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寶瑞（資料圖）

「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作家張寶瑞的手抄本小說《龍飛三下江南》，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再次引發一股手抄本熱潮。

近幾年來，內地圖書業頻頻把目光瞄向「文革」時期的地下手抄本。此前，張寶瑞的《一隻繡花鞋》以及《一隻繡花鞋(續集)》、《陰陽銅尺》、《閣樓的秘密》、《十三號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繼出版，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文革」 手抄本文存——暗流》一書，更是把「文革」時期流傳很廣的手抄本彙集成冊出版，使這些當時的「暗流」重見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裝幀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現，喚起許多人對那個灰色年代的難忘回憶，它們曾伴隨我們走過文化饑荒……

「梅花黨」是這樣出爐的

1971年夏，北京最東南的鐵合金廠。

正值中午,此時的太陽能把一切融化，被暴曬的廠房成了「火山」，大高爐內，鐵水沸騰，火星四濺。

廠房一角，一個直徑一米多的巨型電扇正發出巨大轟鳴，捲起陣陣爐灰，挾著熱浪，向人們籠罩過來。十幾個工人，把長著一張國字臉，濃眉大眼的張寶瑞圍在了場地中央，他們正在聽這位年輕的生產班長講述「梅花黨」的故事。工人們聽得入神，好像忘記了酷熱，臉上，大滴大滴的汗正「前赴後繼」——被熱風剛剛烘乾又轉眼冒出……

30多年過去了，現在已過天命之年的新華社高級記者張寶瑞說起這個場景還是止不住的自豪，這位「文革」手抄本文學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創作發表《一隻繡花鞋》、《落花夢》、《綠色屍體》等500餘萬字的文學作品。

張寶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據統計，『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種，其中我一個人就佔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廠說的那些故事算上，還可以出50多本。」

「神秘」的十號大院

北京東城區喜鵲胡同十號大院，一個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們的傳說中卻是一個「神秘的大院」。張寶瑞回憶，這是個三進院落，住著十餘戶人家。據說，抗戰期間這裡居住著一對年輕的日本夫婦，有一天，人們發現他們被人殺死在浴盆裡，院子就一直無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戰勝利後，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特殊的環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氣氛，張寶瑞說：「我1953年出生在這個大院裡，後來的《一隻繡花鞋》、《龍飛三下江南》、《綠色屍體》等一系列小說中，梅花黨北京總部的建築原型就是十號大院。」

張寶瑞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13歲時遇到的一件事。

有天晚上，張寶瑞急著要上廁所，廁所在後院，但隔壁住著位女精神病人，「她原是工廠的女工，因為有人誣告她偷東西，一下子就給刺激瘋了，她梳著短髮，臉上長滿了粉刺，兩眼發直，好像冒著綠色的凶光，動輒要操刀砍人。」

張寶瑞有些害怕，但又實在憋得難受，無奈之下，他拿起手電壯著膽朝廁所跑去。

「正值冬天，西北風刮得很緊。我穿過後院時，正見女瘋子的房間亮著微弱的光，裡面傳出『嚓嚓』的聲音。我一陣陣頭皮發緊，趕緊衝進男廁所，可是門扣不上，裡面漆黑一團。我扭開手電筒，不亮，原來忘記放電池了。」張寶瑞繪聲繪色地說，「這時，身邊有牆皮脫落砸地，院子裡棗樹枯枝呼呼地響，忽然，我聽到隔壁女廁所傳來呼呼的喘氣聲，我的心都快跳了出來，眼前出現幻覺：牆上的一塊磚打開，裡面伸出一隻黑手，黑手緊緊攥著一隻鑲有金色梅花的繡花鞋……」

這個恐怖場景，後來成為了在「文革」期間流傳很廣的《一隻繡花鞋》裡的情節。

不僅如此，在張寶瑞的手抄本小說中，有著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龍飛、美麗多變的白家姐妹……這些也都可以在十號大院找到原型。

「左鄰唐家，戶主原是開灤煤礦的資本家，滿頭銀髮，長得威嚴陰冷。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厚道謙和，二女兒文雅恬靜，三女兒比較摩登。她們後來就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

張寶瑞還透露說，實際上，「龍飛」寫的就是他自己，當時的他和「龍飛」一樣，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摯愛情，唐家二女兒，是他當時的「夢中情人」，對愛情的嚮往，處處投射在他的筆下。

