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赫魯曉夫

　　1958年中蘇關係出現裂痕後，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惡化。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隆重慶祝國慶10週年。赫魯曉夫在來北京前剛剛參加過美蘇戴維營會議。此前，中印邊境出現流血衝突，作為中國盟國的蘇聯卻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以中間人的口吻呼籲雙方和平解決。蘇聯不顧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攏印度，卻要中國服從它的利益，這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憤慨。

　　赫魯曉夫到達的當天晚上，中共領導人與蘇共領導人便在中南海頤年堂發生了激烈爭吵。據當事者稱，當時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塗」來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告訴毛澤東，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議(6月間只是稱「暫緩」)，毛澤東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們自己來幹。」

　　這時中蘇之間出現爭吵，關鍵問題在於赫魯曉夫剛剛訪問美國實行了關係「緩和」，因此要求中國也要服從這一蘇聯外交的需要，在周邊也要相應地實行緩和，對美國和印度都不能強調鬥爭。一向堅持獨立自主的毛澤東當然不買賬，嚴厲批評蘇聯的妥協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並加上「半修正主義」之稱(當時中共講修正主義還是指南斯拉夫)。赫魯曉夫則用更難聽的語言諷刺中共領導是「好鬥的公雞」。

　　過去中蘇兩國關係好時，誰都不提歷史遺留的兩國邊界問題，而一旦出現爭吵，過去的老賬便難免會搬出來。在赫魯曉夫訪華前，即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出訪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便談到：「蘇共二十大後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鬥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還是指出：「儘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這是目前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表現出對中國可能重提歷史舊賬的滿腹疑團。

　　10月2日，赫魯曉夫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的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並且首次提到了雙方敏感而又迴避的邊界問題。

　　為了緩和一下氣氛，赫魯曉夫在離開中國時建議，雙方都燒掉10月2日的會談記錄。中國方面如實去做了，現在有關這次爭吵的記述都引自當事者的回憶。蘇聯瓦解後，俄羅斯檔案中也找不到這份記錄，證明也已銷毀。不過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蘇斯洛夫在黨內高層幹部中就此事做了一個報告，大篇地指責中國，從此把中蘇分歧在其黨內上層幹部中公開。

　　進入1960年以後，中蘇關係更是日益惡化。起初引起中蘇交涉的是中印邊界糾紛，接著是對國際形勢緩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評價等問題。

　　1960年1月19日，得知蘇聯領導人即將訪印的消息後，周恩來接見了蘇聯大使，要求大使轉告蘇共中央，蘇聯領導人訪印時最好不要過問中印邊界問題，以免被印度資產階級利用並暴露兩黨之間的分歧。1月22日蘇聯大使見陳毅時答覆說，蘇共中央已經表示，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會「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過去「兄弟般」的盟國竟說這種話，自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度不滿。1月26日，周恩來再見蘇聯大使，對蘇聯關於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嚴守中立」的提法表示驚訝，嚴肅地指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時，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保持中立，這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裡，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是一個新現象。」

　　這一「新現象」，其實意味著兩家為各自利益，已經不能維持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團結一致的局面了。

　　1月31日，蘇聯大使又把赫魯曉夫的一封信轉交給毛澤東。信中稱，蘇聯打算單方面宣佈在一年半至兩年內裁減120萬軍隊。毛澤東當即要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請蘇聯大使轉告赫魯曉夫說：中共中央支持蘇聯採取這一有利於爭取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鬥爭步驟。

　　赫魯曉夫這封信的意思，是要中國方面在裁軍問題上表現出配合狀態，以使他同美國打交道時更有本錢。毛澤東卻恰恰不願配合，因為此時他已不願讓蘇聯以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代言人和「老大」自居。

　　2月初，華沙條約首腦政治協商委員會例會召開，討論裁軍問題。中國派出康生、劉曉、伍修權作為觀察員前往。在赫魯曉夫大力主張兩大陣營同時裁軍時，中方代表康生卻對會議提出的裁軍主張持保留態度。康生在2月4日的發言當中，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要防止蘇聯在裁軍等問題上代我承擔義務的精神，一面表示贊成普遍裁軍，一面聲明，在沒有中國直接參加的情況下，中國將不承擔任何裁軍義務。

