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欽與白崇禧自認為略施小計，不費一兵一卒就把老蔣趕下台去，正在慶幸自己勝利的時候，也使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老蔣又捲土重來。

　　老蔣通電下野，不過是一時的緩兵之計，為了麻痺視聽，表面上他回到奉化住了幾天，在掃墓祭祖之後，便轉道上海，帶上愛妾陳潔如東渡日本，好像不再置身政局，暗地裡他卻派出說客，西去武漢、北上魯晉，與汪精衛、閻錫山等人議和，答應各種條件，達成相互支持的默契。於是，老蔣下台為時不過一個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大嚷大叫要制裁老蔣的權要人物，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通電全國要求老蔣復職，擁護老蔣繼續領導北伐。那時的時局真像變戲法一樣，曾經猶如冰炭的寧漢關係，倏然之間又變得水乳交融。

 

 

蔣介石與何應欽

　　何應欽，字敬之，1894年出生於貴州省興義縣的一個官宦門第。幼年，他的父親為他聘請老師在家中設館教讀，除教四書五經外，還為他講解歷代興亡存廢的歷史。

　　何應欽讀書極為勤奮，老師說他「少有大志，存王者之心，不為龍便為蛇」。

　　及長，舊民主革命運動正在興起，晚清統治已搖搖欲墜，何應欽便投筆從戎，考入湖北陸軍中學，繼以學習成績優異，被保送進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不久就與蔣介石結拜為同生死、共患難的義兄義弟。在黃埔軍事集團中以蔣、何並稱，被人稱之為蔣的「大金剛」。

　　在國民黨的政壇風雲中，蔣介石與何應欽勾心鬥角長達幾十年，其間頗多驚心動魄、政變與反政變的驚濤駭浪，有些已有文揭露，但絕大部分還鮮為人知，如不加揭露，將會與時俱逝，筆者因而寫此何應欽事略，以補其遺。

　　貴州起步，初試牛刀

　　蔣介石與何應欽都是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二人回國至上海，同時在滬軍都督陳其美（字英士）手下任少校參謀。陳其美的所部大都是由江浙的青幫組成，名義上是革命部隊，實際上是烏合之眾。蔣介石是浙江人，不僅是陳其美的同鄉，而且與陳部上下氣味相投，因此受到陳其美的信任。

　　何應欽是貴州人，在陳部本來就格格不入，加上同事邀何去日賭夜嫖，均被他拒絕，何應欽不沾酒色，更受到歧視，被陳部上下視為異類，何應欽也自知上海並非久留之地，心中去從難抉，極為苦悶。正在這時，他在上海遇見李大釗的朋友李仲公。李仲公是何應欽極為敬重的人，何便將他的去從相告，去北京投北洋政府或回貴州去另起爐灶？李仲公為其分析時局，力陳去投北洋乃與梟雄為伍，而且北洋已成眾矢之的，不過是昨日黃花，便勸他回貴州，與貴州新派王文華的黔軍合作便大有可為。何應欽便請李仲公幫他聯繫。

　　在舊民主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在我國大多數省份的政要人物都存在傾向南方和傾向北方的新舊兩派。貴州亦不例外，舊派以督軍兼省長的劉顯世為首；新派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為首。其實劉顯世與王文華兩人是裙帶關係極深的至親，劉顯世是王文華的親舅舅。

　　王文華僅僅畢業於師範學校，是一個從未沾過軍事的文弱書生。劉顯世年老，精力不堪勝任，便把黔軍交給外甥王文華，認為軍柄不致落於外人之手，他卻沒有料到外甥會打他的「翻天印」。

　　何應欽與王文華是遠親，經李仲公一疏通，王文華便電報相邀，請他助自己一臂之力，何應欽遂回到貴州起步。

　　經驗告訴何應欽，中國成大功立大業者，在歷史上，書生僅為配角，掌軍柄者方為事主。他回到貴州，滿以為王文華會叫他帶兵，哪知王文華不放心，僅僅委任何應欽當了一名不沾軍權的講武學校校長。

　　王文華的胞妹王文湘，初長成人，小姑獨處，王文華為她議婚，向她提了一些黔軍將校，王文湘一個也看不上，恰在這時，何應欽闖入了她的生活。她遂對這個遠房表哥魂牽夢繞，情有獨鍾，不久就由王母作主，把何應欽招為東床快婿。

