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顆鑽石背後都有無數的艱辛

　　在普羅大眾被娛樂主導的今天，幾乎一切主張的表達都離不開娛樂元素了。於是，那些反裘皮人士將繪上豹紋的裸體辣妹關進籠子，放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國際野生救援協會也會請來人氣指數極高的姚明擔任「護鯊大使」，在公益廣告中表示對食用魚翅的鄙視。

　　剛剛上映的好萊塢電影《血鑽》(Blood Diamond)，帶來的則是國際鑽石業的寒流。朱利婭·羅伯茨等好萊塢明星發起了一場抵制「曖昧」鑽石的運動，有人預測，今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會少很多珠光寶氣。

　　鑽石、裘皮和魚翅都屬於奢侈品範疇。關於奢侈消費的善與惡，人們已經聽過太多的爭論。但是，很多人不會想到，即便是購買一件T恤，一款玩具，甚至一張複印紙，如果不假思索地掏出錢來，也可能成為「殺手」或「幫兇」。

　　哲人說過，沒有力量的正義，或是沒有正義的力量，都是極為可怕的不幸。誰也不會懷疑消費所擁有的巨大力量，現在需要的，是注入更多正義的元素。

 

 

 

 NGO在世界鑽石委員會門口施壓抵制「血鑽」。

 

 

 電影《血鑽》海報

 

 

 2006年10月，一名模特在比利時舉行的招待會上展示一顆重達603克拉的鑽石。

　　上世紀90年代末的塞拉利昂，正如片中南非鑽石商人丹尼·阿徹(Danny Archer)所說，是個「連上帝都討厭的地方……」

　　聖誕和新年本是全球鑽石銷售的黃金時節。但2006年末至今，鑽石業的冬天似乎異常漫長。

　　寒冷源於2006年12月上映的一部電影《血鑽》(Blood Diamond)。這部由好萊塢大導演愛德華·茨威克Edward Zwick執導的影片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末，西非國家塞拉利昂不法之徒為爭采鑽石將國家引向毀滅性內戰，國際鑽石商卻從中牟取暴利的血腥內幕。

　　此片再次把「血鑽」問題推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燈下。事實上，這並不是什麼新問題，只不過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塞拉利昂的那場血腥內戰，第一次真正促使國際社會決定協作中止這一醜惡現象。如今，雖然塞拉利昂已經恢復和平，新的一輪全國性大選也將在今年展開，但內戰的傷痛依然沒有平復，「血鑽」也並未完全杜絕。

　　《血鑽》原型

　　全長138分鐘的電影《血鑽》以美國記者格雷格·坎貝爾(Greg Campbell)2002年出版的《血鑽：追蹤世界最貴寶石的死亡之路》(Blood Diamonds Tracing the Deadly Path of the World′s Most Precious Stones)為創作背景。坎貝爾如今和妻兒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柯林斯堡，在與他人合辦的《柯林斯堡週刊》擔任主編。雖然坎貝爾本人沒有參與影片創作，但編劇查爾斯·勒維特(Charles Leavitt)的劇本內容大多可從《血鑽》一書中找到原型。

　　42歲的黑人演員吉蒙·休斯Djimon Hounsou飾演的門德族漁夫所羅門·范迪(Solomon Vandy)，在片中被迫為叛軍在河中淘鑽石，結果發現了一顆稀世粉鑽。和他一起的同胞不是被殺，就是在鑽石方面一無所獲，而最悲慘的莫過於影片開始的「砍手」鏡頭。這些場景在坎貝爾看來已經十分「溫和」了，他2001年在塞拉利昂的所見所聞更為血腥和悲慘。成千上萬的塞拉利昂人為了他們從未看到的鑽石丟了性命，或者為了這遙不可及的奢侈品而失去雙手。

　　塞拉利昂在葡萄牙語中意為「獅子山」，它是一個典型的同時擁有鑽石和貧困的西非國家。20世紀30年代，英國地理學家首次在塞拉利昂的叢林中發現鑽石。從那以後，礦工們從散佈在熱帶雨林周圍泥濘的小礦坑中開採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鑽石財富。這些大大小小的乳白色碳晶顆粒成為各國消費者最青睞的飾品，而佩戴鑽石的許多人或許從未聽說過塞拉利昂這個國家。