　　這一態度，明顯是反對美蘇兩家主宰世界，令赫魯曉夫惱羞成怒。他在會上指名攻擊中共和毛澤東，批評中國不給蘇共政治和道義上的支持，即不配合他對美國的緩和政策。接著，蘇共的口頭通知又給中國共產黨戴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治帽子，中國代表康生當即予以激烈的反駁。

　　在當晚舉行的招待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團的宴會上，赫魯曉夫在講話中便對康生發言中的強硬措辭表示反感。他聲稱，兄弟黨之間是平等的，應該相互尊重，提意見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銳的詞句，不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我們，不能認為只要是自己說的話就是真理，就應該這樣做。他隨即話鋒一轉，把話題直接轉到了毛澤東身上，說「我不同意說什麼一旦發生戰爭多少人會死亡，多少人會活下來……我們要為人民著想，人民是怕戰爭的，他們不要戰爭。」「當然，我們對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們尊重的不是年紀的大小，而是英明與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雙舊的套鞋一樣，只能把它們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賞。」

　　赫魯曉夫直接把中國黨的領袖比喻為「舊套鞋」，暗示可以更換，再聯繫到蘇共歷史上一貫擅長在他國黨內搞顛覆和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此話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那裡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便可想而知。

　　中蘇兩黨關係走到這一步，破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康生等人的報告，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進行必要的反擊。3月初，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收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等有關文章編輯成冊，在列寧誕辰90週年發表。同時中共中央又準備加緊撰寫闡述關於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問題的文章，從正面闡述列寧觀點，回應蘇共對中共的指責。

　　為了適應當時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中共中央調集了一批「秀才」，在釣魚台國賓館裡工作，專門起草反駁蘇共的文章。這個「秀才班子」共5人，即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秀才班子」的負責人。吳冷西是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王力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范若愚為《紅旗》雜誌副總編。

　　中國的「反修」論戰，由此組成了一個基本的寫作隊伍。

　　在組織對蘇論戰的同時，因中國開始出現嚴重經濟困難，周恩來、陳毅等人繼續強調搞好與蘇聯的關係，避免同蘇聯同志爭論，提議中蘇兩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各自保留意見，不再發展爭論。不過因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碰到一起便無法遏制，這種爭論便日趨公開化。在2月以後接連召開的國際學聯執委會、世青會執委會以及亞非人民團結大會等國際會議上，中蘇代表之間圍繞著和平共處、裁軍等問題接連發生嚴重的口舌之爭，並暴露到國際上。這年4月周恩來訪問印度召開記者招待會時，美國記者便提出挑撥性問題：「中蘇之間是否存在著邊界問題？」

　　周恩來顧全大局的回答是：「只是在地圖的畫法上有幾處微小的差別，通過談判很快可以得到解決。」

這年4月22日，藉著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由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3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共中央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3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在時代性質、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把矛頭指向了蘇共中央。

　　在不指名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時候，毛澤東也將「修正主義」聯想到國內。1960年5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在談話中把彭德懷等說成是中國的「修正主義者」。他說：「我國也有修正主義者，以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為首的修正主義者，去年向黨發動進攻。我們批評了他，他失敗了。跟他走的有8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連他自己8個。」上一年給彭德懷戴上的帽子還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這時又同「修正主義者」等同起來。

　　雖然毛澤東對「修正主義」有高度警惕，這時考慮到國內外的不利形勢，在公開場合也不想把中蘇分歧引向極端。在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發表一系列針對蘇聯的文章時，他在內部還是指出：赫魯曉夫是善變的，對他要再看幾年，對蘇共要照顧，估計他會變的。總的說來，應當估計蘇共是馬列主義的黨，他怕我們戴他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當時中共中央發表的文章經過毛澤東審定，還對赫魯曉夫留有相當的餘地，只是含蓄地說他們「並不是修正主義者」，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許多「不正確的想法」。