　　王文華以為有了這層裙帶關係就能拴住何應欽的心，便賦予何應欽以黔軍中將參謀長及全省警務處處長的重任。何應欽自掌握黔軍的大權後，他表面上對王文華極為恭順，暗地卻培植私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文人他引薦了他的親信李仲公和鄧漢祥，武人他引薦了士官同學朱紹良和谷正倫為左右二膀。

　　朱紹良和谷正倫就因何應欽的關係後來青雲直上。朱紹良不僅曾就任西北軍政長官，後來還調至重慶任西南軍政長官；谷正倫任憲兵司令後任貴州省主席

　　與此同時，何應欽又不斷排擠王文華的舊部，把「王家軍」變成了「何家軍」，以致在當時的黔軍中流行過這樣一句話：「姑爺當了家，大舅成菩薩。」

　　沒幾年工夫，何應欽居然架空了王文華，逼走了貴州省省長劉顯世，小試牛刀，步步告捷，從一個小小的少校軍官一躍而成為貴州全省實際上的統治者。

　　得之者易，失之者亦易。何應欽沒想到正當他大做其黃粱美夢，企圖從貴州起步，進而兼併西南，問鼎中原，實現他「英雄造時勢」的願望時，卻被貴州另一具有實力的老軍閥袁祖銘從四川率領護國軍返黔，收容貴州新舊兩派的舊部，一舉將其擊敗，逼使他拖家帶口逃亡。當何應欽一行途經昆明下榻某賓館時，又被劉顯世派出的殺手一槍穿腹而過，倒地血流不止。

　　第二天，昆明各報就登出了「黔軍參謀長何應欽遇刺身亡」的消息。其實何應欽並沒有死，而這一槍卻改變了何應欽的命運，驅使他一跟頭栽進了反動派統治集團，與蔣介石結成了既親密又猜忌的微妙關係。

　　跨進黃埔，訂生死交

　　1924年6月，孫中山先生得到中共和蘇俄的幫助，在廣東創辦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何應欽任少將總教官，當時蔣、何關係還不深，教授部主任為王柏齡。王伯齡這人是個花花公子，日賭夜嫖，還吸鴉片，何應欽初來乍到小心翼翼。蔣介石每次到教授部去找王柏齡研究工作，去早了他還沒有起床，去遲一些他又上街去了，好容易派人把他從酒樓歌舞場中找回來，蔣介石與他談起工作又一問三不知。但找何應欽，無論早晚總是隨找隨到，談起工作，對答如流，面面俱到，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蔣介石建立黃埔黨軍，將黃埔一期學生編成教導團，誰任團長事關重要。在人選上，蔣介石深思熟慮，認為何應欽能當此重任，便派他當團長，是為黃埔建軍之始。

　　何應欽對蔣介石極為恭順，亦趨亦從，大賣其力，作戰特別勇敢，在廣東統一之戰的兩次東征中，全殲了楊希閔和陳炯明的軍閥部隊，完成了廣東的統一。蔣、何之間的合作，在黃埔軍事集團中得以蔣何並稱，就是在這兩次東征中開始的。

　　1925年3月12日，在東征過程中，蔣、何率領黃埔教導團，與陳炯明的林虎部激戰於棉湖，黃埔教導團傷亡慘重，指揮部亦被包圍。「活捉蔣介石！」「活捉何應欽！」的呼喊聲令蔣何二人心驚膽戰，蔣介石更是驚惶萬狀，認為這次若不被俘，也會被亂槍打死，不禁仰天長歎：「非戰不力也，天亡我也。」他以企求的目光望著何應欽，對何應欽說：「敬之，你快想個辦法把林虎打退，不然我們就完了。」在萬般無奈中，何應欽一邊叫幾個副官拿起話筒向林虎部隊喊話：「林虎部的官兵們，你們的督軍陳炯明正在與我們商量起義，決定在陣前起義，每人犒賞『袁大頭』一千元，如不放下武器，決以軍法從事！」一邊叫教導團的殘兵敗將騎上戰馬，馱上銀圓，掩護自己與蔣突圍。何應欽衝鋒在前，不打一槍一炮，向林虎部官兵拋擲銀圓：「犒賞來了！犒賞來了！」林虎部官兵雖然對喊話半信半疑，但看見白花花的銀圓叮叮噹噹滾在自己的腳邊，什麼也不顧了，紛紛你搶我奪，陣腳大亂，何應欽率領殘部乘機衝擊，保護蔣介石突圍，救了蔣介石一命。

