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這就是在中共黨史上意義非凡的第三次廬山會議。作為這次不尋常會議的保衛工作主要負責人之一，鄔吉成的回憶從一個特殊的視角，觀察了整個會議的過程，以及那些為置身其中的高層領袖無暇關顧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卻是反映第三次廬山會議全貌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

林彪批准在廬山修建飛機場

當中共中央確定下九屆二中全會的會期和地點後，汪東興即召集中央辦公廳的有關部門開會，佈置會務事項，主要是兩大塊：一是秘書工作；一是警衛和服務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團屬兩個不同的建制，警衛局屬中央辦公廳，同時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衛團則屬總參建制。

1969年10月，經中央批准兩單位正式合併為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中央辦公廳的各局也都改稱了處。這樣一來，汪東興成為警衛處的黨委書記、處長，同時是中央警衛團的最高首長，但他始終沒有掛過中央警衛團團長或政委的頭銜。原來警衛處的副處長都成了警衛團副團長或副政委；原來警衛團團長、政委、副團長或副政委，亦成為警衛處的副處長，以致警衛處除處長汪東興外，有16位副處長。

機構變動後，原警衛局的警衛一、二處，合併為警衛值班室，下設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釣魚台科。鄔吉成是警衛處的副處長、警衛團的副團長、警衛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1970年7月2日的會議上，汪東興對九屆二中全會的警衛和服務工作進行了部署。

會務工作部署完畢，汪東興就隨毛澤東先期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體組織已經開始的會議會務前期準備工作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和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

汪東興曾在會前上了一趟廬山，檢查打前站的工作情況。他上山到準備安排毛澤東入住的廬林一號，發現住所上邊的山頂正轟隆隆炸石頭，汪東興問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麼?」

程世清說是在修飛機場。「怎麼能在這裡修飛機場?」汪東興感到意外。「這塊地方大，飛機起降比較安全。」「你們在這裡修飛機場，是經過哪裡批准的?」「是軍委批准的。」汪東興馬上追問：「你是什麼時間接到的命令?」「前天剛收到。」

汪東興到施工現場看了一下，見工程已經完成過半。他對程世清說：「這個機場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這樣會影響毛主席休息和辦公。」

返回毛澤東身邊時，汪東興將此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問修機場的命令是誰下的，汪東興也不知道。「你打電話問問總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澤東吩咐。

周恩來馬上追問總參謀長黃永勝。黃永勝說因為到廬山開會有許多老同志，坐汽車走那麼長時間盤山公路不行，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飛機，所以要修個小停機坪，並說這件事報告了林彪。

周恩來打電話告訴汪東興，修飛機場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東興隨即轉報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後點了點頭，什麼也沒說。

「九·一三事件」後，有把修廬山飛機場和林彪篡黨奪權陰謀相聯繫的說法。鄔吉成頗不以為然：「開九屆二中全會時，我到那個機場看過，就那麼一點點大。修了以後誰都知道，也不是什麼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機場大概有兩個作用：一個是為了傳送個緊急文件；一個是為防備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如老同志突發病症，需要搶救什麼的。」

江青讓鄔吉成下山瞭解毛澤東安全保衛問題

九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日期是8月23日。要求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們到廬山報到的時間，是18、19、20日三天。

政治局成員中，毛澤東7月就到了浙江省的杭州，所以他是從那裡乘專列去的九江。

林彪的出行，中央辦公廳的警衛部門沒有管。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分為五個組，於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機場登機。周恩來、李先念、余秋裡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組；朱德、葉劍英和陳伯達是第二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鵬是第三組；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第四組；第五組的吳法憲、邱會作，也是在這一天走的。

留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黃永勝、紀登奎，負責主持軍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們是在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判陳伯達後，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換班上山的；謝富治則因病請了假。

由於九江的飛機場比較小，像伊爾—14、子爵號這樣的當時算是大型的飛機無法降落，所以乘機赴會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先到達安徽安慶機場，換乘安—24型小飛機，再前往九江機場。他們在九江的機場下飛機後，換乘汽車上山。