　　然而，這時赫魯曉夫看到這些文章，卻是怒火中燒，蓄意採取高壓政策對付中國，先採用政治圍攻手段，不行便再施加經濟壓力。布加勒斯特會議和隨後的撤走專家便是兩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0年6月，由彭真、康生率領的中國黨的代表團出席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他們剛到布加勒斯特就聽說，赫魯曉夫從1月起就開始做東歐國家兄弟黨的工作，要他們一致對付中國，因此感到氣氛不對頭。會議剛開始，代表團就向中共中央報告說，他們已經陷入了蘇方「事先佈置好的一個圈套」，整個事情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罕見的大陰謀」。

　　事先已經組織好東歐各國黨一致行動的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代表團展開了圍攻。這個一向粗魯的赫魯曉夫頗為得意，對毛澤東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批評毛不懂現代戰爭，動輒就算中國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絲毫不瞭解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那些人不過是一堆肉。他還指責毛總是宣揚不怕戰爭，說什麼死個幾億人，還有幾億人照樣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被認為是瘋子」。

　　針對中國共產黨維護斯大林的威信一事，赫魯曉夫甚至聲稱：「你們把斯大林與我們對立起來，彭真同志，你們的賭注下得不對頭了。如果你們要斯大林，我們可以把他的屍體搬到你們北京去，供你們欣賞。」

　　翌年赫魯曉夫果然將斯大林遷出列寧墓，焚屍後另行安葬。此時他帶有諷刺意味地揚言要把斯大林屍體送到北京，並非是說著玩的。

　　中共代表團對蘇方刻意安排的這次突然襲擊反應強烈，馬上電告北京請示對策。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轉趨嚴重，然而此時國內正忙於應付「大躍進」所造成的空前困難，需要蘇聯援助，多數領導人對保持中蘇之間的團結合作仍舊相當重視，主張對蘇方的做法採取比較克制的態度。中共中央明確要求代表團在堅持對赫魯曉夫嚴正批評之後，「還要留有餘地，拉他一把」。經毛澤東批准同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代表團的聲明，一面嚴厲地批評了赫魯曉夫，一面仍然表示：「我們和赫魯曉夫同志之間的分歧意見，從我們兩黨的整個關係來說，仍屬部分的性質。我們認為，我們兩黨為著共同事業的奮鬥和團結，仍占主要的部分，因為我們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兩黨都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黨，都是為發展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事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的黨。」

　　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東歐各國黨中只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不聽蘇聯的招呼，拒不參加指責中共代表團。阿代表團長卡博還向中方表示，他們不同意蘇聯的做法。對此，赫魯曉夫也惱羞成怒，隨即便採取了中斷對阿援助等高壓措施。在國際共運中，阿爾巴尼亞從此也成為中共「最親密」的戰友，這個全歐洲最窮的國家被中國在多年間稱為「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

　　1960年夏天中蘇兩黨在布加勒斯特發生激烈吵架後，中方還希望能維護國家關係。中共代表團特別報告說，赫魯曉夫在會議結束後與中國代表團告別時，還主動表示：我們吵了一架，但還是在一個陣營裡。但出乎中國領導人意料的是，赫魯曉夫接著又把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中來了。

　　196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至8月10日結束，原定主要討論嚴峻的國內經濟形勢問題，卻因中蘇關係惡化，大家主要精力用於討論對蘇關係。

　　會議開始後不久，7月8日，彭真便向會議報告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兩黨分歧。在小組討論中，大家對赫魯曉夫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突然襲擊式的圍攻感到氣憤，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周恩來作一個系統論述共產國際(其實就是蘇共)與中共關係的報告。毛澤東則召集中央常委中的幾人和有關負責人研究，如何答覆蘇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書。

　　7月14日至16日，周恩來受中央常委會委託，連續3天為出席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作了題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報告。他在比較詳盡地回顧了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的歷史之後，著重強調說：共產國際曾「對各國黨的建立和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佈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周恩來還說：歷史證明，「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靠各國人民自己的實踐」，「要靠各國黨自己獨立思考」，「要靠各國自己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不過在作這個報告時，周恩來還未認為中蘇兩黨會破裂，因此還說：「團結高於一切，國際主義萬歲。這是原則，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所謂團結，是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有分歧，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

　　彭真和周恩來，一個講現實情況，一個回顧歷史，目的在於讓與會者瞭解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在這次會議上及會後，中共中央第一次將中蘇之間的爭論向數百名與會的黨的高級幹部作了介紹，並決定在更大的範圍內作傳達。因此，在中蘇關係史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也是一次不尋常的會議。