　　不幸的是，鑽石是塞拉利昂種族派別之間內戰的根源之一，各方為了爭奪鑽石這種稀世珍寶，都使用了極其野蠻的手段，所以導致內戰不斷。1991-2002年的塞拉利昂內戰，共導致20多萬人喪生，數十萬平民被打傷致殘或被迫逃離家園。當時，塞拉利昂的一些叛軍組織佔據著國內蘊藏鑽石礦最豐富的幾個內陸省份，他們一旦找到鑽石礦就派重兵駐守，然後秘密挖掘。為了防止被其他部落或是軍事力量的人發現，他們甚至不惜砍掉所有偶然看到鑽石礦的婦女或兒童的胳膊以示威懾，約有2萬人失去手臂。

　　把這種野蠻行徑公之於眾的是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影片《血鑽》就刻畫了一個美國女記者曼迪·鮑恩(Maddy Bowen)，這個角色由37歲的珍妮弗·康納利(Jennifer Connelly)飾演。她可以看作是「女版坎貝爾」。當然，那時白人在塞拉利昂這樣的動亂國家十分搶眼，記者往往需要扮作政府承包人或鑽石商人才能順利採訪，而像片中這樣的「美女記者」在當地很容易喪命，或者成為無政府狀態下的男性「獵物」。編劇勒維特之所以這麼安排，無疑是要給整部電影注入一些溫和的因素。但上世紀90年代末的塞拉利昂，正如片中南非鑽石商人丹尼·阿徹(Danny Archer)所說，是個「連上帝都討厭的地方……」

　　這個亦正亦邪的南非鑽石商由33歲的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Leonardo DiCaprio飾演，他因此獲得今年第79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在影片結尾，一心奪得粉鑽的阿徹終於做了一回英雄：把粉鑽還給范迪，並掩護范迪父子上飛機。阿徹自己則中槍身亡，臨死前還用衛星電話對美國女記者鮑恩說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話……

　　「灰色」鑽石業

　　電影《血鑽》的結尾雖然落了好萊塢製作的窠臼，但阿徹的「臨終懺悔」似乎是在代鑽石業表明一種「亡羊補牢」的姿態。因為在坎貝爾眼中看來，鑽石業中沒有黑白之分，它始終是「灰色」的。坎貝爾曾於2001年前往塞拉利昂、利比裡亞、倫敦等地進行「血鑽」全球路線的調查採訪，發現國際鑽石業長期對「血鑽」保持默許態度，這些從塞拉利昂出境的鑽石，銷售給英國倫敦、比利時安特衛普、美國紐約等地的合法鑽石商，最終被鑲嵌在戒指或項鏈上，進入全球市場。

　　坎貝爾認為，「血鑽」能夠長期存在的原因是源於國際鑽石業的特殊結構。鑽石中間商、貿易商、走私犯和銷售商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世界，有著自己的運作規則，只對極少數股東負責。沒有律師參與、沒有合同、數百萬美元的合同只靠握手成交。大多數的鑽石公司由家族成員經營，或是有幾個關係密切的生意合夥人集中管理。他們將公司世代相傳下去。

　　鑽石業的內部人士一直知道某些鑽石的出處，但這並不是說處於中間環節的鑽石切割商、進口商和代理商都在直接和非洲戰亂的人打交道。在關係密切的鑽石界，絕大部分的交易是以相互信任為基礎的，依靠的是長期的業務關係。例如，安特衛普鑽石商店的老客戶，根本不會想到要看鑽石的產地證明。如果店主說這些鑽石是「清白」的，那就是清白的。更何況鑽石一經切割，幾乎無法判斷它的原產地。

　　坎貝爾發現，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非洲不少國家出口到比利時的鑽石數量遠遠超過這些國家的出產能力，而擁有豐富鑽石資源的塞拉利昂，合法出口的鑽石數量卻少得可憐。這意味著大量的塞拉利昂「血鑽」走私到鄰國，以「清白」的身份進入國際鑽石市場。