鄔吉成是隨第四小組乘機到的九江。江青上廬山，住的是過去蔣介石和宋美齡住過的美廬。毛澤東在第一、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都住在這裡。

她剛安頓下來，就問鄔吉成：「主席上山了沒有?」鄔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對毛澤東的行動不掌握，就回答說：「還沒有聽到主席已經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那你現在就乘汽車下山到九江，找吳法憲瞭解主席什麼時候上山，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安全問題。」

鄔吉成當即乘車下山，到九江賓館找到吳法憲。吳法憲先是告訴他：「主席已經上山了，安全沒有問題。」隨後又說了一聲：「我也不知道。」鄔吉成立即折回山上，與警衛值班室一聯繫，那邊說：「你下山的時候，主席已經在廬山水庫遊泳啦。」

因為毛澤東的安全警衛，是汪東興直接領導，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具體負責的，一般沒有交代，別人都不過問的。但鄔吉成負責著江青的警衛，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辦理，結果瞎折騰了一通。

李釗、鄔吉成、劉蘭蓀是內部警衛班子的負責人，主要擔負會場和會議活動的警衛。毛澤東住的廬林一號的警衛，由警衛團的一中隊負責；林彪住處則由二中隊負責。

每有會議召開，當會場內外的警衛佈置就緒，李釗、鄔吉成等就來到現場值班。他們總是在毛澤東等政治局常委到來前，到廬山禮堂前後檢查警衛落實情況。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常委到來時，他就護送著他們走進禮堂。

五常委進禮堂後，鄔吉成就留在外面巡視。會議結束，五常委出禮堂時，鄔吉成就馬上回到南側小門邊，一直護送著他們上各自的轎車。

在9號別墅秘密開了兩天「批陳會」

在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林彪突然搶先發言，為設國家主席造勢；在當晚周恩來主持的各大區召集人會議上，吳法憲的各組聽林彪講話錄音、展開討論提議得到附和，改變了會議議程；24日，陳伯達要求打印和分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論天才的語錄；部分上當受騙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聯名給毛澤東、林彪寫信，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25日，第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印發，毛澤東開始反擊，制止對林彪講話的討論，停發六號簡報，要求吳法憲等作檢查，寫出《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評陳伯達。

鄔吉成記得開幕的那天下午，會議進行的時間不長。因為林彪的突然發言，佔去了一個半小時，打亂了原定的議程，使毛澤東不悅。原來的兩位主要報告人周恩來、康生，都以有材料下發，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數語，把報告給省略了。五常委從南側小門出來時，守候在那裡的鄔吉成、劉蘭蓀，看見毛澤東拉著臉，好像不高興的樣子。

接著，是在毛澤東宣佈停止開會期間，周恩來寓所分外「熱鬧」。周恩來住的是編號為「9」的別墅，最初的擁有者是美國傳教士蘇曼，40年代中期，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為「調解」國共兩黨衝突，在蔣介石、周恩來之間穿梭，曾「八上廬山」，都是住的這座別墅。

在那兩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來都在自己住的別墅小會議室召開政治局會議,每次都開得時間挺長，要求嚴格警衛，誰也不讓進。鄔吉成後來才知道，那是在批評陳伯達。

每當9號別墅的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必去廬林一號毛澤東的住所。廬山別名雲霧山，在七八月間，傍晚以後到次日上午10點，山腰之上多被大霧籠罩，一兩米開外就不見路徑。從9號別墅到廬林一號，大約有三里路的樣子，周恩來每次都是乘車往返，為了安全行駛，李釗、鄔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馬燈，在汽車的前面引路。還有一次夜間11點多，毛澤東要請葉劍英到他那裡去，也逢雲霧瀰漫。這次就是派劉蘭蓀等同志手提馬燈，在轎車前邊領的路。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發表之後，對陳伯達的批評轉成批判。再開大會時，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一下從五位就變成了四位。就在鄔吉成驚異之際，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讓你們的警衛多注意一下陳伯達，別出什麼事情。他的情況要多匯報。」