　　棉湖戰役結束後，蔣介石拉著何應欽的手說：「我們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們要永遠記住3月12日這一天。這一天是我們生死與共的日子，我們結拜成兄弟吧。」於是兩人喝了血酒，發了毒誓，蔣年長為兄，何年稍次為弟。蔣介石說：「我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有我蔣介石就有你何應欽。」何應欽也指天發誓：「我何應欽為義兄效忠，生死不渝，雖肝腦塗地亦不悔。」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介石就蓄謀破壞「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製造「中山艦事件」殺害共產黨人前夕，蔣介石就曾向何應欽發出密電徵求他的意見。

　　密電大意是：「廣州某要人（指汪精衛），聯合某重要方面（指中共和俄顧問），蓄謀逼兄下野，兄之處境極苦，茫茫大地幾無容身之地，午夜彷徨，苦思無策，吾弟何以教我？」這時的何應欽已是第一師師長兼東江的綏靖委員，他立即復電：「大張撻伐，弟決率黃埔軍為後盾，設廣州不利，可到東江坐鎮指揮……」

　　蔣介石接得何電，大感快慰。他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並當即發動「中山艦事件」，殺害共產黨員李芝龍等人，向背叛孫中山的民主革命邁出一大步。這一步邁了出去，以後就越發不可收拾。

　　逼宮下野，野心初露

　　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準備北伐，組成了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下轄7個軍，將黃埔黨軍編為第一軍，以何應欽任軍長，其它6個軍蔣介石認為都非自己的親信部隊。國民革命軍成立伊始，就形成嫡、異兩系，為後來幾十年的流血內戰種下了禍因。

　　北伐開始，兵分兩路，一路向東出師閩浙，直指南京；一路向西出師韶關，直指武漢。

　　東路軍由何應欽和白崇禧任正副總指揮，打福建、攻浙江，不出4個月就連克東南兩省，還進了「六朝金粉」的南京城，何應欽當上了浙江省的省主席。

　　李仲公到環龍路何應欽的寓所，向他說明老蔣要等著看他的擁戴電。他卻說：「我何應欽做事不像他蔣介石那樣專制獨裁，擁不擁戴他復職，我還要徵求前方將領劉峙、顧祝同等人的意見。」李仲公提醒他：「白崇禧逼他下野，你不支持他，他對你已經大為不滿，你現在不發擁戴電，豈不是暴露你與白崇禧是同謀麼？你要知道，黃埔軍隊是他的命根子，他決不會輕意放過你的。」何應欽考慮了一陣，不由得歎息一聲，苦笑一下，才向李仲公說：「那就請你代我擬個電報發出去應付他老蔣吧。」

　　何應欽的通電發出去後，1928年1月中旬，老蔣才從上海去南京復職。

　　李仲公當時與何應欽的二舅同住在南京鬥雞閘的一個獨院內，有一天陳立夫跑來找他，說老蔣已去徐州，通知李仲公前去談話。陳立夫前腳一走，何應欽同他的老婆後腳就走了進來，王文湘氣急敗壞地說：「大事不好，老蔣不講交情，把我家的警衛全調走了。」何應欽說：「老蔣對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把我的總指揮也撤了，摘了我的兵權，調我去總司令部任參謀長，丟盡我的面子，不管他要怎樣，我決不接受，抗命就抗命，看他怎麼處置我？」

　　李仲公是和事佬。他向何應欽說：「哪會有那樣嚴重？你先不要著急，不要不冷靜，即使他對你生疑，你們之間畢竟有段深厚的歷史。他是個重感情的人，怎麼會憑點疑心就處置你。今晚我要去徐州見他，盡力從中調停，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過他的脾氣你也知道，喜怒無常、剛愎自用，愛之如漆、惡之墜淵，是說得出做得出的。既然他還存在一天，你的實力還鬥不過他，你就不能與他搞得過僵。」二舅王伯群也勸何應欽不要與蔣分裂，他說：「老蔣調你去當他的參謀長，雖不帶兵，僅僅是一個幕僚長，一舉一動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但你也必須去，將計就計嘛。借此你可以與他重修舊好，冰釋前嫌，韜光養晦，以待時機。青梅煮酒，聞雷失驚，難道這一套你還不會？」何應欽聽了李、王二人的勸告，氣才平了下來，準備順水推舟，前去就職。