　　周恩來作完報告這一天，7月16日又發生了蘇聯要求召回在華全部專家的事件，顯然，這是赫魯曉夫向中國施加壓力的最後一招。

　　事過38年，在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前夕，蘇聯著名的國際評論員鮑文於1988年在公開講演中特別提到此事，說這是赫魯曉夫在沒有同蘇共領導人商量便獨斷專行做出的一個決定。「這一舉動損害了蘇聯的對華關係，也在此後嚴重影響了蘇聯的國際地位。」

　　這是蘇聯人事過多年後經過明智的分析，從自己角度得出的結論，認為是損人又害己的行為。而對於中國人，這種背信棄義的舉動，在心中留下深深的傷痕，這是中蘇關係長期難以改善的原因。

　　接到蘇聯的通知後，7月3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答覆蘇聯撤回專家一事的復照稿。第二天即交蘇聯大使館。這一復照指出，此舉違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間友好關係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考慮。但是蘇聯方面毫無商量的餘地，在一個月內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並撕毀了有關的合同。這在中國正遭受因「大躍進」帶來的災難時，無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報告。報告說明，當時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對蘇聯貿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糧、油、肉、蛋，進口主要是機器和武器裝備。這兩年由於國內副食供應緊張，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貿易欠債達25億盧布之多。

　　在當時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情況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因為欠蘇聯的錢、物，講話爭辯時難免就有低人一頭的感覺，於是有人說：「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

　　面對中蘇衝突的升級，與中蘇兩國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一些國家的黨的領導人非常不安，越南勞動黨尤其如此。8月上旬，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到中國，毛澤東直接請他前往北戴河。毛澤東一般不請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到這個避暑地，因為對胡志明不見外，才有此邀請。

　　熟悉當時中共對外關係的人都知道，胡志明是唯一能在毛澤東室內光著膀子搖著扇子談話的外賓(當時毛澤東的室內還沒有空調)，因為主人對他說過「這是在家裡嘛」！此次他一到北戴河，便馬上會見正在那裡開會的毛澤東等人，明確講：「此行是勸和來的。」

　　毛澤東這次談話卻很嚴肅，首先表示，你們是好心，你們的意見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說基本上是好的。因為反對美帝及其走狗是我們的共同任務，需要加強團結。正因為如此，我們對赫魯曉夫也並不使用國內對待右派的辦法來對待他，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今年不靈，明年再討論、再批評。明年不靈，後年再來。總會有結果。10年、8年以後，收穫一定很大。我們反對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也經過一段時間」。

　　毛澤東接著對胡志明說，現在甚至還不到公開批評赫魯曉夫的地步。不過，此時毛澤東並不掩飾對蘇聯方面做法的憤慨，對胡志明忿忿地說：「赫魯曉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獨不能同中國合作，說是因為意見不同。那麼這也就是說，他的見解與美、英、法以及印度等都相同了，可以誠心合作了。對中國是撤回專家、不給機器，對印度則派專家、給機器。」

　　說到激動之處，毛澤東幾乎拍案而起——

　　「也好，中國沒有專家，人會死光？我就不信！」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最重的一句話是：

　　「赫魯曉夫現在代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向無產階級馬列主義路線進攻。」

　　一向想調和中蘇矛盾的胡志明聽後，臉色都變了，據旁邊的翻譯事後說，他當場就用越語向隨行的黃文歡、春水悄悄說：「這說法更重了。」

　　顯然，胡志明不同意蘇聯對中共採取組織圍攻和撤走專家，同時也不贊成毛澤東給赫魯曉夫和蘇聯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總想雙方都各讓一步，以維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對這一立場，胡志明堅持到1969年去世，在臨終遺囑中還寫上一句「對各兄弟黨之間的不和而感到痛心」。

　　事過幾十年後，伍修權等老同志憶起此事，曾感慨說，胡老當年意見倒是有道理的。

　　當時越南自認為是夾在中蘇兩個「老大哥」之間的小兄弟，總要委屈求全。毛澤東則不同，他認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個大黨，絕不能向赫魯曉夫的壓力低頭！

