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從一個刊物上看到一篇關於保護故宮的文章，文中轉述了一個傳聞，說「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見是拆除故宮去修馬路」。文章還說，為了保護故宮，陸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諫，敢於『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見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的」。

在北京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如何體現古都的風貌，如何滿足人們工作、生活的需要，如何在搞城市現代化的同時，盡可能科學地保留歷史的遺存，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中，曾有過很多的經驗和教訓，甚至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對歷史問題的回顧和反思，應當建立在基本符合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歷史的分析，特別是在涉及「故宮存廢」這樣國內外矚目的大問題上，更應當用充分的事實作依據來評點前人。

戰亂中誰保護了故宮

北京紫禁城，今稱故宮，是明、清兩代的皇宮，是我國現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築群。從明朝永樂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之後，到1911年，有24個皇帝在此臨朝統治。

辛亥革命後，按照《清室優待條件》，1912年故宮前朝被闢為古物陳列所。清朝廢帝溥儀等在內廷生活期間，故宮內的設施也有不少的損壞，最明顯的就是各宮門的門檻都被溥儀鋸掉，以方便其騎單車玩耍。宮內所藏寶物，更有許多被盜被毀。軍閥混戰期間，還有過飛機在故宮投彈的事情發生。１1924年11月，溥儀被馮玉祥國民軍逐出故宮後，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到解放前夕，由於長期無人修理，故宮內雜草叢生，房倒屋漏，有的牆上和屋上竟長出了四五十年的老樹。

對於故宮的歷史和藝術價值，毛澤東是早有認識的。還在1936年，在陝北的窯洞裡，他就對斯諾敘述過他年輕時對故宮的印象和感觸：「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２在這古牆之下，護城河邊，毛澤東和楊開慧開始了青春的戀情。這種心緒一直沒有更改，1949年1月，在平津戰役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的電報中，專門就保護北平文化古跡問題作出指示，命令：「積極準備攻城。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畫，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你們務必使各縱隊首長明瞭，並確守這一點。讓敵人去佔據這些文化機關，但是我們不要攻擊它，我們將其他廣大城區佔領之後，對於佔據這些文化機關的敵人再用談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繳械。即使佔領北平延長許多時間，也要耐心地這樣做。為此，你們對於城區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調查，要使每一部隊的首長完全明瞭，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做一項紀律去執行。為此，你們必須召集各攻城部隊的首長開會，給以精確的指示。為此，你們指揮所要和每一個攻城部隊均有準確的電話聯繫。戰鬥中每一個進展均須放在你們的指揮和監督之下。」３同時，林、羅在討伐蔣軍罪行時，亦指出他們「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斬伐風景林木，拆毀古跡材料」，敦促傅作義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保證不破壞文化古跡。４在解放軍重重包圍平津守敵的同時，解放軍有關人員還找到位於城郊清華大學的梁思成家中，請他在地圖上標出北平城內外及準備南下途中的重要文物古跡所在，並把這份有標記的地圖發至各部隊以為遵循。這件事深深地打動和影響著梁思成及其他愛國知識分子，這份示意圖上的標注，也成為以後國家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選擇的目標。

在幾百萬大軍刀戈相向的戰爭環境下，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保護文物古跡的正確方針，使故宮建築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壞。

解放初期誰保護了故宮

入城之前，1948年12月21日，北平軍管會便成立了由錢俊瑞、陳微明（沙可夫）、馬彥祥、李伯釗、艾青、光未然、尹達、徐邁進、張宗麟、范長江、侯俊巖等11人為委員的文化接管委員會。1949年2月4日，又增加田漢、胡愈之、吳晗、楚圖南、翦伯贊、周建人、安娥等7人為委員，錢俊瑞為主任，陳微明為副主任。接管故宮便是文管會經手的一項工作。５按照接管的原則，解放軍應立即對舊機構下的物資進行清點接收。但北平文管會實事求是地提出：「貯藏文物較多之機關，如故宮博物院與北平圖書館，其清點工作確甚重要，但如無足夠人手或不可能有切實負責常駐該機關之代表，切不可部分點收，最好是安頓他們，仍責成他們負完全責任，加以保護。」６

與此同時，在經濟十分拮据的情況下，1949年5、6月，由人民政府出資對故宮慶壽堂進行了修繕，這是北平解放後對故宮的第一項修繕工程。為清運故宮內自清末就存留下來的垃圾，清除雜草，經多時日，至1952年底清理工作結束時，故宮內共清運出垃圾和渣土達25萬立方米。