年輕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歲的張寶瑞被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工作。此時的張寶瑞，「能侃」的天賦開始顯現，他能就著一個事物，編出一段離奇的故事，並且還是現編現說，「根本就不用寫草稿，故事開頭剛起，結尾就差不多在腦中了」。

對這個天賦，張寶瑞有些得意，「記得有一次吃飯，正好遇見評書大師單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個多小時，旁邊的人都聽傻了。」

1970年，張寶瑞在廠裡當上生產班長，憑借編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們的「國寶」。

「廠裡的工作三班倒，特別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為班長，為了要調動大家幹活兒的積極性，就給他們編故事，個個把眼睛瞪得溜圓聽。」

休息結束，張寶瑞就趕緊結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大家抄傢伙幹活了！」

於是，精神抖擻的工友們吆喝一聲，在期盼中，等著下一次休息趕快來臨。

張寶瑞說：「編的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們聽了之後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願意聽。聽完結束後，膽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廁所，乾脆就在爐下方便，爐下經常冒出一片臊氣，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手抄本就這樣流傳

從1971年開始，張寶瑞開始寫他的「梅花黨小說」

每當夜幕降臨，張寶瑞就會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奮筆疾書。

「在離葡萄架不遠的地方，有一株母親栽下的白丁香，花開的季節，飄來淡淡的清香，夾雜著棗林的氣韻，灰色的舊屋頂籠罩在黛色之中，偶爾傳來灰喜鵲的叫聲，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像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寫出幾千字。」

這一年，張寶瑞把給工友們講的梅花黨的故事理順，寫了一部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取名《一隻繡花鞋》，然後給親朋好友們傳看，一時轟動。

張寶瑞記得一年冬天，他的一個叫魏彥傑的工友，仔細翻看他寫的《一隻繡花鞋》，大風捲起爐灰，在他衣服上鋪了厚厚一層，他竟全然不顧，成為了一個「土人」。

這一幕，張寶瑞說會「銘記一生」，它成了張寶瑞繼續創作的動力。

1974年夏，張寶瑞把三年裡給工友講故事時的內容又加入到《一隻繡花鞋》中，把4萬字的小說擴充為一部12 萬5千字的小說，用原子筆工工整整抄在日記本上，再次拿給人們傳閱，這一次，引起的轟動更大。

後來，這部小說被筆筆相傳，抄送到了更大的範圍，「通過各式各樣的路徑，被在內蒙古插隊的哥哥帶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當兵的表哥帶到了新疆，又到東北軍墾，被在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帶去了黃土高原……」

就這樣，通過一支支簡陋的原子筆、一盞盞搖曳的油燈、一本本印有天安門圖案的日記本，通過千百萬雙手的傳遞，《一隻繡花鞋》被越抄越廣，最終，「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

張寶瑞說：「這世間，許多東西可以沒有，許多東西可以被毀滅、被剝奪，但是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不會放棄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偉大的文學作品和真實的歷史記載應該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正在這裡。」

梅花鞋主：手抄本是一種群體勞動

由於近幾年手抄本小說的暢銷，張寶瑞得了個「梅花鞋主」的稱呼。在他的家裡，處處也暗示了這個「鞋主」的身份，房裡兩種裝飾最多：繡花鞋和鍾馗——正對門廳的「牆」上嵌著三株梅花，中間一株隱藏著一隻繡花鞋，其實是個暗門。推開門，一個名副其實的書房出現在眼前：書從地面到天花板，堆滿了整個房間，幾隻紅色繡花鞋散落在書堆上。

《週末》：您認為「文革」手抄本為什麼會流行？

張寶瑞：手抄本流行時間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據統計當時流傳有300多種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著串聯武鬥，別的事情完全考慮不到。進入上世紀70年代，群眾的生活稍微安定一點，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開始表現出對文化的渴求，但是當時文壇是百花衰敗，沒有什麼文學作品，於是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它是特殊歷史時期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

《週末》：您覺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何在？

張寶瑞：「文革」期間流傳的手抄本，實際上是對「四人幫」文化專制的一種叛逆行為。由於當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實際上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的文學創作，它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對人性、個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賦予了受難而頑強的那一代中國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懷。