　　更可怕的是，鑽石成了塞拉利昂衝突得以維繫的「養料」。在這場內戰中，桑科領導的反政府武裝「革命聯合陣線」(聯陣)利用武力割據和控制著盛產鑽石的東部地區，與政府軍形成對峙。這樣，聯陣通過鑽石開採和鑽石交易就能輕易獲得購買武器彈藥、燃料、食物、藥品所需的資金，然後繼續擴大地盤。僅1999年，就有價值7500萬美元的鑽石從聯陣手中賣出，投入到國際鑽石市場。

　　最令人吃驚的是，在聯陣的「血鑽」買家中，有「基地」組織和宗教黨派的成員。因為聯陣的出價，往往是鑽石原石正常價格的1／10。而鑽石又是最便於攜帶的巨額財富。設想一下，從銀行提取的數百萬美元換取的鑽石只需放在鞋跟裡就行了，而一旦「風平浪靜」，鞋跟裡的財富可能會變成上千萬美元，這比銀行裡的巨款被人凍結要划算多了。

　　暫時謝幕？

　　影片《血鑽》只演到1999年，現實中的故事有了相對美好的結局。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1999年10月組建了塞拉利昂援助團UNAMSIL幫助恢復和平，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一次聯合國維和行動。2000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以14票贊成、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決定對塞拉利昂非法鑽石貿易實行全球禁運，由塞拉利昂政府通過原產地證書制度進行控制的除外。

　　2001年簽訂的「阿布亞協議」最終減少了敵對事件，並且在2002年年初，成千上萬的戰鬥人員被解除武裝和遣散。2002年1月，塞拉利昂內戰結束。從那時起，鑽石行業為塞拉利昂的礦產部提供技術協助和培訓，設立了政府鑽石署。2003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解除了對從塞拉利昂出口鑽石的管制。

　　今天，鑽石已是這個國家未來發展的一項重要資源。根據官方統計，塞拉利昂2005年出口了價值約1.42億美元的鑽石大約是當年世界鑽石總量的3%。鑽石出口收入正在為重建基礎設施、醫療服務和教育系統做出積極貢獻。

　　但坎貝爾認為「血鑽」依然存在，鑽石非法貿易的數據很難統計，塞拉利昂的悲劇也許只是暫時謝幕而已。

 

 

 

鑽石鑒定參考4C標準

　　無論金伯利進程能起到多少作用，鑽石業的確正在努力洗刷「血鑽」的不良影響，希望能夠重新回到自從瑪麗蓮·夢露在影片《紳士愛美人》當中宣稱的時代：「鑽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面對電影《血鑽》，戴比爾斯和世界鑽石委員會(World Diamond Council)一致向《新民週刊》表示，影片內容「只是歷史」，自2003年實施確保鑽石「來源清白」的「金伯利進程」(Kimberley Process)以來，如今的「血鑽」占世界鑽石交易量的比例不足1%。而這一說法受到全球目擊者(Global Witness)、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和非洲加拿大夥伴組織(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等密切關注「血鑽」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的質疑。《血鑽》一書的作者、美國記者坎貝爾認為金伯利進程存在不少紕漏之處，如今的鑽石業並沒有他們宣稱的那麼「清白」。

　　第五個「C」

　　眾所周知，消費者在購買鑽石時需要參考「4C」標準：重量(carat)、切工(cut)、淨度(clarity)和顏色(color)。但世界宣明會的非法鑽石貿易專家羅莉·安德森(Rory E. Anderson)希望再附加一個「C」標準：衝突(conflict)。這是因為，「血鑽」的正規稱呼應該是「衝突鑽石」(Conflict Diamond)，聯合國對此的定義是「……源自反對合法並受到國際承認的政府的軍隊或派別控制區域，並用於為反對上述政府的軍事行動提供資金，或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的鑽石」。

　　衝突鑽石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塞拉利昂發生極為殘酷的衝突時才吸引了世界注意力。在這一時期，衝突鑽石占世界鑽石生產的大約4%。非法鑽石原石還被叛亂者用於為許多國家的內部衝突提供資金。這些國家的遭遇和塞拉利昂有些相似。