解放後，在馬衡院長的主持下，經過調查，故宮制定了古建築的維修和保護計畫。由於人民政府專款支持，故宮古建築的修繕一直沒有停止過，其中較大的工程有1955年對端門的修繕；1956年對西北角樓的修繕；從1956年起，陸續為故宮高大建築物設計並安裝了防雷裝置；1957年對武英殿進行修繕；1959年做太和門及前三殿的油飾彩畫工程；1960年進行東北角樓的修繕工程；1963年做午門正樓的修繕工程等等。據統計，從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宮的大小維修工程達100多項，更大面積的古建築保養工作也在同時進行。為了保證古建築維護的施工質量，故宮還組建了專門的施工隊伍，成立了修建處和建築研究室，確定了「全面規劃，逐步實施」，「著重保養，重點修繕」，「近期計畫和長遠規劃結合」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針。

1961年3月，故宮成為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躍進」中誰保護了故宮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高指標、浮誇風和瞎指揮為特徵的「大躍進」，不僅給經濟工作帶來巨大的破壞和浪費，也給故宮的利用和保護帶來了危機。

在各行各業都搞「大革命，大革新，大放衛星」的氛圍中，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了一個對故宮「進行革命性改造」的報告。報告對故宮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過去由於清規戒律的限制，不准動原狀，不准用燈光，各次陳列遷就主要宮殿，分散零亂，多而不精，參觀極不便利。而且對封建落後的陳跡不能大力剷除，保留得過多。房屋及環境的清除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脫出殘敗零亂的現狀。庫房雖然積極清除了一百多萬件非文物，但尚遠不徹底。」需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後』的現狀，根本改變故宮博物院的面貌」。

報告隨後提出兩個改革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將紫禁城內前後兩部分劃分為二，後半部分從乾清門後由故宮博物院辦陳列，前半部分交園林局建設成為公園。這樣博物院的陳列成一線，可以大大精幹，在紫禁城東西後部開闢兩個便門後，故宮可以四通八達，參觀便利。」

「第二個方案，是按第一方案多保留從太和門起三大殿及兩廡中間主要宮殿，此外交園林局管理。這樣主要的宮殿建築還是作博物館陳列，可照顧各方面的意見，參觀亦便利。綠化部分大部交園林局，博物院更可集中精力辦好博物館事業。但這個方案工程比較大，三大殿兩廡及乾清宮兩廡要安裝燈光，三大殿一帶房屋都需油飾彩畫。」

報告就有關布展內容提出：「根據周揚同志的指示，故宮博物院性質為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博物館，方針是古為今用。」同時設想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如陳列展覽貫徹寧精毋雜，陳列集中；清除封建落後的陳跡；口頭講解與文字說明開始大清理，清除封建落後的影響；多開一些東西交通便門，增辟休息地點；庫房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處理非文物，撥出重複文物；對故宮的宮殿建築擬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築，以70%以上的面積園林化等等。７無疑，這個報告是「大躍進」狂熱時期的產物，和畝產萬斤糧一樣是所謂「思想大解放」、「放衛星」的結果，是頭腦極度狂熱的表現。那時不僅經濟部門出現不顧客觀現實、違背常識的笑話，文化、教育、科學界也不乏其例。在這種背景下，故宮這時提出「大革命」的改造方案也就不足為奇了。

好在這種「躍進」的狂潮很快就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質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很快發覺「大躍進」中的錯誤。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連續召開多次中央會議，努力糾「左」。此時，中宣部對北京市文化局有關故宮的請示報告有了回音。1959年6月22日上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說：

「好事常常辦成壞事，主觀上想辦好事，結果並不完全是這樣。……故宮改革方案文件的精神要整個考慮一下。北京的城牆要拆，因為它影響幾百萬人的交通問題。但是，故宮是另外一種問題。」「我們對故宮應採取謹慎的方針，原狀不應該輕易動，改了的還應恢復一部分。……故宮的性質，主要應該表現宮廷生活，附帶可搞些古代文化藝術的陳列，以保持宮廷史跡。」「講解說明要實事求是地講清這些史跡即可，少說一些標語口號。」「關於房子改造問題，小房、小牆可以拆一些，但要謹慎。馬路可以寬一些，這是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為了機動車進去。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後，古色古香。搞綠化是需要的，如果闢為公園不好管理，綠化一下即可。故宮前半部，可以不交園林局，綠化由故宮統一搞。搞故宮的目的就是為了保留一個落後的地方，對觀眾進行教育，這就是古為今用，這點不適用於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故宮的方針，第一條是保持宮廷史跡，使人能詳細地、具體地瞭解宮廷生活；第二條才是古代文化藝術的陳列。」８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此之前，6月19日，他請人向會議轉述了自己的意見：「關於故宮博物院的性質，我認為宮廷史跡陳列仍是主要內容之一，因此，有些陳列品應該保留的，還是要保留；有些陳設必須保持原狀的，還是要保持原狀，不要隨便拆除。好讓人民看看過去皇帝是怎樣生活的，……劃出一部分面積開闢公園是好的，但要注意與故宮相協調，盡量保持一些古典的民族的風格，不要弄得不三不四。」９