　　在7月至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為表示不向蘇聯的壓力低頭，除了提前還清債務，並決定在理論上堅決迎戰並主動出擊。為此，中共中央組織「秀才」們以強烈的措辭起草了對蘇共中央的《答覆書》。

　　據吳冷西回憶，參加起草《答覆書》工作的人員比較多，除了中央書記處原先組織的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以外，又增加了外交部的喬冠華、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的伍修權、劉寧一，調查部的孔原、馮鉉。他們住的中直高幹樓的那個樓房比較小，房子不多，所以兩撥人不住在一起，除喬冠華住在中區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外，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別的地方。

　　這時北戴河的氣氛和全國的情況一樣，已經十分嚴峻，不過「秀才班子」還保持著樂觀主義情緒。據吳冷西回憶說：

　　在1960年開始的時候，在北戴河會議前後寫《答覆書》的主要還是幾位秀才親自動手，那個時候大家也比較年輕，都40歲出頭一點，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後來才慢慢增加一些幫手，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給他們講一講，由他們先起草，然後再同他們一起修改。這樣慢慢就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班子。這個班子就是後來中蘇公開論戰的時候我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礎。

　　因為是夏天，太陽出來比較早，北戴河早晨的空氣也比較好，所以我們早上起得很早，起來後就分頭起草，快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大概11點左右就下海遊泳。這是一天中間最好的時間，海灘陽光很好，海面也比較風平浪靜。午飯後就休息一下，任務緊的時候，下午就再寫，比較松的時候，下午又去遊泳，或者在沙灘上商量問題。晚飯後散步，一直散步到俱樂部小禮堂看戲或者看電影。有時不願意看就一直散步到中區的鎮上吃點冷飲。一般情況都是龔澎請客。她自己喜歡吃冰淇淋，所以也請我們吃冰淇淋。

　　我們有時則到海邊浴場休息，並在裡面喝茶，這是中央負責同志遊泳時休息的處所，我們比較熟悉，去了就邊喝茶邊閒聊，我們戲稱這是「廢話俱樂部」。

　　禮堂裡有好戲的時候，我們也去看。因為看戲要憑票，而我們這些人並不都是參加會的，只有我是屬於會議的成員，其他秀才都不屬於會議成員，雖然也可以拿到票，但不是首長票，沒有首長票就不能坐到前排。後來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當然這也是一個惡作劇了。因為喬冠華個頭高大，王力比較胖，頭髮又斑白，少年白頭，像個「首長」，雖然他在我們中間比較年輕，比我還年輕。所以我們就把我的票給他倆中間的一個，其他人前呼後擁，好像是首長的秘書，跟在後面進去坐到前排看戲。我因為經常到中南海開會，警衛對我很熟，不要票也會讓我進去。但是許立群經常給攔在門外，雖然當時他是宣傳部副部長，但他比較謹慎，進場的時候總是猶猶豫豫、畏畏縮縮，怕這怕那，經常被警衛攔住。我們用了這個辦法後，他也可以跟著大家一起大搖大擺地進去了。他長相少年英俊，像個首長秘書。後來到1962年以後就比較好一點，因為警衛對我們這些秀才比較熟了，他們是認人的。但是1960年那個時候，警衛對他們還比較生疏，他們到毛主席、少奇同志那裡開會較少，不像我從1956年起就經常接近中央領導核心……

　　1960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時候，《答覆書》基本上定稿，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但是最後定稿是在北戴河會議之後。這個秀才班子在北戴河會議期間雖有搞《答覆書》的任務，多數時間卻是休息。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鄧小平交代說，在北戴河你們要好好休息，緊張的事情還在後頭。他指的是後面還有將要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這之後還有26黨起草委員會，最後才是81黨大會。在這一系列會談和會議中，肯定發生激烈爭論，要為此做充分準備，所以鄧小平說「緊張的事情還在後頭，在北戴河先休息休息，鬆弛鬆弛，準備迎接連續戰鬥。」

　　果然，這批秀才離開北戴河，「反修」鬥爭便全面展開，從此一發不可收，持續近20年，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認真反思以往的「左」的錯誤才得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