　　安哥拉地處非洲南部的大西洋海岸，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現有人口1200萬。自1975年獨立後未能實現穩定，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簡稱「安盟」UNITA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簡稱「安人運」MPLA之間發生數次內戰，導致多達150萬人喪生。內戰期間，「血鑽」盛行。對此，聯合國於1999年禁止叛亂組織進行衝突鑽石貿易。如今，安哥拉生產世界上大約8%的鑽石。

　　利比裡亞地處非洲西部，瀕臨北大西洋，有人口300萬，英語是官方語言。這個國家從1989年到2003年捲入內戰。內戰期間的總統查爾斯·泰勒以鑽石作為交換條件，向革命聯合陣線RUF提供武器和訓練，支持鄰國塞拉利昂的叛亂。2001年，聯合國向利比裡亞實施了制裁。泰勒於2003年下台，如今在荷蘭海牙接受審判。鑒於新政府採取了變革措施，聯合國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取消對其制裁。這個國家也希望出產合法鑽石進入國際社會。

　　科特迪瓦地處非洲西部，瀕臨北大西洋，曾經是法國殖民地，於1960年獨立。官方語言是法語，人口超過1760萬。1999年12月，軍事政變推翻了政府，並從此使該國遭受內戰蹂躪。中央政府仍然無法控制北部地區，並且國家仍然處於緊張狀態。此後，這個國家的鑽石出口量曾一度大幅上升。目前，科特迪瓦沒有進行正式的鑽石勘探或開採。

　　剛果(金)是比利時的前殖民地，人口6200萬，於1960年獲得獨立。獨立後幾周就陷入內戰，約瑟夫·蒙博托上校奪取政權，並宣佈自己擔任總統。他對經濟進行國有化，並將國名改為扎伊爾。1997年，蒙博托總統在使400萬人喪生的內戰中被推翻，隨後該國恢復了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名稱。各交戰派別於1999年簽署了《盧薩卡停火協定》使內戰得以結束。剛果(金)內戰期間，叛亂組織進行鑽石貿易，為武裝衝突提供資金。聯合國採取相應制裁措施，禁止叛亂組織進行衝突鑽石貿易。今天，採礦業得以復興，使礦產品成為剛果(金)的主要出口產品。它目前生產世界上大約8%的鑽石。

　　剛果(布)地處非洲西部，瀕臨南大西洋，官方語言是法語，現在人口為370萬。這個國家原是法國的殖民地，1960年獲得獨立。但直到1992年才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了一個多黨政府。1997年內戰之後，國家局勢始終不穩，直至2003年各叛亂組織簽訂了一份和平協議。目前，剛果(布)沒有進行正式的鑽石勘探或開採，但無法說明其官方出口的大量鑽石原石的來源，從而受到聯合國禁止其從事鑽石貿易的制裁。

　　鑽石帝國戴比爾斯

　　對鑽石略知一二的人一定聽過「金伯利」和「戴比爾斯」這兩個詞，它們也是當今鑽石業的關鍵詞。

　　19世紀70年代，英國小伙塞西爾·羅德斯在南非一個富含鑽石的山丘支起帳篷，花了6000英鎊從當地農民戴比爾斯兄弟手中買下附近的農田。這塊地方在而後的100年間成為有史以來人工挖掘的最深鑽石露天礦。這個礦場以當時英國殖民事務大臣的名字「金伯利」(Kimberley)來命名，而羅德斯也於1888年3月13日創立了戴比爾斯聯合礦業有限公司。

　　戴比爾斯自創立之日起至今，一直是全球最大鑽石開採和銷售企業，享有壟斷鑽石採購和定價的特權。它曾一度控制著全球90%的鑽石原石(未加工的鑽石)市場，目前也至少掌控60%的份額。

　　在整個20世紀，戴比爾斯一直奉行一項簡單策略：盡可能多地收購世界各地出產的鑽石，通過設在倫敦的中央銷售組織(CSO，2000年更名為國際鑽石商貿公司DTC)嚴密控制全球的鑽石銷量。戴比爾斯幾乎涉足於世界上的每一個鑽石礦，並且和主要的鑽石出產公司和中間商約定只把鑽石出售給戴比爾斯。

