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紅色高棉的恐怖：戴眼鏡的全消滅
2007年11月20日，由聯合國和高棉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庭開始審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紅色高棉高官。為醫治紅色高棉在高棉留下的創傷，此次審判之前，聯合國已經在這個國家進行了有史以來最昂貴，也是耗時最長的維和工作。
這個人口不足1000萬的小國，本來僅是國際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和國際共運裡的「小龍套」角色，但卻因為慘烈的屠殺和長年的動盪，促使國際社會第一次開了為了維護人權而「干涉他國內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運領導人
高棉曾長期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諾羅敦·西哈努克是法國人選定的高棉王室繼承人———儘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經佔領高棉，但王室一直在法國人的幫助下流亡海外。
二戰結束後，法國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國，並很快繼承了王位這一年。他年僅18歲。與此前的傀儡國王不同，年輕的西哈努克聰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長於謀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國王班底內部的矛盾之後，西哈努克開始謀求徹底的獨立。
與此同時一群年輕的高棉人正在法國留學。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國留學的年輕人一樣，這些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往往出身中上層階級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寧、英薩利、喬森潘、切春，以及薩羅沙———也就是後來的紅色高棉頭號人物波爾布特。
這群年輕人後來成為亞洲共運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領導人———其中最傑出的「大腦」喬森潘擁有巴黎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胡寧則於1965年獲得金邊大學的法學博士。很難相信，這些出身上層的知識精英們後來導演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殺。
「安卡」時代
西方媒體習慣稱紅色高棉掌權的1975-1979年為「波爾布特時代」，而高棉人則更願意稱之為「安卡」時代———波爾布特對自己的身份極為保密，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誰是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只知道，現在掌權的是「安卡」———高棉語「組織」的意思。
波爾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講話中聲稱，革命之前，高棉存在著五大階級：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由於紅色高棉跳過了一切過渡措施，新的高棉只有一個階級「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勞動者」，「人人平等」。紅色高棉把那些金邊解放以前生活在農村裡的農民稱為「舊人」，而那些寄生在資本主義毒瘤裡的市民們則是「新人」，或稱「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賴的「舊人」中間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邊成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體農莊。
紅色高棉廢除了貨幣，廢除了私有制，廢除了家庭，廢除了婚姻。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所有產品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在集體農莊中，「新人」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給則往往少於「舊人」———「安卡」的同志們則獲得更多的配給，國家甚至專門為「安卡」的同志們沿著河邊修建別墅以讓他們更安心於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爾布特等領導人的「偉大」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實際上一個人的偉大往往代表著他的家庭的出類拔萃。波爾布特的妻子喬藩娜莉是高棉全國婦聯的領導人，她的妹妹喬蒂迪則是社會運動部部長，喬蒂迪後來嫁給了英薩利，改名為英蒂迪。而這對姐妹同時也是喬森潘的表親。英薩利的女兒擔任高棉最先進的一家醫院的院長———她具有高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
有誰聽到「新人」哭
「『新人』們毫無價值，失去他們我們毫無損失。」英薩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這樣表示。無數的人因為生病而要求得到醫療和食物，這就是「資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們想盡一切辦法清洗不純潔的「新人」。會說法語當然是死罪，識字的，即使是高棉文字，也難逃後腦勺上一鐵鍬，戴眼鏡的更應該徹底消滅。曾有西方留學經歷者，最後只有15人倖存。
除了勞動以外，所有的「新人」和「舊人」都必須參加長時間的政治學習，這被稱為「生活會」。在這些生活會上，幹部們鼓勵「新人」懺悔自己在過去犯下的錯誤，有些「新人」們這麼做了，他們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聲和鼓勵。當天晚上，他們就消失了。
為徹底切斷對下一代的惡劣影響，「安卡」決定消滅「家庭」這一概念。孩子們被從父母身邊帶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體農莊裡，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裡，而孩子們則以報告大人的「反動行徑」為工作。一些人為活下來，裝作不識字，但卻被自己的孩子發現私藏了書本，然後報告給「安卡」。於是，父母被殺害了，而孩子們則得到獎勵。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紅色高棉增加了對各個集體農莊的糧食徵收額度。糧食配給越來越少，而體力勞動則越發繁重———某些具有專業知識的「新人」開始自製一些較為複雜的農具，「安卡」制止了這一資產階級的腐蝕伎倆，那些想偷懶的「新人」則被消滅。另外一些人則嘗試著自己採集野菜甚至昆蟲，他們也被拖走，打死。悲傷的情緒是對黨的路線的不滿，要被消滅；高興則是小資產階級的腐敗墮落，也要被消滅……