　　李仲公當晚在徐州見著老蔣，一提起何應欽，老蔣就大發雷霆：「白崇禧逼我下野，他何應欽若在旁說幾句話，我何至於下不了台？連汪、馮、閻都通電全國擁護我復職，而他卻遲遲不發對我的擁戴電，即使他怕白崇禧，難道他不怕我蔣介石？你回去告訴他，沒有我蔣介石就沒有他何應欽。我把他提得上也能把他拉得下，我調他當參謀長，不允他帶兵，他若敢抗命，就叫他給我滾，今後我再也不想看見他。」

　　李仲公等老蔣發完脾氣，才為何應欽轉圜：「介公還須三思。何應欽秉性遲鈍，不諳政局風雲，這事發生後，現在他已痛自引咎，說他不知政治會這樣複雜，他本以拳拳之心待介公，想不到會鑄成如此大錯，自己深責對不住介公，而介公對他還仁義有加，竟不棄他，還委以參謀長重任，他哪敢抗命，只是感到汗顏而已。」

　　經過李仲公這一番解釋，老蔣才改變了態度。他說：「是這樣就好，是這樣就好。那你就回去告訴他，過一段時間，我還把黃埔軍隊交給他帶，隨我北伐。」說後還提筆給何應欽寫信，首敘他們在東征途中所訂下的生死之交，次敘他對何應欽如何倚重信任，最後還以繼承人相許。何應欽也給老蔣回了一信，表示要對老蔣「以報恩澤，雖肝腦塗地亦不悔」。兩封信都寫得娓娓動聽，後來的事實證明，兩人在信中所說的全是互相欺騙的假話。

　　韜光養晦，挫骨揚灰

　　自從1927年12月「逼宮」以後，蔣何之間表面上親親熱熱，稱兄道弟，暗地裡卻仍互相猜忌，實際上關係微妙，殺機四伏。

　　老蔣承諾仍讓何應欽統兵並未兌現，後來僅委他當了幾年軍委會北平分會主任和軍政部部長，職務雖高而隆，就是不直接掌握部隊，想要造反也造不起來。何應欽則韜光養晦，處處奉命惟謹，老蔣反共他反共，老蔣親日他親日，即使要用一個少校軍官，他也必先請示後發委，至於所謂「黨國大計」，更不敢隨便開口議論，總之力圖使老蔣相信他是最聽話的「乖孩子」。

　　蔣軍黃埔系將領中，以何應欽、顧祝同、劉峙、張治中、錢大鈞、陳誠、陳繼承、蔣鼎文這8人的職務最高，軍銜都是星級上將，人稱「八大金剛」。何應欽又居其首，稱為「大金剛」。

　　黃埔軍校第一期至第三期出身的次高將領，如曾擴情、胡宗南、桂永清、賀衷寒等13人，被稱為蔣的「十三太保」。曾擴情位居其首，人稱「大太保」。

　　當何應欽出任軍委會北平分會主任時，老蔣在他身邊安插上「大太保」，要曾擴情把何應欽看緊一點。派曾擴情為何應欽的政訓處長，但何應欽對「大太保」的來意心裡有數。按說何應欽是黃埔的總教官，曾擴情是一期學生，他們是師生關係；這時何應欽又是曾的頂頭上司，他們是上下級關係，但何應欽卻從不擺架子，開口閉口稱「擴情兄」，把「大太保」哄得團團轉，「大太保」在蔣介石面前盡打好字旗。

　　西路軍也一帆風順，光復了武漢市，還把廣東的國民政府遷到了漢口。

　　蔣介石進了南京城，就不再打算北進，什麼北伐不北伐，打不打倒北洋軍閥，對於他已無關重要，武漢的國民政府倒成了他的一個心病，便決定掉轉槍口用國民革命軍去打國民革命軍，吃掉西路軍，吞掉武漢的國民政府。