　　美國記者坎貝爾經過調查發現，戴比爾斯擁有的鑽石礦總產量足以使鑽石價格暴跌。但戴比爾斯嚴格控制出售給採購商的鑽石數量。價值數十億的鑽石至今還躺在倫敦DTC的保險庫裡。若把開採出的每一顆鑽石放到市場上銷售，而不是在倫敦囤積，鑽石的價格會大大低於紅寶石、藍寶石和綠寶石等其他寶石。

　　既然戴比爾斯如此維護鑽石價格，防止鑽石在市場上氾濫，那麼它就完全有可能從任何賣家手上收購鑽石，包括「血鑽」。坎貝爾認為，戴比爾斯並不討厭「血鑽」，但忌諱公眾對「血鑽」的關注會威脅到鑽石業的「浪漫形象」。

　　由此，「金伯利進程」誕生了。

　　　難以奏效的認證制？

　　當塞拉利昂血腥內戰中的衝突鑽石引起世界媒體關注後，聯合國、多國政府機構、鑽石行業和非政府組織，如全球目擊者，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非洲加拿大夥伴組織等，認識到需要建立一項全球制度，以防止衝突鑽石進入合法鑽石供應鏈，並因此為衝突提供資金。他們擬定了一份稱為「金伯利進程」的協議，要求參與國政府保證每次運輸的鑽石都必須放在一個安全容器內進出口，並配一份有唯一編號、政府驗證的證書，聲明鑽石來自非衝突地區。

　　根據金伯利進程，鑽石只可在金伯利進程的共同參與國之間進出口。任何無證書鑽石原石均不得獲准進入或離開一個參與國。這個保護圈對衝突鑽石進行圍堵，因此確保它們無法進入合法鑽石供應鏈，也無法被用於非法目的。2002年11月，52國政府批准並通過了金伯利進程證書制度，並於2003年8月正式實施。今天，69國政府與鑽石行業及非政府組織合作，全力以赴履行並且依法必須履行這一聯合國授權的進程。金伯利進程參與國所生產的鑽石原石目前已遠遠超過全球產量的99%。

　　事實上，在當初討論時，金伯利進程並不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只不過最易實施罷了。

　　曾有專家提議在開採現場用激光給鑽石做上標記，這樣就能監督核實鑽石運抵切割商之前的整個過程。戴比爾斯認為這個方案「完全不切實際」而予以否決，因為鑽石在切割過程中可能會喪失一半重量，識別標記難以保留。而且，給小鑽石打上激光標記成本太高，降低了加工商的利潤。

　　另一個建議是建立有關世界各地鑽石化學和物理特性的全球數據庫，用物質光譜測定法辨別鑽石的產地。從理論上講，分析人員可以識別某顆鑽石產自哪一處礦脈，但這樣未必能確定出產國家。因為水土流失會把鑽石帶到數公里外，產自某國的鑽石可能會隨著地下水流在另一個國家被發現。此外，收集數據非常困難。全球共有數百個出產鑽石的角礫雲母橄巖礦脈，被開採的礦脈往往戒備森嚴。礦業公司把礦場的化學成分視為商業機密，相互競爭的地質學家可以根據這個信息嗅出某地尚未開採的鑽石礦。

　　相比之下，金伯利進程成本低、操作簡便。但坎貝爾對這一認證制度感到擔憂。「鑽石極易攜帶。若把合法購買的鑽石和衝突鑽石混雜在一起，上述方法就難以發揮作用。」他舉例說，作為塞拉利昂認證制度的最後一個步驟，監督人員參觀了當地鑽石礦，確信這些鑽石具有政府許可證並來路「清白」。但當鑽石開採時，這些監督人員未必在場，如何保證所見的鑽石來自於這些合法礦場？

　　而且，非洲國家的海關腐敗現象十分普遍。海關官員若想在鑽石認證制度上「睜一眼閉一眼」也在所難免。最後，坎貝爾指出：「鑽石在進入主流貿易渠道前，可能經過了數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轉手，這些交易往往在叢林或沙漠地帶進行，偽造一張證書也並非難事。」

