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畫像

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而且在中國住了17個年頭(1275—1291)。他雖然遍遊中國各地，但在北方居留的時間卻比較悠久，這從他書中對北方特別是對大都(今北京市)和元世祖以及蒙古人的生活情況細緻的敘說可以看出。茲就他關於元代節日習俗及刑罰制度的介紹簡述如下。

馬可波羅舉出了兩個重要的節日。一個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說，大汗的生日是9月28日。據英文或法文譯本，他說的9月是「the month of September,du mois de september」，可見是指西方曆法；而二十八日則是「the 28 day of the moon,le ving-huitieme jour de la lune」，無疑是指中國曆法。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作「大汗生於陽曆九月即陰曆8月28日」是意譯，可信。只是，馬可當時並不清楚這兩種曆法的區別，否則他會直接說8月28日了。

據《元史·世祖紀(一)》，忽必烈生於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8月28日(西曆9月23日)，馬可所說，與《元史》完全一致，不過他用的是陰陽合歷而已。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他親身在大都聽說的？無疑是後者。

因為，皇帝的誕辰歷來是重要的、舉國以至鄰邦皆知的盛大節日，要舉行隆重的慶典。馬可在大都時間較長，當然知悉此事甚至躬身與會，這從他描述此節日盛況的詳細與中國史籍的記載基本符合可以推知。個別地方還可以補充元代史籍的不足，如他說，在大汗誕辰，除文武百官穿同一顏色服(即只孫服)朝賀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徒(佛教)、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及薩遜人(伊斯蘭教徒)及其他種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祇燃燈焚香、歌唱祈禱，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長壽、平安幸福。這一儀式在《元史·禮樂志(一)·天壽節受朝儀》無記載，在《元典章·禮部一·慶賀聖節拈香》雖有較詳說明，但提到的宗教參與人數只有儒生和僧道，只在元代寺廟的「聖旨碑」中，才有諸如「和尚(僧)、也裡可溫(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蠻(伊期蘭教士)不拺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一類的文字(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中多散見)。所謂「告天祝壽」即「專與皇家告天祝壽」。

猶太教教士當然也須參與祝壽活動，因為元代也有許多猶太人來華(稱主吾、主鶻或術忽)，但漢文資料中尚未發現他們祝壽的記載。《遊記》的版本中也只有穆爾及伯希和的《馬可波羅寰宇記》英譯本(222頁)引P本(Pipino，皮皮諾本)有此說法，彌足珍貴。

另一盛大節日是新年。馬可說，他們的新年開始於2月(西曆)，這一天，全國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舉行慶賀，稱為白節。

按，中國舊歷新年一般在西曆1月下旬至2月中旬之間。馬可波羅於至元十二年(1275)夏季來華，不會參與也不會知道該年的中國元旦。第二年元旦為1月18日，他來華不過半年，可能無資歷或出使雲南而未及參與盛會。此後15年間，元旦在2月者為八天，在1月者為七天。其中1月為元旦者最早為1月15日，19日，一般為22至30日；2月為元旦者依次為1，2，3，5，6，10，11，13日。馬可說都在2月，並不全面，可能他對在西曆2月與他們在1月者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這也證明：他說大汗生於九月是指西曆9月，中國八月。

蒙古舊俗，以白為吉，恰如馬可所說，他們認為白衣是幸運和吉祥之物，因稱元旦為白節。註釋家亨利·玉耳說，蒙古人迄今(指19世紀末)仍稱正月為「白月」。《元朝秘史》202節記成吉思汗做皇帝時，「建九腳白旄纛」旗，216節成吉思汗封兀孫老人為別乞(巫師首領)，讓他「騎白馬，著白衣，坐在眾人上面」，可以為證。其反證是，明朝建立後，漢人新年絕不穿白衣。中亞帖木耳王朝的沙哈魯遣使臣朝見永樂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見皇帝時不許穿白農白襪和戴白帽，說那是服喪時的服裝(《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玉耳注已引用)，怕他們仍沿襲蒙古禮節。