《週末》：在那個年代，像您這樣寫手抄本小說的作家們要冒多大的風險？

張寶瑞：危險很大，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常常說這些手抄本作家很可愛。首先你得冒政治風險，不能與上面路線衝突，張揚就因為《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出獄。還有的手抄本小說被扣上宣傳「愛情至上」「人性論」的帽子，數次遭到大面積大規模的查抄，無論是寫作還是傳抄都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我常常開玩笑說那時的手抄本是抄寫「自由主義」，發行「地下活動」，現在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閱讀，在當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文革」期間，除了魯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極少數書籍外，其他的文學書籍都被當成毒草給掃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蕪，造成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貧乏，這就給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台。這些大多以偵破和反特故事為主，連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從城市到鄉村，很快便佔領了地下文化的陣地。

據統計，「文革」時期林林總總的手抄本儘管數量眾多，但基本無外乎兩方面的內容：反特偵破、愛情與性。前者比如《一雙繡花鞋》、《綠色屍體》、《龍飛三下江南》等，後者包括《第二次握手》、《遠東之花》、《少女之心》等。

反特手抄本：幻想另一半的「世界」

「文革」時期生活極端封閉，社會缺乏個性創造的空間。人們的想像力只能到鬥爭的對立面——敵人的世界去展開想像，幻想和建構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黨》中偵察員與女特務的愛情，俊男靚女在資產階級上層的客廳中翩翩起舞，透出對異質文化生活的嚮往。故事繪聲繪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無意識中流露出真實思想——那些令人恐懼的反面事物，正是強烈吸引人的。

《林強海峽》在大陸和台灣之間虛擬出一個廣大的活動空間。在這一虛擬空間中，充滿了人們可以想像的各種科技發明和新奇的先進武器。林強是一個孤膽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是能夠發揮個人創造性的民間英雄。故事結尾以林強來命名台灣海峽，可謂點睛之筆。海峽是大陸和台灣共享的空間，是一種政治、文化空間的隱喻，以林強來命名這個重要的空間，是將政治衝突的空間，變成一種個人的空間，使其脫離僵化的模式，富於創造，馳騁個性。那樣的年代，這種思維所展現的魅力，是令人無法抵擋的。

情愛手抄本：集體禁慾背後的爆發

而反映愛情與性的手抄本則呈現出完全對立的兩類，一類描寫愛情生活，試圖戴著革命道德的鐐銬舞蹈；另一類則為赤裸裸的性描寫，拋棄了一切文化禁忌。

前者如表現純美愛情的《第二次握手》，後者則以著名的《少女之心》為代表。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少女之心》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手抄本之一。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鬥，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這本小冊子。有關部門一直都把它當成「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黃色毒品進行清除。

從客觀上來說，「文革」是一個漠視和抹煞性差別的時代，一些男性從事的高危行業，如深山伐木、開採石油和高空帶電作業，都出現了「鐵姑娘」們的身影。「文革」也是一個高度禁慾的時代，在一些「文革」特色的文學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沒有愛情的，何論性生活。因此，在集體禁慾的社會環境下出現「黃色小說」手抄本的流傳，絕不是毫無緣由的。

地下傳抄：一種集體的越軌行為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寫」，還要接力「傳抄」，並且正是在「傳抄」的過程中，完成其必要的複製、流動和再創造。也只有這樣，這種「手抄」行為才不單表現為大膽的個人行為，還更表現為集體的越軌行為。一位抄寫活動的當事人，活靈活現地回憶了當時的典型場景：

「抄是非常隱蔽的，老師肯定不讓抄這些東西，所以上課時，讓學習好、寫字快的同學抄筆記，放學後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給老師完事。那會兒都是『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反正也沒人認真。剩下的這些人幹什麼呢？就一塊兒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後，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後再加上複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後再收起來往一塊拼一下，然後再一訂，這就成了。上課抄是一種，還有一種是逃課躲在防空洞裡抄。四川當時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實毛主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可這些東西挖好了卻沒什麼用處，我們正好『進駐』。防空洞裡黑呀，我們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個煤油燈點上抄，有時抄上一兩個小時出來，兩個鼻孔裡都是黑的。還有一個地方是哪兒呢，就是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小墳包，我們就到那裡去抄，那裡人去得少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抄的時候逞能——我膽大，不怕死人，特別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時候。記得有個手抄本叫《神秘的教堂》，中間有兩個人物張大膽與張心慌，是反特內容的，這兩個人物是不是他們抄時自己加進去的還很難說。一般男生都愛做這類事兒，女生多打掩護，幫著抄筆記，沒有被老師抓住過，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呀，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什麼的。」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一、在人們心中被定性為「黃書」的《少女之心》，即將堂而皇之地出版。

