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特工在中國

俄國針對中國的情報戰由來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在1949年之前，蘇聯特工出於國家利益對中國進行了大量深入地滲透和情報工作。

俄國針對中國的情報戰由來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達到相當高的程度。

1906年，沙俄軍官曼納海姆——後來的芬蘭元帥，被俄軍總參謀長庫羅巴特金將軍派往遠東。庫羅巴特金要求他利用兩年時間，騎馬從中亞沿著絲綢之路最終到達中國北京，任務是考察中華帝國腹地，繪製軍用地圖，並與當地豪強建立聯繫。兩年後，曼納海姆返回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見，並呈送了自己的考察報告。

神秘的「暖氣維修工」

轉眼十來年過去，兩個國家的政權轉變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和中華民國，但兩國的間諜戰仍在激烈進行著。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共同發表《孫越宣言》，蘇聯公開支持孫中山，而一貫仇視蘇聯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於1924年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這不僅意味著蘇聯在遠東取得重大外交勝利，還為蘇聯在中國開展情報工作提供方便，畢竟這個收留了100萬流亡白俄的鄰邦總帶給蘇聯某種壓力。

據俄羅斯《新聞時報》2003年6月報道，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討解決兩國歷史懸案。由於對蘇聯情況不熟悉，李陶特地邀請白俄分子彼得·波波夫以「國際交流專家」身份隨行。此舉並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波波夫就擔任中東鐵路哈爾濱分局局長，當十月革命波及遠東後，他保證了中東鐵路的暢通運行，贏得協約國及中國地方軍閥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蘇俄徹底贏得國內戰爭勝利後，波波夫仍堅持自己的無國籍白俄身份。可事實上這卻是一出「無間道」，波波夫的真實身份是蘇俄秘密偵察員。

李陶的邀請，讓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ОГПУ，格別烏）求之不得。實際上，格別烏早就對中國駐莫斯科使館與國內來往的加密電報感興趣，但北洋政府的電報加密機制十分嚴格，加密密碼更換非常頻繁，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密電專家在短時間內很難破解。為此，格別烏寄希望於波波夫，要求波波夫搞到中國使團的通電密碼本，以便瞭解北洋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往來的動向。

在談判期間，中國使館的暖氣系統出了問題，於是波波夫自告奮勇，承擔修理任務。他利用中國使團貪圖便宜的心態，找來一支要價極低的施工隊，這些「工人」自然都是格別烏人員。暖氣維修意味著施工隊要對使館裡的所有房間進行檢修。很快，波波夫發現存放密電碼本的保險櫃就放在譯電室裡，而鑰匙則鎖在值班員的桌子裡。

於是，波波夫領著施工隊以檢查暖氣為由進入譯電室外面的小客廳，「工人」假裝拿著工具對房間裡的暖氣進行檢修，等待時機。過了一會兒，剛來接班的譯電員去上廁所，沒有順手將譯電室的門鎖上。通過平時對這名譯電員的觀察，波波夫確定他從廁所出來後，還要去洗漱間洗臉、刮鬍子，趁著這個時間空擋，波波夫立即進入值班室，找到保險櫃鑰匙，拿出隨身攜帶的模具，給鑰匙做了一個模型，再將鑰匙放回原處。後來，波波夫用新配的鑰匙順利地打開了保險櫃，拿到了通電密碼本，這為蘇聯獲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報。

中蘇斷交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緊接著，控制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違反外交保護條約，對蘇聯駐北京使館進行圍攻，不僅抓捕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中國共產黨員和17名蘇聯外交人員，還沒收了大批秘密文件。不久，這些文件陸續出現在《上海朝霞》等白俄報刊上，內容涉及蘇聯在華情報人員名單等。這直接導致蘇聯駐華機構及人員遭受打擊，在大連，蘇聯領事館秘書被刺傷；在上海，蘇聯外交人員與強行闖入領事館的國民黨警察交火，造成一名警察被射殺；在廣州，軍閥張發奎以蘇聯領事館向起義的共產黨人出租汽車並提供紅旗為由，於12月14日槍殺了包括副領事哈西斯在內的五名蘇聯外交人員，其中領事館秘書烏科洛夫還是格別烏官員。隨後，蘇聯中斷了同中國的外交關係。