　　面對外界對金伯利進程的質疑，世界鑽石委員會(WDC)的發言人卡森·格洛夫(Carson Glover)對《新民週刊》表示，金伯利進程本身一直受到審查，並不斷完善。除「金伯利進程」和「保證體系」以外，鑽石行業還與政府機構及非政府組織一起採取其他行動來根除衝突鑽石。例如，鑽石業發展措施Diamo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正在努力改善作坊式鑽石礦的安全和工作條件，因為這些礦很容易被叛軍奪取。

　　NGO有話要說

　　在打擊「血鑽」的過程中，一些非政府組織功不可沒，自始至終發揮了積極作用。

　　「全球目擊者」是打擊「血鑽」的領頭羊，它在1998年正式開始「打擊衝突鑽石行動」(Combating Conflict Diamond campaign)，揭露「血鑽」的來源。全球目擊者也因其對打擊「血鑽」的長期努力而獲得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004年，全球目擊者聯合大赦國際調查發現，美國和英國58%的珠寶零售商並不在意鑽石是否來自衝突地區。全球目擊者的發言人蘇西·桑德斯(Susie Sanders)表示，這個組織密切關注金伯利進程的實施情況。如2005年，全球目擊者就三次派團前往塞拉利昂，瞭解那裡的鑽石開採情況。結果發現，國際社會允諾的援助資金遲遲未到；人手、資金、設備都短缺的情況下，當地政府對鑽石礦難以真正監管，這樣的鑽石認證就有些「紙上談兵」。而「血鑽」仍有存在的「溫床」。

　　2006年11月6日-9日，在博茨瓦納召開金伯利進程2006年度大會上，全球目擊者提出了它對金伯利進程三年實施的評估建議。例如：高達2300萬美元的衝突鑽石從叛軍掌控的科特迪瓦北部地區走私到鄰國加納(金伯利進程參與國)，並進入國際市場；世界鑽石委員會似乎總在妨礙公佈金伯利進程中各參與國鑽石產量和交易的基本數據等。對此，大會決定派金伯利進程的特使到加納進行3個月監督調查；6個月後公佈金伯利進程各參與國的鑽石基本數據。

　　此外，世界宣明會也對打擊「血鑽」不遺餘力，並在美國取得優異成績。這一組織的傑西卡·勞(Jessica Law)告訴《新民週刊》，自2000年開始，世界宣明會和其他150多個組織敦促鑽石業發展一種體制來確保全球市場上不再出現衝突鑽石。這一努力的結果是：美國在2000年頒布了《清白鑽石貿易法案》(The Clean Diamond Trade Act)；在2001年美國電視劇《白宮西翼》那一季的最後一集中，美國總統呼籲消費者詢問珠寶商所售鑽石是否「清白」。

　　對於美國熱映的影片《血鑽》，世界宣明會的非法鑽石貿易專家羅莉·安德森認為當塞拉利昂戰爭結束後，鑽石仍然是非洲衝突的資金來源，鑽石業和政府必須做更多事來保護鑽石貿易更為合法化，她對記者說：「鑽石業每年600億美元的生意，即便只有1%的鑽石來自非洲衝突地區，6億美元也能讓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槍支彈藥。」而美國人購買全球市場中2／3的鑽石，因此美國消費者是世界宣明會的重要目標。當然，世界宣明會並不是呼籲民眾抵制鑽石，而是讓消費者給珠寶商和國會施壓。

　　在《新民週刊》試圖採訪戴比爾斯及其相關機構時，倫敦的鑽石商貿公司(DTC)的女發言人裡內特·霍利(Lynette Hori)推薦了世界鑽石委員會(WDC)代為回答。後者於2001年成立，代表從採礦到零售的整個鑽石行業，就衝突鑽石問題與聯合國聯絡。而WDC的發言人卡森·格洛夫在接受採訪後，又推薦了非洲加拿大夥伴組織的研究協調員伊恩·斯米利(Ian Smillie)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一員來說話。記者發現，這個組織比之前接觸的全球目擊者和世紀宣明會要「溫和」許多，斯米利在承認「金伯利進程還不完善」的同時，表示將「繼續給金伯利進程和鑽石業施壓，讓這個體系更加有效」。