　　消息傳來，武漢方面對蔣介石的背叛也是群情憤激，曾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制裁蔣介石，將蔣介石開除出國民黨。近代史上的「寧漢分裂」，便是指的這件事。

　　在「寧漢分裂」之際，與蔣介石有生死之交的何應欽野心初露，他見武漢方面要將蔣介石開除出國民黨，中共、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等擁有實力的黨派和人物對老蔣也是箭在弦上，就是在東路軍中的桂系部隊也與蔣介石貌合神離，蔣介石正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就是蔣介石認為絕對可靠的黃埔黨軍也在他的手上，他認為謀蔣之位、奪蔣之權正當其時，至於他與蔣介石在棉湖戰役後的海誓山盟，那不過是互相欺騙的鬼話。於是，何應欽便與桂系的白崇禧合謀，上演了一出「逼宮」鬧劇，逼使蔣介石通電下野。

　　正當何應欽與白崇禧二人慶幸「逼宮」成功的時候，真像一聲驚雷，驚醒了二人的「逼宮夢」，惟時才一個月，蔣介石又像神話似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關於「逼宮」這段史實，近人寫得不少，但不是語焉不詳，就不免是魚魯亥豕，熟知這段史實內情的人，在解放後僅有李仲公一人。因為李仲公當時曾為此事周旋於蔣何之間。李仲公建國後曾任全國政協文史委員，他在所寫回憶錄中曾詳敘此事。

　　1927年12月初，老蔣揮師沿江而上，企圖一舉攻克武漢，把北伐大革命變成他實現獨裁統治的反革命內戰。先頭部隊已到達了九江，而前敵正、副總指揮何應欽與白崇禧卻按兵不動。老蔣心中生疑，便召集二人談話。老蔣向何、白二人力言武漢的國民政府比北京的北洋政府更為可慮，不克武漢，是留下一個心腹大患。老蔣說得唇乾舌燥，何、白二人置若罔聞，老蔣問二人有什麼意見，二人也不作應對。

　　白崇禧不表態，老蔣倒沒有什麼，而由老蔣一手扶持起來又是結拜兄弟的何應欽竟也裝聾作啞，老蔣不由得氣上心來，便厲聲問他二人為何不說話。何應欽以目向白崇禧示意，白崇禧心領神會，他便不慍不火地答道：「總司令要停止北伐，去打武漢，豈不違背先總理中山先生的遺教，而令親者痛仇者快？我們認為本黨內部的問題，還是以和為貴。」

　　老蔣本來就是個胸襟狹窄的人，這時又正在氣頭上，聽見白崇禧竟敢公然反對他，甚至還指責他背叛孫中山，頓時惱羞成怒，便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喊叫起來：「我不和！我不和！要和你們去和！要和你們去和！」「你們要去和，我蔣介石就離開，就辭職，我看你們有什麼本事來收拾這個局面？」何、白二人要的就是老蔣的這句話，白崇禧便慢條斯理地答道：「為了顧全大局，團結本黨，總司令離開辭職，我們堅決擁護。」白崇禧這些話直端端地頂在老蔣的心口上，弄得他十分尷尬。這時老蔣猛然醒悟到逼他下野乃早就有此預謀，若不下野，白崇禧定會堂而皇之的以討逆的名義與他兵戎相見，而他一旦落在武漢與桂系的夾擊之中，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老蔣完全沒有想到一下子會落入這般困境，而要擺脫這種困境，惟一的指望便是他的結拜兄弟何應欽站出來支持他，因為何應欽支持他，白崇禧便不敢輕舉妄動，若再由何應欽說幾句轉圜挽留他的話，不僅使他有台階可下，還會把這場「逼宮」化之於無形。老蔣以這種心情，屢屢以求助的目光向他有生死之交的何應欽示意，他萬萬沒有想到，何應欽竟裝聾作啞，沉默不語。老蔣一氣之下，咆哮著：「好！好！好！我下野！我下野！」怒氣沖沖地走了出去，回到奉化，通電下野。

　　何應欽與白崇禧自認為略施小計，不費一兵一卒就把老蔣趕下台去，正在慶幸自己勝利的時候，也使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老蔣又捲土重來。