作為對中國的反擊，蘇聯也開始打擊以外交官作掩護的國民黨特務。據俄羅斯《絕密》雜誌2005年7月報道，1927年底，蘇聯政府關閉國民黨政府在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的領事館，但使館人員沒有全數離開，一個代號為「犛牛」的特務投奔到當地的美國領事館。當時，西方國家極為重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報價值，因為這裡是蘇聯在遠東的「軍事中心」，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就設在這裡。美國外交官非常歡迎「犛牛」的到來，為他配備一輛性能不錯的福特汽車，讓其繼續干「老本行」——刺探蘇軍海港和營房。由於「犛牛」的汽車馬力強勁，常能輕鬆脫離格別烏的追捕，蘇聯人對此大為惱火，於是一場更大規模的抓捕「犛牛」行動開始了。有一次，格別烏特工摸到「犛牛」的行蹤，趁他不在車內，將車內的汽油抽光。當「犛牛」返回汽車時，剛一發動引擎，發現苗頭不對，馬上棄車而逃。此後很長時間裡，「犛牛」再也沒露面。

過了一段時間，格別烏獲得情報，「犛牛」並未離開符拉迪沃斯托克，因為他在這裡有個相好，他們經常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冰面上約會，以躲開格別烏的追捕，於是格別烏將計就計，展開新的抓捕行動。有一天，「犛牛」又手拿一根竹竿去約會了，他用竹竿作為支撐，從一個冰塊敏捷地跳上另一個冰塊。不想格別烏已守侯多時，他們事前用繩子綁住一些大冰塊上，再將這些冰塊推到「犛牛」來往的水域，當「犛牛」再次在海面上表演他的絕技時，格別烏特工拉動手中的繩子，「犛牛」失足落水，掉進格別烏的魚網裡，最終被抓獲。

替盛世才肅奸

儘管蘇聯所支持的中國大革命宣告失敗，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卻如星火燎原之勢繼續開展，蘇聯領導人意識到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巨大力量，看到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和改變世界力量的平衡的遠景，莫斯科決定把諜報工作的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為此，蘇聯借共產國際的名義派遣眾多情報小組來華，這些小組除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黨務聯繫外，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情報。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亞洲籠罩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怖氣氛之中。

迫於局勢，國民政府於1932年同意與蘇聯復交。蘇聯對華情報工作進入新階段，蘇聯特工不僅進一步擴大在上海、武漢等中國大城市的情報活動，還積極支持親蘇的地方勢力。

1934年，新疆實權人物盛世才自封為省主席，為鞏固地位，他不斷派人與蘇聯接觸求援，考慮到一個穩定而親蘇的新疆地方政權的重要性，蘇聯對盛世才予以鼎力支持。當時，新疆的政治環境很複雜，英、德、日帝國主義分子都想涉足這塊土地，尤其是從南面滲透來的英印間諜遍佈新疆南北，他們慫恿「東突厥斯坦獨立分子」進行暴動，並企圖與流亡新疆的白俄勾結。為此，斯大林專門責成最高蘇維埃內務人民委員根裡赫·戈裡高裡耶維奇·雅果達派遣國家安全總局官員前往新疆，協助盛世才穩定政權，這位特派員就是後來參加1936年西班牙內戰、並最終逃亡到美國的亞歷山大·奧爾洛夫。

奧爾洛夫小組秘密進入迪化（今烏魯木齊），幫助盛世才整頓新疆地方治安和肅奸。通過調查，奧爾洛夫發現一個與盛世才過從甚密、代號063的白俄其實是英國間諜，他表面上是盛世才當局的高級顧問，但暗中直接操縱著「東突」分子的所有行動，他還擁有英國護照。奧爾洛夫迅速向莫斯科匯報了情況，幾天後，他從蘇聯駐迪化領事館收到一封上級電報，內容是：「保衛063的安全。」這是一句反語，意思是將063就地處決。