據《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元旦這天，並無人人衣白的記載。這可能是史家認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儀》是漢人儒者於至元八年訂的，他們可能不喜歡元旦衣白而有意迴避此事，但從《朝儀》說「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質孫，蒙語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儀》記朝賀禮有幾次「拜」、鞠躬」，「拜」、「興」，「山呼」、「再三呼」，「跪左膝、三叩頭」等禮數，以及「聖躬萬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億萬歲壽」等祝辭，則和馬可所記大致相同。註釋家法人頗節比較馬可所記與《元史》此處後，認為二者有「驚人的相似」處(馮承鈞譯為「若合符節」)；亨利·玉耳認為頗節此注是極有興趣、值得注意的詮釋。

馬可又說，在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國都要向大汗貢獻貴重禮品，而且以九倍計。《朝儀》有獻禮明文，如「后妃、諸王、駙馬以次獻賀禮畢」，文武百僚……「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宣禮物舍人進讀禮物目」等，但未提所獻何物，而馬可所述禮物種類則頗詳細。至於禮物以九倍計，也為《朝儀》所漏載，但不乏旁證。如《元史·祭祀志(六)·國俗舊禮》說：「每歲，駕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謂之灑馬奶子。用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段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賞賜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裡氏「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元史·耶律留哥傳》)。此外，在刑罰制度方面，數目字「九」也有用場。

馬可講到蒙古人的法律時說，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東西，則被打七棍，偷兩件則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偷十五頭牛或一匹馬或其它貴重東西則被用刀斬為兩段。但假如他能賠償，則需賠所偷物品九倍的價值。

按，以「七」為笞刑始數，這是蒙古的刑律，此前中原歷代王朝皆以「十」開始，終於「一百」，與蒙古的以「一百七」為尾數也不同。元世祖統一中國後，雖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舊制。據《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笞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據說，其用意是：「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即「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草木子·雜制篇》)。用意似乎可取，但把笞刑止五十增為五十七，把杖刑止一百增為一百七，則又加重了刑罰。此點漢人臣僚已指出其不當。成宗大德間(1297—1307)，刑部尚書王約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元史·刑法志》)。言之切中，但未被採納。馬可波羅在元世祖時期來華，他講的刑罰數目，和《元史·刑法志》完全一樣。只是他還不能理解笞與杖刑的區別，只籠統地說用棍棒而已。這也就夠了。

至於偷一賠九刑罰，也與《刑法志》相同：「諸盜駝馬牛驢騾，一陪九。盜駱駝者，初犯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為從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從，一百七，出軍。盜馬者，初犯為首八十七，徒二年，為從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以下至盜牛驢騾羊豬，依次減刑，不列舉)可見不止加賠，還要受刑。這從《元典章》卷49《刑部·諸盜一·強竊盜·盜賊出軍處所》所引武宗至大四年(1311)七月二十五日聖旨有「偷盜駱駝、馬匹、牛只的，初犯呵，追九個賠贓，打一百七下者」及同卷《偷頭口·達達偷頭口一個賠九個·漢兒人盜頭口一個也賠九個》引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中書省咨：有為首者除偷一賠九外，「合敲的敲(死刑以上重刑)」，對做伴當(為從的同夥)偷來的，則「七十七下」。這和《元史·刑法志》盜馬罪所定相同。可見，馬可可能認為，盜犯只要賠償原物九倍就夠了，其它的詳細處罰他並不清楚。作為一個外國人，這也難怪。

總上所述，馬可波羅對元代蒙古節日的介紹與中國記載完全一致，證明他曾親自參與且不止一次。對刑罰的介紹與漢籍基本一致而略有不足，因為刑制是無形的上層建築，看不見、摸不著，他也未曾觸犯刑律，無從體驗。能談到這一步也就難得了。這證明，他確實到過中國。懷疑、否定他到過中國的論調是沒有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