　　老蔣通電下野，不過是一時的緩兵之計，為了麻痺視聽，表面上他回到奉化住了幾天，在掃墓祭祖之後，便轉道上海，帶上愛妾陳潔如東渡日本，好像不再置身政局，暗地裡他卻派出說客，西去武漢、北上魯晉，與汪精衛、閻錫山等人議和，答應各種條件，達成相互支持的默契。於是，老蔣下台為時不過一個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大嚷大叫要制裁老蔣的權要人物，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通電全國要求老蔣復職，擁護老蔣繼續領導北伐。那時的時局真像變戲法一樣，曾經猶如冰炭的寧漢關係，倏然之間又變得水乳交融。

　　1928年1月，老蔣從日本回到上海，寄住法租界吳忠信的寓所，他把李仲公找去談話，聲色俱厲地向李仲公說：「現在馮煥章（馮玉祥）、閻百川（閻錫山）都發出對我的擁戴電，他何敬之為什麼還沒有所表示？你去問他：他究竟安的什麼心？他究竟有什麼打算？」李仲公連忙為何應欽向老蔣解釋：「敬之對介公一片忠心，他哪會有什麼打算？只是他這個人在政治上反應遲鈍，是一個不叫說不敢說，不叫動不敢動，只知勇敢作戰、埋頭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找他，保證明天您就能看見他對您的擁戴電。」老蔣說：「你去告訴他，不要麻木不仁。」

　　1935年6月9日，何應欽秉承老蔣之意，與日本駐華北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撤出在北平、天津兩市及河北全省的中國軍隊，取締一切抗日活動……何應欽為蔣介石背了黑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得到了雖孝子賢孫也不能更改的「親日派」和「賣國賊」兩頂帽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西安扣留了老蔣和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人，消息傳到南京，孔、宋家族驚慌一團，而何應欽則欣喜若狂，他認為這又是一個對老蔣落井下石的大好機會，立即召集王伯群、何輯五等幾個親信開會，決定了兩個乘勢奪權的方案。

　　一個方案是對張、楊兩將軍採取「討伐」的軍事行動，由何應欽任「討伐軍總司令」，傾黃埔之軍四路圍攻西安，派空軍狂轟濫炸，將張、楊羈蔣之地夷為平地，使老蔣於轟炸中挫骨揚灰，屍骨無存。這個方案已有今人在回憶錄中提及，但第二個方案卻鮮為人知，若不是當事人洩露，恐怕永無暴露之日。

　　第二個方案名《統一黨國·革新政治草案》。內容除一套掩耳盜鈴的空話，斷定老蔣已不存在外，著重調整人事，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白崇禧任軍政部長，汪精衛任國民黨總裁兼行政院長，王伯群任中央銀行總裁……等等。哪知何、汪正在蠢蠢欲動的時候，蔣介石卻突然被釋放回南京。何應欽這次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因怕蔣介石不會放過他，惶惶不可終日。

　　殺雞儆猴，各顯神通

　　1940年以後，由於半壁河山淪於日寇之手，蔣、何均龜縮在重慶忙於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寇已呈敗勢，蔣、何以牙還牙的「火拚」又在重慶上演。

　　1945年7月14日，陸軍上將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坐上一輛雪弗蘭轎車，前面一輛軍用吉普開路，後面一輛軍用吉普相隨，從重慶市中區一路狂奔來到十橋軍法執行總監部。

　　一個川籍上校姓張的科長把他迎進了辦公室。張科長知道他來準沒有好事，不知哪一個大頭頭又會人頭落地，否則他不會親自出馬。

　　何成浚坐在辦公室內，幾句開場白後，便取出一張蔣介石的「手渝」：「命令：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時，處決軍政部中將兵役署署長程澤潤，不得有誤。」

　　張科長接過來看後，幸災樂禍地說：「委員長真是英明偉大，這幾年兵役搞得實在不像話。壯丁不壯，一個個蓬頭垢面，餓得皮包骨頭……」何成浚搖搖頭，歎了口氣：「你曉得什麼？亂彈琴！兵役搞得不像話豈止是這幾年的事情？又豈是程澤潤一人？說句真話，其實程澤潤為人耿介，在家鄉還捐資辦學，資助貧寒子弟，這次橫禍，哪有什麼罪證，還不是代人受過。」