鄔吉成問：「怎麼啦，有什麼情況嗎?」「情況嘛，有些複雜，總之你們提高警惕就是啦。」

他隨即和負責陳伯達警衛的孫鳳山打了招呼：「對陳伯達跟緊點，別出問題。」而他自己有時看見陳伯達獨自一人轉悠時，也隨之跟著走一段。

此時此刻，鄔吉成發現陳伯達不發脾氣了，否則他又會說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衛跟著。而且這時他的情緒神態，和剛上山時有很大差異，隱隱約約露出幾分消沉和頹喪。

有一次，陳伯達散步去了含鄱口，孫鳳山在他身邊跟隨。走到含鄱亭，孫鳳山聽陳伯達長歎一聲，像是對他，也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上廬山，我這恐怕是最後一次嘍。」當時孫鳳山還沒聽出他話中有話，直到會議後期陳伯達挨批在廬山已經不成為秘密。

6號簡報編發汪東興發言，毛澤東很生氣

當吳法憲關於放林彪講話錄音、組織小組討論的提議被採納後，汪東興參加了華北小組的討論。陳伯達也來到這個小組，他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發言，配合林彪集團鼓吹「天才論」，以實現在修憲中恢復設立國家主席的目標。

陳伯達的蠱惑發言把絕大多數人的激憤挑了起來，特別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一語，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東興也熱血沸騰了。

汪東興隨之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廬山會議準備時期，毛澤東就多次談到，不主張設立國家主席，自己也不當這個主席。有些相關的談話，還是讓汪東興向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傳達的。

可林彪的講話，陳伯達的煽動，用汪東興的話說，是「沒有識破他的陰謀，憑著自己樸素的階級感情，一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動起來了。」

偏偏這些話都被編進了全會的第六號簡報，而且還「把別人發言的內容與我發言的內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義刊登了出來」。汪東興的回憶說這些文字在刊發前，沒有給他過目。

這份簡報毛澤東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東興召了去。「看到六號簡報了嗎?」毛澤東見面就問。「剛看到。」汪東興還沒想到問題的嚴重性。

「他們已經來過了。」毛澤東所說的他們，是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說六號簡報影響很大。」緊接著，毛澤東的口吻嚴厲起來：「你汪主任瞭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麼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當毛澤東用你的職務稱呼你的時候，你的情況就有些不妙了，這一點汪東興早有體會。

汪東興解釋：「我聽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歡喜得跳起來，我很氣憤。」「在群眾討論修改憲法時，大家都擁護你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反問：「不當國家主席，就不代表群眾嗎?你強調群眾擁護，難道我不當，群眾就不擁護了?我就不代表群眾了嗎?」

毛澤東的批評，使汪東興心裡非常難受，他感覺自己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和信任」。

一天，參與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在碰見鄔吉成時打招呼，說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廬林一號一些瓷器。她們因工作常在毛澤東身邊，與從事警衛工作的鄔吉成比較熟悉，就特意問鄔吉成想不想買一些，如果想，就趕快到廬林一號去挑選。

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很有名，鄔吉成到廬林一號王海容、唐聞生那裡，買了點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辦公的樓裡，就接到汪東興電話，把他一通好訓：「廬林一號那邊的工作不歸你管，誰叫你跑到那邊去的?去幹什麼了?」

對汪東興劈頭蓋臉的指責，鄔吉成很納悶。直到後來聽說汪東興在華北小組會議上犯了錯誤受到毛澤東批評，做了檢討，他才醒悟到，汪東興動肝火大概與當時心情不佳有關。

九屆二中全會是9月6日結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時，在會議辦公駐地的鄔吉成，看見葉群帶領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員大將，到美廬探訪江青，表示敬意。鄔吉成分析，這種政治性的拜訪，和廬山會議出現的較量有關；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關係非比尋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還在《解放軍畫報》上發表林彪讀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在下廬山之前，鄔吉成和擔任警衛的部分幹部，去了周恩來的住所，在院子、前廳，和周恩來、鄧穎超及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留下一份永遠的紀念」。

9月9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禮堂，應全會的服務人員的請求，接見了為全會服務的會務人員，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澤東遂乘車離開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