　　無論金伯利進程能起到多少作用，鑽石業的確正在努力洗刷「血鑽」的不良影響，希望能夠重新回到自從瑪麗蓮·夢露在影片《紳士愛美人》當中宣稱的時代：「鑽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SACOM呼籲更多人關心工人的命運。

　　只有信息公開，投資者才能在股票市場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費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產品，勞動者才能在勞動力市場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僱主。

　　籃壇巨人姚明的另一個身份是「護鯊大使」，他曾經為國際野生救援協會拍攝公益廣告，並向公眾表態：「今後，我本人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拒絕食用魚翅。」

　　在上海師範大學經濟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看來，姚明不吃魚翅的「護鯊行動」包含著消費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去年9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面對數百位全球中國學精英，周中之以此為開場白，報告的題目是「消費的自由與消費的社會責任」。

　　誠如姚明所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消費者責任理念要廣為傳播，並變成每一個消費者的自覺行動，眼下還需要更多的手來一起滾雪球，既需要姚明這樣的社會名流，更需要一個個普通公眾的直接參與和推動。

　　消費者責任覺醒

　　24歲的香港女孩丘梓蕙走在了姚明的前面。

　　2002年的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讀書的丘梓蕙從一場講座中得知，1993年深圳一家名為「致麗」的港資玩具廠發生火災，致使80多名女工死亡，100多名女工受傷。這家工廠代理生產的是義大利某著名品牌的兒童玩具，香港老闆並不富有，賠了100多萬元就破產了。由於義大利企業不願擔負責任，受傷女孩命運悲慘。

　　這樁往事讓丘梓蕙十分憤怒。丘梓蕙從此注意到一個事實：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許多發達國家的著名企業紛紛把代工廠轉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卻對代工廠的勞工權益視若無睹，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

　　丘梓蕙和她的同學在那年暑假組織了一場「乾淨衫」行動，期望用實際行動來改善工人的待遇。每年開學，香港各大學學生會都會組織迎新營活動，參加的學生都穿上印有學校標誌的T恤，每年學生會都會定制不少T恤。丘梓蕙與香港幾所大學的學生會交涉，遊說他們參加「乾淨衫」行動，最後有5家大學參與了這項活動，它們一共要定制1萬多件T恤。

　　丘梓蕙和學生會幹部到廣東中山的一家製衣廠直接下訂單，把銷售商對工廠盤剝的那部分利潤直接交給工廠，同時提前40天下訂單，不讓工人加班，每件T恤還多付2元錢用於提高工人待遇。

　　40天後，1萬多件T恤加工完成，丘梓蕙和同學們來工廠提貨，同時給工人「派錢」。「儘管每件衣服我們只是多付了2元錢，但是每個工人可以多拿100多元錢。」那一天，丘梓蕙看到了工人們燦爛的笑容，「乾淨衫」行動成功地體現了一種力量——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所能擁有的善的力量。

　　「乾淨衫」行動讓丘梓蕙看到了消費者力量的存在，「但這種行動治標不治本，我們不可能買什麼都直接向工廠下訂單，直接向工人派錢。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利潤分配模式，並讓品牌經銷商分出利潤來解決工人的權益問題。」丘梓蕙開始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從歐美消費者運動的歷史中尋求智慧。

　　她看到美國也有反血汗工廠的運動。這場運動10多年前由美國一所大學的學生發起，如今已有200多所學校的學生參與。他們從要求校方拒絕採購血汗工廠生產的商品開始，進而向品牌經銷商施壓，要求經銷商提高代工廠工人的權益。

　　這股運動蔚然成風，著名的耐克公司是學生們最早瞄準的目標。當時耐克公司對學生們的指責並不理會，直到學生們發動「不買運動」，耐克才感受到空前的壓力，同意與大學生談判，答應增加工人的福利，並公佈所有供應商的名單(至今全球只有耐克運動鞋和Levis牛仔褲公佈了這一名單)，接受公眾的調查和監督。

　　毫無疑問，只有信息公開，投資者才能在股票市場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費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產品，勞動者才能在勞動力市場抵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僱主。

　　這場運動促使耐克公司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專事負責工人的權益保障，走上了制度性解決問題的道路。消費者責任運動促使了歐美企業紛紛追隨耐克，成立企業社會責任部，負責監督供應商和解決勞工權益問題。

