辦的新聞招待所。舊址原有的磚樓成為國民黨國際宣傳處的辦公室，操場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簡易房，裡面居住著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他們來自美、英、法等國各大新聞媒體，左、中、右各派勢力都有。這是一批極為活躍的人群。

記者們以俱樂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戰時消息和發佈當日的重要新聞，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信息搶先發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國人起床時間比較晚的習慣，他們的新聞活動大都選擇在午後進行。在記者站裡可以遇到各方熟人，還能結識新的朋友，母親的到來和她所發佈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矚目與歡迎。尤其是她帶來的那些已經翻譯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載的內容引起了外國記者的極大興趣。

駐重慶的西方記者每天都在跟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展開鬥爭，他們對國民黨當局封鎖新聞消息和獨家專政的做法極為不滿，自然更加關注來自反對黨方面的消息與報告。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是抗戰期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針。來到山城後，母親陸續結交了幾乎所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美聯社、法新社還是各國大報刊的記者她都認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母親還與在外國新聞機構中的中國僱員廣交朋友，從他們那裡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後來有些記者時常主動代母親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支持。

母親認為，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就要瞭解他們在想什麼，是如何看待問題的，要做到隨時準備與他們打交道。當時美聯社的記者是個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親並沒有疏遠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紹中共的政策和事實真相，後來這個記者發回的稿子儘管態度不怎麼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內容仍是引自母親提供的資料。

記者站也是許多國民黨特務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常混雜在其中盯梢監視進步人士。中統特務更有陰險的一套，他們不但分區搜集情報，還會蓄意製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這裡隨時都會遭到綁架和不測。鬥爭是嚴酷的。

可這些並沒有嚇倒母親，在朋友和同事們的眼裡，她既是一個熱情善良的女記者，又是一個頑強不屈的勇士。母親大膽機敏地周旋在各國記者中間,不管遇到什麼樣的難題，她總會化險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發佈出去。「橫下一條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後怕虎！」這是她的口頭禪。

母親臨危不懼、忠誠事業的精神和她從事外交的才智贏得了外國記者的欽佩，他們稱她是消息非常靈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發言人」，一些朋友主動幫助她傳送消息。母親也與許多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們也時常在週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先生潛心研究中國問題幾十年，是西方最具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國國務院文化司對華關係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經過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見，他見到了母親。他曾回憶說：

「沒幾天後，就有一位聰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開始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佈員的輝煌歷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時，已是環球新聞界一個出類拔萃的婦女了）」，「龔澎對那些沒有家室之累的、主張採取有力行動的國外記者所產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於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這個充斥著隨聲附和者的趨炎附勢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而在野黨的改良主張暴露了執政黨的罪惡。」

母親答應定期來訪並輔導費正清先生學習中文會話。費正清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巖50號拜訪母親的經歷：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們那位信奉共產主義的女朋友龔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論小冊子，裡面共產黨扮演了痛斥國民黨的高貴角色。此書印刷精美，紙張潔白，真是鬼神莫測，他們竟能搞出這麼漂亮的小冊子，其中一半已經由她譯成英文。當遞給我這些書時，這位非常令人欽佩的傳教士解釋道，國民黨機關認為她散發了過多的宣傳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對她進行綁架，因此，她不能過多離開這個庇護所。我向她保證，她的追隨者馬上就會訂出一種護送制度……由於史迪威將軍的一位隨從武官來接她去吃午飯，我便離開了這位年輕小姐所在的老鼠橫行的堡壘。」

這位來自哈佛的中國通在其日記中這樣評價母親：

「龔澎的性格裡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產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瀰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她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國民黨種種罪行的訴狀———暗殺、鉗制輿論、搗毀印刷廠、捏造罪證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監獄，不准遊行示威，取消罷工權等等。當斥責國民黨拒絕給予自由權，而共產黨也同樣拒絕給予時，龔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場上，顯出純粹的正直了。她知道雙方的內情，因為她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

龔澎的魅力傾倒了美國大使館和外國記者招待所裡不少年輕人,她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徵」。費正清在給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發現龔澎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產生一種馴服功能。布魯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樣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熱情，別的記者更不用說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因她的魅力而發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律克·薩瓦萊德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利浦·司普勞斯則是暗自表示傾慕之情。英國大使館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這樣，還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點是，她具有像你一樣的善於同人交談的品質。」

自然,在這樣一位受歡迎的女記者周圍，浪漫的插曲會悄然響起。當時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對母親極有好感，儘管他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卻一往情深地暗戀著母親。他沒有任何非分的舉動，卻總是默默地出現在媽媽經常出現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親一如既往地對待每一個朋友。很多年之後，幾位老記者還得意地講起這段浪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