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高棉人非正常死亡，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數據，一般估計從100萬人到300萬人不等。無論哪個數據，對這個戰前僅僅擁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都是驚人的。
S21集中營
當上百萬高棉人在集體農莊裡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則被貼上「政治犯」的標籤，在紅色高棉的「審查中心」裡面臨更為直接的恐怖。所有這些審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稱為「S21集中營」，這是金邊郊外的一棟磚石結構的法式建築，以前是一所中學。
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共產主義戰士被逮捕，然後送往S21，其中包括紅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實的高級幹部，如外務部副部長胡寧、信息部部長沃維。據戰後聯合國調查委員會的統計，總共有約2萬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後進入這片建築，他們大多是紅色高棉自己的同志，僅有6人活著從裡面走出來。
大部分進入S21的人實際上都沒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運作邏輯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他們的罪行。因為不認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誠的紅色高棉同志也會最終承認他們為CIA做間諜，當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對中央，甚至是強姦幼女。接下來，他們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黨，然後他們就被殺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於是再被帶進來，重複這一過程。
紅色高棉對自身組織的純潔追求近乎偏執，波爾布特喜歡用細菌來形容黨內的異己思想，「它們」無處不在，所以黨的眼睛必須時刻睜開。紅色高棉在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後宣佈破獲了越南、美國中央情報局、蘇聯克格勃和台灣國民黨4個特務系統。
與歷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對象可以使用「全稱判斷」，即清洗對象可以是某個地區黨政組織、軍隊系統的全部成員甚至總人口。譬如1978年對東部大區地方幹部和軍隊系統的大清洗半年內處決了10萬人。
劊子手的黃昏
在摧毀了自己的國家，殺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後，紅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剛剛實現南北統一的越南則蒸蒸日上。儘管兩國都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民族傳統仇恨似乎更佔上風。
1977年9月，波爾布特第一次拿起國家廣播電台的麥克風，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演講，主題思想是反對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高棉國民，包括許多紅色高棉的中高級幹部，都是第一次聽到自己領袖的聲音，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聽到波爾布特這個名字。之前，他們只知道統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發了反波爾布特的叛亂，被鎮壓後，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高棉民族團結救國陣線」，領導者是紅色高棉曾任師長、省委書記的高層領導人韓桑林。1978年，蘇聯和越南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月25日，10萬經歷越戰洗禮的越南「志願軍」發動勢如破竹的進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佔金邊。2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過期失效，2月17日，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這一系列軍事行動，被稱為第三次印支戰爭。塵埃落定，紅色高棉退回山區繼續打遊擊，越南人在金邊建立了新的政府———高棉人民共和國，和越南人一起回來的韓桑林受到熱烈歡迎。那些傳說中紅色高棉對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證據，很快在各地發現，越南人將所有證據公之於眾。
為緩解國際壓力，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在80年代中期紛紛表示退隱，儘管有國際觀察人士認為，這些「退隱」的人物實際上依然控制著紅色高棉的運作。1989年，越南佔領軍撤出高棉，1991年，高棉衝突各方簽訂了和平協定，但紅色高棉此後宣佈抵制大選結果，再次向政府軍發起進攻，但這已是迴光返照。
1995年前後，紅色高棉爆發內訌，波爾布特於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們逮捕、審判，1998年4月16日，波爾布特被他的同志宣佈死於心臟病，但其屍體照片上頸部的痕跡，似乎印證了其被戰友吊死的說法並非虛言。「二號大哥」喬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隨後，英薩利、切春、農謝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後紛紛投降。他們都對大屠殺表示道歉，但都堅稱自己「毫不知情，沒有責任」。
就在本次聆訊之前，聯合國特別法庭發表聲明，向國際社會的捐助國———日本、澳洲，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申請，將特別法庭的總數達5600萬美元的預算擴大3倍，以期在預定的審理結束期限2009年之後仍能繼續工作———在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殺害之後，國際社會還要付出數億美元的代價，保證劊子手們接受公正的審判。
（據《鳳凰週刊》胡賁黃章晉/文）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紅色高棉殺人場」（Choeung Ek）是高棉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也承載了無數民眾的痛苦記憶。
殺人場地處高棉首府金邊以南約15公里，又被稱作「鍾屋」，是所有高棉「屠宰場」中最著名的一個。在紅色高棉政權統治時期，有大約17,000人在這裡被處死。
如今，「鍾屋」被建成一座紀念館，以一座佛塔為標誌。這座佛塔用樹脂玻璃構造，裡面陳放著大約5,000個左右的頭骨，佛塔底部幾層向參觀者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