為了不引起外交麻煩，奧爾洛夫把行動地點選在偏僻的新疆莎車縣。他請盛世才故意迴避063一段時間，然後奧爾洛夫以盛的名義邀請063去莎車，一起討論重要事情。很快，身材高大的063如約而至，當他剛一進入莎車縣政府後，就被新疆軍警和蘇聯特工成員綁了起來，帶入一個房間進行審訊，審訊只進行了15分鐘，063非常震驚，並極力否認自己的間諜身份，但一切都晚了。這時，三名蘇聯特工已在縣政府的地下室裡挖好一個大坑。063被堵著嘴，雙手綁在背後，被推倒在土坑前。這時院裡的卡車發動起來了，馬達轟鳴，一名新疆警察對著063的後腦連開三槍。在馬達轟鳴聲中，沒有人能聽見槍聲。063的屍體被推入土坑，澆上汽油焚燒，然後再掩埋，鋪好地板。

奧爾洛夫返回莫斯科後，被授予紅星勳章。1936年，內務人民委員會向斯大林報告，蘇聯安全部門協助盛世才當局，在新疆一共剷除了318名英國間諜和少數瑞典間諜。

「紅色諜王」在上海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但一貫敵視蘇聯的策略卻始終沒有改變，蘇聯特工在華活動的環境依然險惡。後來以準確披露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間及日本關東軍暫時不會進攻蘇聯等情報而聞名的蘇聯特工佐爾格，便曾在中國上海經歷過這樣艱難的歲月。

1929年，蘇聯工農紅軍總參情報總局（ГРУ，格魯烏）局長別爾津決定把擁有德國記者身份的佐爾格派往中國。別爾津認為，佐爾格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分析師，紮實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軍事經驗能讓他在中國乃至整個遠東遊刃有餘。

1930年1月10日，佐爾格乘日本郵輪抵達上海，他向德國駐滬總領事科倫堡男爵遞交了德國外交部新聞司簽發的介紹信，信中寫道：「理查德·佐爾格博士，家住柏林，現前往上海研究中國的金融和農業問題。敬請協助佐爾格博士收集相關資料。」「研究金融和農業問題？」科倫堡隨即似有所悟，「明白了……」他以為佐爾格肩負著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於是，科倫堡簽發了多封介紹信，將佐爾格介紹給南京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上海德僑首領以及其他國家駐滬外交官。

佐爾格來華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深入瞭解英法美日的對華政策。他在格魯烏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負責的情報網因此被稱為「拉姆扎小組」。該小組成立後，有14名核心成員，包括報務員、譯電員、聯絡員、攝影師、軍事顧問等，其中有波蘭人、德國人和中國人。很快，佐爾格將情報網絡擴展到廣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劃撥的經費約為8000英鎊，來自歐洲的情報員每人每月經費為200美元，女情報人員150美元，中國人則少一些。

在科倫堡的安排下，佐爾格在南京結識了幫助國民黨軍訓練的德國顧問吉爾貝特上校。幾次會面後，兩人便成了「朋友」。吉爾貝特向佐爾格透露，德國之所以幫助蔣介石加強戰備，不光是幫助中國提供國防實力，更重要的是把中國當成德制武器的試驗場，派德國官兵到中國接受實戰訓練，為德國軍隊培訓骨幹。佐爾格曾應吉爾貝特之邀，赴漢口郊區參觀一次武器試驗。他看到新式德制遠程大炮威力無比，天空中戰機轟鳴，地面模擬工事被炸得粉碎，佐爾格問：「駕駛飛機的是中國人嗎？」吉爾貝特回答：「不，清一色的德國人。」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爾格的路透社同行打來電話：「你好，理查德！我剛剛收到東京發來的電報。滿洲陷入混亂，日本人開始佔領東北！」佐爾格對這一消息並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計事態會如此發展，並已預先將有關情報與分析發回莫斯科。當時日本軍部有兩份計畫，其內容均已被莫斯科獲知。其中一份為武裝入侵中國的計畫，另一份為對蘇作戰計畫。如今，第一份計畫已開始付諸實施。第二份計畫是否會實施？何時實施？這是莫斯科最關心的問題。佐爾格必須盡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爾格找到了答案：日軍的下一步目標仍是中國，而不是蘇聯。提供這一重要情報的是《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尾崎秀實。尾崎秀實早在大學期間就參加馬克思主義小組，到中國後目睹警察鎮壓上海罷工工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許多介紹中國的文章，由於學識淵博，文章一針見血，觀點鮮明，沒過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駐華最出色的資深記者之一。