據該書出版人、文華圖書發展公司經理白士弘稱，《少女之心》出版手續均已經辦妥，並在春節前拿到文化部開具准印批文，現正在籌辦印刷等事宜，新書打算在元宵節之後推出。

據悉，白士弘已在1月初舉辦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展示過《少女之心》的樣書，反響良好，有不少書商下了訂單。很多四十多歲的人一看封面便痛快地承認「這書當年我抄過」。

《少女之心》原是認罪書

那麼，《少女之心》究竟是什麼樣的故事？白士弘透露了其中的部分情節。

在那個大家整天忙於「革命」與「鬥爭」的年代，十六歲的花季少女黃永紅(不知道是否真名)在被下放的父親的指派下，發現了母親與何叔叔「通姦」的秘密。

單純幼稚的她對母親的所作所為感到憎恨，在學校如火如荼的「學黃帥」運動的感召下，為了擺脫母親「通姦」帶給自己的罪惡感，爭做「黃帥」式的好少年，黃永紅不顧母親多次懇求，將所看到的一切寫成大字報貼到了學校門口。

但這次英勇偉大的「革命行為」，並沒有給她帶來預想的榮譽和解脫。媽媽被民兵帶走了，爸爸和弟弟對她就像仇人，同學們冷眼相看，不時把「破鞋」二字掛在嘴邊，連老師的讚揚也言不由衷，充滿諷刺。

之後，母親被下放到農村，父親回到城裡，卻與她形同陌路。她該怎麼辦？黃永紅陷入深深的孤獨和迷惘之中。這時，與她同學多年的男生李國華出現在她的身邊。李國華不但給她以安慰，還告訴她一個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黃永紅的親生父親。但何叔叔始終不肯承認。

在一次次交往中，黃永紅與李國華逐漸產生感情。但因為一個小小的誤會，他們被老師抓了個正著。在全班為此召開的批判會上，承受不住壓力的黃永紅暈了過去。

一場大病後，黃永紅被何叔叔送到她母親那裡。在農村，她欣喜地發現了同樣被學校開除來到農村的李國華和他的家人。農村相對寬鬆、單純的環境，使黃永紅和李國華有機會深入交往，兩人感情越來越深。直到有一天，他們懷著青春期的好奇與衝動，開始了彼此身體間的接觸，但這方面知識全是空白的兩個人，數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領而告終。

一天天的晚歸引起了雙方父母的注意，家長們輕而易舉地揭破了他們的秘密，兩人的交往被嚴格禁止。

當他們為「改正錯誤」而保持距離的時候，另一個從城裡發配到農村的男生姚大明闖進了黃永紅的生活。為表示離開李國華的決心，黃永紅主動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個情場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當地示愛，處在青春躁動期的黃永紅最終沒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愛慾之中。

但一次與李國華的偶然邂逅，使兩人舊情復發，兩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軌。黃永紅痛苦地發現，自己對兩個男生都存有好感，誰也割捨不下。

混亂的青春、混亂的感情只會導致更加混亂的結果。終於，黃永紅和李國華的事被姚大明發現。為了自己的尊嚴，兩個男人相約以決鬥的方式解決問題。決鬥中，李國華失手殺死了姚大明，隨後，他也因為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驚惶失措的黃永紅被關進監獄，在嚴厲審訊之下，她寫下一摞厚厚的認罪書。

而這份認罪書，便是後來的《少女之心》。

似《水滸傳》變出《金瓶梅》

後來《少女之心》為何變成令老師和家長聞之色變的「黃書」？那段廣為傳抄的、兩三萬字的「黃色」內容又從何而來？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釋道，「《少女之心》是講文革時期人的命運，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黃書』 ，其實是從原故事情節中演繹出來的，類似於利用《水滸傳》的背景和幾個人物，另寫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透露了一些細節，解釋《少女之心》變「黃」的過程：

女主人公入獄之後，審訊人員迫使她詳細地寫出戀愛經過及床上細節，事後，又把這個「黃色」故事流傳到社會上，使她成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許多人因此對她垂涎三尺，因為無法達到目的而企圖羅織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進監獄……

而那本廣為傳抄的「黃書」，白士弘可以肯定，是從這段審訊記錄中演繹出來的。

白士弘說，文革時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們最易接受的傳播方式。「當然，抄書肯定先揀『最感興趣』的部分抄，而且難免按自己的想像添油加醋，就這樣越抄越玄，導致後來『黃書』廣為流傳，而原故事卻不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