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開封。考慮到開封「形勢渙散，防維為難」，趙匡胤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遭到群臣及晉王趙光義極力反對，遷都計畫擱淺。


　　自古統治者選擇都城主要根據軍事、經濟、地理位置三方面條件來考慮。軍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內，又利於御外；經濟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區經濟發達，能基本解決都城的物質需要，只需少量仰給於遠處；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於王朝管轄範圍的中心地區，或有通暢的水陸交通線路通向四面八方。

 

 

　　開封府主要的優勢是居「天下之要會」，汴水河渠連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但其缺點是軍事上無險可守，難以御外，必須常駐數十萬大軍以代替山河之險。趙匡胤考慮得比較全面，比群臣和趙光義更有眼光，他認為如繼續以開封為都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


　　宋太祖曾擬遷都


　　欲西遷據形勝之地


　　開封位於黃河中遊的南岸，地處中原和華北大平原的西部邊緣。它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岳，東接青齊。河流在這裡作放射狀向南北分流，可開鑿運河，連接南北河流。


　　因戰國時的魏國，五代時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後期，都曾建都於開封，所以開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稱。就地理環境而言，自古統治者擇都大多選取龍盤虎踞、山河四塞、有險可守的形勝之地，很少選擇地勢平坦、難以防守之地。而開封偏偏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統治者看中，關鍵在於它處在四通八達的「天下之沖」，交通方便，經濟富庶，有利於「居中御遠」。


　　早在戰國後期，縱橫家張儀曾對魏哀王說：「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楚漢相爭期間，謀士酈食其對劉邦說：「陳留（今開封一帶）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於是劉邦置陳留郡。唐末和五代時，群雄逐鹿中原，開封的地理位置顯得更加重要。唐人韓宏說：「大梁（今開封）襟帶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東。」後唐郭崇韜說：「汴州關東衝要，地富人繁」。石敬瑭對後唐皇帝李嗣源說：「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公元936年，石敬瑭滅後唐，建立後晉，兩年後便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定為首都。


　　隨後，後漢、後周相繼建都於開封。宋太祖趙匡胤登上帝位時，沿用後周舊制，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趙匡胤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也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在基本平定南方諸國及地方割據勢力後，他考慮到開封「形勢渙散，防維為難」，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他說：「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但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趙光義極力反對。


　　反對遷都理由之一：


　　洛陽凋敝軍食不充


　　趙匡胤於公元927年在洛陽夾馬營出生，因而對洛陽有特殊感情。開寶九年（公元976年），趙匡胤下詔西幸洛陽祭祀天地，並打算從此留在洛陽。


　　起居郎李符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他上書「陳八難」，書中稱：「京邑凋敝，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趙匡胤思鄉心切，根本不管西行難不難，於同年三月丙子日從開封出發，在眾大臣和衛兵簇擁下，浩浩蕩蕩前往洛陽。


　　四月，趙匡胤一行到達洛陽，在南郊舉行合祭天地大典。此前洛陽地區連續一個月大雨不止，趙匡胤到達後，雨就停了下來，舉行合祭大典時晴空萬里。大典結束後，當地父老說：「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還有人激動得淚流滿面。趙匡胤見天公作美，百姓歸心，又見洛陽經過重建後宮室壯麗，心情非常愉快，當日下詔大赦，並當面獎勵建設洛陽有功的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


　　兩天後，趙匡胤大宴群臣，隨意賞賜，君臣共歡。在言談中，趙匡胤屢稱洛陽為形勝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陽之意，群臣見皇上興致正濃，不敢掃他的興，當時沒有誰開口進諫。趙匡胤見大家都不反對，以為遷都之事可如願進行，卻不知群臣雖表面不反對，但大多數人仍不樂意遷都。

反對遷都理由之二：


　　開封漕運四通八達


　　遷都是牽涉到國家命運的大事，群臣有意見不可能不提，況且他們知道趙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見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種機會向趙匡胤進諫。


　　一天，趙匡胤的老部下李懷忠見皇上略有閒暇，便上前進言，他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


　　就當時形勢而言，李懷忠這一番話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後梁建都開封以來，幾代統治者便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尤其是後周世宗柴榮，屢次下詔開挖運河。顯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詔疏導汴水北入開封五丈河，使齊魯舟楫都能到達開封；顯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詔開挖汴水口，引導河水達於淮水，使江、淮舟楫暢通無阻；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榮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在開封東面疏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趙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就著手在開封周圍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他首先下令開挖蔡河，使河流直達許鎮，以通淮右之漕。第二年，又調集數萬民工，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使蔡河經陳、穎直達壽春。同年，又在開封城北進一步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經不斷疏浚和開鑿後，基本形成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系統。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使開封便於取得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解決首都開封數十萬禁軍和百萬居民的糧食和物資供給問題。這在當時是建都長安或洛陽都無法辦到的。所以趙匡胤認為李懷忠的意見確實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變不了趙匡胤遷都的決心。


　　反對遷都理由之三：


　　安邦「在德不在險」


　　群臣的意見趙匡胤可以不聽，可晉王趙光義的意見趙匡胤卻不得不聽，因趙光義是他的皇位繼承人。當趙匡胤把遷都洛陽和長安利在有險可守的想法告訴趙光義時，趙光義說：「在德不在險。」趙匡胤一時語塞。趙光義離開後，趙匡胤對左右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光義反駁趙匡胤引用了吳起的故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在船上，吳起與魏武侯討論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對國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問題，吳起認為，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


　　眼看晉王和群臣都持反對意見，趙匡胤只好放棄了遷都的計畫。
靠近黃河都城危險


　　四戰之地往事可鑒


　　晉王趙光義對趙匡胤說「在德不在險」，此事在宋史並沒有記載，而記載在宋人王禹偁的《建隆遺事》一書中，被《續資治通鑒》等書採用。有人認為《建隆遺事》不可信，趙光義並沒有說過「在德不在險」。然而不管趙光義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北宋沒有遷都卻是事實。而且北宋不遷都確如趙匡胤所言隱伏著極大的危機，北宋在趙匡胤逝世後逐步走向衰弱最後被金所滅與開封的地理位置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開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遇強兵入侵時如何防守就成為嚴重的問題。張儀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開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另外，開封太靠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致命的弊端。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理位置比開封險要得多。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環繞，背負邙山，面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號稱「九朝古都」。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後來範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固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視。正如清代學者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鑒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建議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守，他說：「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疾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諫官余靖表示反對，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捨天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見，韓琦加固京城的建議被否決。


　　養兵太多負擔沉重


　　依賴運河民力耗盡


　　既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北宋開封一帶經常駐軍數十萬，城裡城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大量冗兵雲集京師，大大增加了開封對運河的依賴性。時間一久，就造成政府財政開支負擔沉重，百姓困於徭役。


　　前面說過，宋太祖登基後多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徵用大量民力。趙匡胤瞭解民間疾苦，愛護百姓，不會輕易動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他對侍臣說：「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他知道京師依賴運河供給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打算。由於遷都計畫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正如張方平所說的：「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河道不夠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無數民力，使百姓疲於奔命。


　　開封是運河的供給中心，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是長江下遊。宋初，長江下遊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自成為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後，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他預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遊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回的趨勢。


　　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開封。1127年，金兵佔領開封，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開封在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