　　張科長位卑職低，對高層次的內情所知不多，聽後也搖頭歎息：「為何我們盡辦些冤案？」

　　7月15日這天上午10點許，何成浚擺下一桌酒席，把程澤潤從大牢的優待室裡請了出來，何成浚的笑容隱含著同情和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向程澤潤說：「澤潤，請上坐，請上坐，今天此席是專為澤潤兄而設。」程澤潤一怔，一下就明白那是何成浚為了送他上路的餞別宴，這種結果似乎早在他的預料之中。他問何成浚：「成浚，『草字頭』（指蔣介石）是不是今天就要成全我？」何成浚點點頭：「來！來來來！看在你我保定同學的份上，先痛飲三杯！」程澤潤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這時他似乎想到他家裡的妻兒老小，嗚嗚咽咽，啼妻哭子，似乎又想到國民黨縱橫捭闔的政壇，又突然敞聲狂笑：「『草字頭』為了跟何敬公過不去，報西安事變何敬公力主轟炸一箭之仇，殺雞儆猴，拿我這局外人開刀，真是心似蛇蠍，比歷代暴君尤有過之。『草字頭』不去國無寧日，『草字頭』不除民無寧日！」何成浚淡淡一笑：「介公和敬公皆有過人之志，存王者之心，均非講交情之人，不辨而忠謂之愚，臨去不悔謂之癡，往者已矣，其可追乎？刑場不悟，其可悲乎？」

　　刑場上紅氈鋪地，程澤潤向西盤膝而坐，一聲槍響，程澤潤應聲而撲，攝影師拍下照片，兩個士兵把屍體一裹，這出殺雞儆猴的「表演」就於此降幕收場。

　　蔣介石殺了程澤潤後，把李仲公找去詢問何應欽有什麼反應？李仲公仍是老腔老調，說何忠心不二，並無微詞。

　　蔣介石說：「那就好。程澤潤是他的人，我也顧不得了。役政這樣糟糕，再不殺一儆百，豈不積重難返？我若叫他出面，程澤潤是他的人，他也下不了手，區區此心，他能領會就好。」最後，蔣介石還向李仲公說：「羅斯福這個人真是莫名其妙，他當他的美國總統，管起中國的事來了。他派居裡來問我：誰是我的繼承人？我的身體尚健，即使早去，也不會交給別人，為了讓羅斯福死心，我以誠相告，我的繼承人只能是何應欽。你回去將這話告訴他，我決不會有負於他。」

　　禍福成敗，付之於天

　　1945年抗戰勝利後，何應欽達到了他歷史上的最高峰，以中國陸軍總司令的身份全權處理日軍受降事宜。

　　陳誠向蔣介石告密：何應欽與岡村寧次勾結，以反共為名，岡村將在華數十萬日軍交與何應欽指揮，等時機成熟發動政變。

　　蔣介石對何應欽本來就猜忌在心，一怒之下，撤去何應欽的本兼各職，勒令出國考察。

　　1949年元月，蔣介石回到奉化，從幕前轉到幕後，由李宗仁代總統。正在這時，何應欽從美國回國，應李宗仁之邀當了他的行政院院長。

　　這時李仲公跑去見他，勸說何應欽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談條件，統率他可以掌握的國民黨部隊起來反蔣。何應欽卻說：「李宗仁對我不似老蔣，以目前的局勢而論，要想恢復以前的局面，當然決不可能。但湯恩伯衛戍京滬，尚有精銳八十萬，白崇禧坐鎮武漢，尚有子弟兵二十萬，長江天塹，共軍要想渡過談何容易？劃江而守，南北對峙，大有迴旋餘地，現在言和，尚非其時。」

　　李仲公卻苦心相勸：「老蔣雖然下野，但他陰魂不散，他豈肯讓政桂系，禪位李、白？李宗仁雖代總統，難道不受老蔣牽制？蔣軍豈肯對李宗仁俯首聽命，內部早已分崩離析，內耗又日甚一日，你所謂的精銳，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一盤散沙。共軍未至，南京城已是草木皆兵，共軍若至，誰願作鱉？你所說的迴旋餘地，也並不是什麼天堂樂土。貨幣貶值、物價暴漲、民怨沸騰、餓殍載道，學潮、米潮如火如荼，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我問你，你又有什麼辦法來撐持這個局面？李宗仁難道又會有什麼起死回生的良策？」