在聽取了各方面意見之後，特別是大的形勢有所改觀之後，故宮博物院黨委又於1959年10月12日寫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冷靜多了。報告稱：

「市委文化部並報市委：

根據中央宣傳部會議指示精神及市委意見，我們對故宮博物院的方針任務問題擬定了一個方案（草案），現報請審查，是否有當，請示。」

方案明確：

「紫禁城範圍內的建築必須加以保護，保持古建築的原有面貌。修繕以復原為原則，保持原有風格。對於與建築正體無關之後添的附加建築物，如小牆小屋等，必要拆除時，也須採取慎重的態度。建築周圍的空隙地區除清除積土、平整地面等工作外，要在保持古典的、民族形式的、並與宮殿建築相協調的原則下，進行園林風景的點綴，成為觀眾的休息場所。」

「故宮是我國現存最輝煌、最完整的古建築群，它是重要的歷史建築文物，因此故宮博物院對這座建築物的保護維修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故宮有九千間左右的宮殿，必須有計畫的進行保護維修，現經勘查研究，將保護原則及範圍擬議如下：（1）主要宮殿、配殿、廡殿、樓閣及城垣、河道、地面都完全保護它的完整和原有風格，進行維修時，在原來外觀形式、結構作法以及裝飾藝術等方面都力求保持原制原樣不予改變。（2）附屬於主要殿座的小院群房，在原則上也都保存保護，只是在規劃上與第一類建築有先後緩急之分，這類建築有的早已坍塌無從恢復的則不再恢復，但有的基礎尚存，在歷史上有恢復重建價值的考慮進行恢復，這種房屋不多，我們意見有景棋閣後一處小院需要恢復（珍妃幽禁時住過）。（3）在清代末年和辛亥革命後添建的小房廳、牆，基本上也可以保留。但對於那些建築在下水道上或緊靠主要殿座，既無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而對主要殿座有損害並影響排水和消防，這樣的房子則考慮清理。」

「故宮規模很大，建築又多，全部修整工程擬根據『著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精神進行全面規劃並擬出逐步實施方案。」十

這個方針是實事求是的，是有遠見的，很長時間故宮的利用和保護工作就是依此進行的，而且一直影響到現在。

一個紙上的改建計畫

就在「大躍進」前後，有人說是群眾的要求，也有人說是根據某領導的意見，曾有過一個拆除故宮、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的建議。少數規劃人員參與其事，但他們也只是採取姑妄言之的應付態度，描繪了四種改建故宮的平面圖和鳥瞰圖：其第一方案是拆午門，在午門位置上建中央大樓，使天安門成為黨中央入口之大門；第二方案是拆端門，在端門位置建中央大樓，把中南海黨中央和國務院遷至市中心位置，黨中央設三個主要門：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中南海改變為群眾性公園。第三方案是將故宮及天安門全拆，「徹底打碎封閉森嚴的封建藝術佈局，代以開敞明朗活潑的氣氛，使莊嚴美麗現代化的新型建築，代替已經古老落後的帝王宮殿建築」，以「五組建築圍繞在主體建築周圍佈置，以象徵『工農商學兵』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第四方案更是徹底，要將故宮、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辦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宮，保留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入口」。⑾

這些方案固然大膽，後果也很可怕，但卻沒有被人真正重視過。任務的佈置沒有正式的下達；只有傳聞，沒有具體的提議人；規劃設計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只是為了交差設計了幾種明顯實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來後，據說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領導那裡，他看後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邊了，並沒有報到中央或毛澤東那裡。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視過這些方案。

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些方案才又被從旮旯裡搜了出來，被說成是彭真為劉少奇「修建宮殿」的陰謀。

「文化大革命」中誰保護了故宮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是一場大革「文化」之命的運動。運動一開始，便號召「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故宮是什麼？當然是幾千年封建社會舊式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是封建皇權的象徵。在一幫「左」得發瘋的政治狂人和無知的青年看來，故宮首先是「文革」破四舊的對象。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當晚周恩來得知一夥紅衛兵準備第二天衝入故宮去造反。周恩來立即作出了關閉故宮的決定。當天深夜，故宮博物院的幾扇大門緊急封閉，周恩來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第二天一早，一隊隊紅衛兵齊集神武門下，大叫「破除四舊」，「開門！開門！」故宮工作人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一方面拒不開門，一方面加以勸說。門外的「小將」最後見沒有衝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陣口號離去。⑿從此故宮大門一閉就有5年之久⒀，在許多地方名勝古跡慘遭破壞的時候，故宮得以倖免。