1930年底，通過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的介紹，佐爾格結識了尾崎秀實。由於二人思想觀點一致，很快成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實告訴佐爾格：日本將於近期加強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張與滲透，很可能將進攻上海。有關作戰計畫已經制定。尾崎秀實說，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國和中國政府滿足日本的要求，允許滿洲和內蒙實現自治，從而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控制。此外，日本計畫奪取中國的商業動脈。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權。日本需要一個首先維護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爾格及時向莫斯科匯報了這一信息。1932年1月，日軍南下進攻上海，事態的發展驗證了佐爾格的情報。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結束了他的中國之行。別爾津有更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幹。不久，佐爾格被派往日本，重新開始新的情報收集工作。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發生一出離奇的「怪西人案」。國民黨特務經中共叛徒指認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從事情報工作的外國人，經過多次審訊後，始終不知其國籍、姓名、職業和工作目的。由於從他口中得不到信息，從身上找不到任何證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國人，所以當時的報紙只好稱此事為「怪西人案」。

由於叛徒陸海防指認「怪西人」是蘇聯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重視，他責成戴笠親自調查此事。隨後，戴笠調用全上海的特務、偵緝警察和大批中外偵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組織。然而這些人折騰了一個多月，連「怪西人」住過哪裡都沒有弄清。

實際上，他是格魯烏上海情報站的負責人約瑟夫·華爾頓，原名亞科夫·格裡高利耶維奇·勃羅寧。他生於拉脫維亞里加，父親是一個猶太教拉比。1920年，他加入布爾什維克，1922年加入蘇聯紅軍，1930年調入格魯烏，在德國從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與佐爾格進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報務員埃莉·伊萬諾芙娜結婚。

華爾頓組織中國人和在滬外僑，擴充了上海情報站的工作範圍，情報網覆蓋面包括中國、日本以及南洋，獲得大量情報。華爾頓領導的情報站曾策反了200多名國民黨高級官員。在華爾頓的安排下，曾留學蘇聯的中共黨員劉思慕成功打入國民黨武昌行營，並擔任上校專員。在此期間，劉思慕獲得國民黨軍圍剿中央蘇區的重要情報，他交給華爾頓之後，華爾頓再經共產國際轉交給中國共產黨。這些情報為中央紅軍成功實現第四次反圍剿起到重要作用。

華爾頓被捕後，由於沒有吐露一句供詞，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報務員約瑟夫·魏因加爾坦得以將電台和文件轉移，確保格魯烏情報站完好地生存下去。1935年11月，華爾頓被國民黨法院判處15年徒刑，後幾經營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希望獲得蘇聯大筆軍援，於是蘇方代表和國民黨代表張沖達成協議，華爾頓於1937年12月被釋放回國，格魯烏授予他旅級政委軍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基於當時雙方友好的互信關係，斯大林宣佈中止蘇聯情報工作在中國的一切活動。從此，這段傳奇便鎖進機關重重的檔案館內，成為鮮為人知的秘聞。

格別烏

據2007年出版的俄羅斯圖書《透過竹幕：克格勃在中國》披露，早在1924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就責成國家政治保衛總局（ОГПУ，格別烏）承擔起對華情報工作的重任。莫斯科為格別烏制定的在華使命包括：「維護蘇聯與中國進步政黨及其政權的團結，同在政治、經濟領域中與蘇維埃聯盟為敵的反革命分子、匪幫以及間諜活動進行不懈的鬥爭。」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前，格別烏已滲透到所有外國駐華機構中，收集情報。這些成果大多是通過格別烏安插在外國使館中的地下工作者獲得的，他們的公開身份多是通信員、警衛、園藝工人等，其中除了親蘇的中國人外，還包括白俄。這些人從使館的垃圾簍裡仔細尋找弄髒的廢棄文件、校對稿、使用過的油墨蠟紙等。

1934年7月10日，根據斯大林起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法令，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改組為國家安全總局（簡稱ГУГВ），歸屬最高蘇維埃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