　　李仲公這一席話說得何應欽冷汗淋漓，他說：「你說的都是實話，但我有把握的部隊都不在京滬一帶，若是宣佈起義，恐怕湯恩伯不服從我的指揮。」想了一會，他又說：「恩伯這個人其實與老蔣並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他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陳公恰之力，能夠與恩伯談私話的惟有公恰。公恰為人正直豁達，待我試探他一下再說。」

　　陳公恰就是曾任國民黨台灣和福建兩省省主席的陳儀。此時陳儀正在與中共人員秘密接觸，受命策動湯恩伯起義，據說湯恩伯已答應見機行事。

　　何應欽與陳儀素來投緣，何應欽試探後，把摸到的情況告訴李仲公。李仲公卻十分冷靜，他向何應欽說：「對陳公恰尚可信任，對湯恩伯則不可輕信。他這人不到山窮水盡不會輕易起義，沒有風吹草動，他對陳公恰還可隱而不發，如有風吹草動，陳公恰就會是他出賣的第一人。那時你若受到波及，你身在南京，當個兩手空空的行政院長，又哪能自保？」

　　正說到這裡，何應欽的胞弟送來一封蔣介石從奉化發給他的密電。電文首責他不該去就任李宗仁的行政院長：「出任斯職於反攻復國何補？弟乃兄之脊樑，黃埔軍股肱，能捨軍依桂？置共建之基業於不顧？兄對弟期望之殷，依偎之重，能忘棉湖訂交之義？」次謂：「西南方為復興之地，八年抗戰幾至亡國，若無西南，兄何以存？軍何以勝？國何以復？」要何應欽出任「西南綏靖總司今」、「集反共之精銳，扼長江之上遊，配合盟軍東向，凱旋指日可期」。

　　何應欽看完密電交給李仲公看，李仲公看後說：「好！好！好！這電來得正好，來得及時。」何應欽怔怔地望著他。李仲公說：「你在南京兩手空空，極為被動，這不正是你脫身的好機會，你回西南大有用武之地，雲南的龍雲、盧漢，西康的劉文輝，四川的鄧錫侯和潘文華，早存反蔣之心，你去西南，登高一呼，群山響應，蔣電豈不來得正好。」何應欽聽後喜形於色：「對對對，就這樣辦。」他說：「我們既然要這樣做，還須與中共高層的人事先說好，免得進退失據，一發難收。恩來在重慶時我接觸不多，不知他對我的印象如何？」李仲公說：「你與老蔣貌合神離，他們哪會不知道？中共有統戰政策，在延安人事方面就實行『三三制』，他們對個人和以往的恩怨看得並不很重。」何應欽說：「那就請你代表我到北方去找恩來，先把事情接洽好，我立即去重慶做準備工作。」

　　如果何應欽真的率兵起義，1949年的西南也許就不會發生那麼多流血慘禍。可是，李仲公還沒有來得及去北方，何應欽就變了卦，原因是陳儀被捕被害。

　　某日，湯恩伯正坐在辦公室看陳儀給他的一封信。信上說要介紹北方的朋友與他見面，見與不見他正在猶豫不決，因為陳信上說的北方朋友就是前來接洽起義的中共人員。哪知正在這時，軍統老特務徐業道闖進他的辦公室，那時徐業道是保密局的代局長。

　　徐業道的到來使湯恩伯大吃一驚，急忙把陳儀給他的信胡亂塞進辦公桌的抽屜裡。

　　徐業道請湯恩伯去對保密局辦的一個訓練班學員講話，他不好推辭，便隨徐業道匆匆而去。講完話，他回到辦公室急忙打開抽屜，發現那封信已不翼而飛，在他走後已被特務偷去。湯恩伯先發制人，惡人先告狀，當晚陳儀被捕，不久就被害。

　　何應欽怕步陳儀的後塵，不但不再提起義的事，重慶也不去了，為了不使老蔣生疑，表明他與陳儀走的不是一條路，當即在電話上向老蔣表示忠心，請示他是否可以不去西南，立即去台灣聽候調遣。蔣也怕他留在大陸生變，批准了他的請求。

　　當何應欽與李仲公分手時，他滿臉無可奈何的對李仲公說：「唉！我與老蔣打交道二十餘年，每天都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今後也只好禍福成敗付之於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