但是故宮在這場「革命」中也不是毫髮未損，1966年7月，駐在故宮內的文物出版社珂羅版車間的一些工人，就向故宮領導請示：「十幾年來，城隍廟的泥胎偶像，一直盤踞在我們文物出版社印刷廠，霸佔著我們珂羅版84立方米的地方，影響我們的生產發展，我們曾多次提出，但至今仍未解決，現在我們再次嚴正提出：『一定要把這些大王小鬼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分子徹底搗毀，連根拔掉。』不能保留這些宣揚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的統治地位，徹底剷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製造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工具。這些牛鬼蛇神和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提出請工作隊同志幫助解決。」⒁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得到請示後，鑒於當時的形勢，表示故宮內原城隍廟舊址裡的城隍泥塑神像11個，泥塑馬一對，「內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東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該城隍廟建於清雍正時期），並無保留價值，故同意將上述泥塑神像除掉」。⒂

1966年11月，一個再現四川大地主劉文彩殘酷剝削的收租院泥塑展在故宮預展期間，又有人以奉先殿前的「焚帛爐」與殿內的泥塑陳列不相稱，尤其與殿內的主席像很不協調為由，拆除了清代的焚帛爐。

不管怎樣，由於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關心和干預，故宮終於沒有落到曲阜孔廟那樣的結局。也由於這些領導人的關心和干預，故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的地方還進行了一些局部修繕，如1972年，中央撥出巨款，解決了故宮熱力供應問題；當年，完成了前三殿、後三宮等重點區域殿宇的油飾工程；1974年4月，國務院又批准了《故宮博物院五年修繕計畫》。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的浩劫中，由於採取了特殊的手段，故宮及其收藏得以保護。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隨著人們思想的前進和眼界的開闊，故宮的保護和利用為各方面領導和人士所關注，各項措施更是逐年更新。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史料的核實，那麼故宮近一個世紀的保護和變化情況是十分清楚的。對於有人重提新中國成立後「故宮存廢」的問題，除了促使我們重新檢理資料外，也引出我們的一些思考。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在保護故宮、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富有遠見的工作。歷史告訴我們，儘管在保護故宮的過程中，形成了多種不同的設想、意見和方案，但由於黨在改造故宮這一重大問題上，經過審慎的考慮，並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最終使故宮完整地留存給子孫後代。在故宮的改造利用過程中，雖然極左思想和歷史虛無主義曾有所體現，但正確的認知和行動最終還是佔據了主導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對故宮的改造和利用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從北京建城起，它的規劃就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即「紫禁城不是一個能便利四面八方交通往來的樞紐，而是一個巨大的障礙」⒃。這種規劃是從維護帝王權威出發的。北京從邁向近代社會以來，尤其是新中國定都北京以後，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就與這種規劃有關。新中國成立後對故宮的很多改造設想，便是從城市規劃和便利交通、從方便市民休息娛樂的角度出發的，包括拆除故宮外一些嚴重影響交通的牌樓等。但在整個改造過程中，黨對故宮這一民族文化瑰寶的保護利用始終慎之又慎。北京解放後近6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我們在故宮保護問題上採取的措施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的。這是黨、政府、專家學者和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作者謝蔭明，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瞿宛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 責任編輯：孫東昇）

本文原載於《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

註釋

１溥儀：《我的前半生》，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２〔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8頁。

３《中央軍委關於保護北平文化古城問題的指示電》（1949年1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頁。

４《林彪、羅榮桓為敦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致傅作義函》（1949年1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63—64頁。

５《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接管工作總結報告》（1949年3月25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4頁。

６《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接管工作總結報告》（1949年3月25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285頁。

７《關於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問題的請示報告》，1958年10月13日。

８陸定一對故宮博物院改革方案的意見，1959年6月22日。

９周揚對故宮博物院性質的意見，1959年6月19日。

十《故宮博物院的方針任務與方案（草案）》，1959年10月10日。

⑾見《原北京市委設想改造故宮方案的照片》文字說明。

⑿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頁。

⒀故宮博物院於1971年7月5日重新開放。

⒁見署名為「文物出版社珂羅版車間全體工人」的大字報，1966年7月15日。

⒂故宮博物院對文物出版社工人所寫大字報的回復，1966年8月2日。

⒃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