　　先行者撞上堅壁

　　歐美的經歷表明，企業成立社會責任部門並履行社會責任並非自願，而是迫於消費者力量崛起和壓力，不得不做出的反應。

　　丘梓蕙將她的想法與幾個同學和老師討論，得到了一致認可。她說，如今，進入中國大陸的許多跨國公司紛紛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部，高調談論企業公民概念，其實序幕方才拉開，「許多公司只是成立了一個部門，還不願意真正去做」。更有甚者，「企業社會責任部門還淪為一些企業的公關伎倆」。而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內地的不少企業則連這個部門也沒有，遇到問題往往極力推卸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根本無從談起。

　　正因為看到了這一現狀，2005年大學畢業後，丘梓蕙決定把喚醒中國消費者力量當作一項事業來做。她與一班志同道合者共同創立了「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以下使用簡稱SACOM)。SACOM還有100多名顧問，他們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學教授，運行一年多來，正是這些顧問的捐款維持了這個組織的運轉，解決了丘梓蕙和兩個同事的生計。當然，丘梓蕙還拿著調查計畫向一些慈善基金會申請財力支持，也拿到了「一點點的錢」。

　　「企業對供應廠商的查核報告往往是不公開的，這樣，即使有工資過低、工時過長、招聘童工等違法情況，消費者無從知曉，更遑論敦促企業及其供應廠商改善這些問題。」丘梓蕙和她的同事決定改變這種現狀。

　　丘梓蕙的做法是，組織香港大學師生志願者到跨國公司在內地的代工廠進行獨立調查，並把調查結果向公眾公佈，以喚醒消費者對企業不良行為的關注，從而形成一股壓力，迫使企業改善現狀。

　　2005年暑假，丘梓蕙首先把槍口對準迪士尼，帶著大學生志願者到珠三角4家迪士尼代工廠調查。歷時3個月，調查了120名工人，結果觸目驚心，調查報告「找回米奇的良心」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業前夕公之於眾。

　　丘梓蕙作為新聞發言人，親自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調查結果。據她稱，迪士尼以不足最低工資的條件僱傭珠三角的工人。4家工廠中，3家不符合當地最低工資要求，平均時薪只有2.7元人民幣。迪士尼公司雖然巡查工廠，但工廠大多做假應對……

　　「『有良心的消費』是消費文化的新趨勢。全世界的消費者都開始要求他們所購買的品牌產品不是由血汗工廠生產的。尤其是熱愛米奇老鼠及小熊維尼的消費者，更不希望他們購買的玩具、衣服及圖書是以非法剝削勞工換來的。」

　　SACOM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以及他們精心挑定的這個特殊時間，使這份調查報道產生了轟動效應。結果，迪士尼被迫和SACOM談判。丘梓蕙幾次到迪士尼香港辦公室和對方交涉。遺憾的是，他們提出要迪士尼公佈所有供應商的名址，以及提供資金讓SACOM派人到代工廠進行工人培訓的要求都被拒絕，雙方不歡而散。

　　2006年暑假，丘梓蕙再次帶大學生進入珠三角，針對另3家為迪士尼供貨的外資廠商進行調查。調查發現，3家工廠平均時薪只有2.04元至3.41元，比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少了15%至50%，而且3家工廠都沒有支付工人法定加班費。淡季時，老闆強迫工人「調休」(無薪假期)；旺季時，每天工作11至14小時，每月共工作332至360小時，比法定最高工時高出71%；工廠宿舍一層住180名工人，只有一個浴室及廁所……這種做法也違反了中國頒布的《勞動法》。

　　2006年9月10，香港迪士尼樂園開業一週年前夕，SACOM的第二份報告「繼續尋找米奇的良心」出爐了。這一次，丘梓蕙選定了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門口發佈這份報告，並印刷了1000多份傳單發給前來遊樂的消費者，結果傳單被一搶而空，「消費者很支持我們」。

　　9月12日，週年慶典酬賓，香港迪士尼樂園給香港很多民間團體贈送了門票。有些團體自己用不完，轉贈了10張給SACOM。丘梓蕙和大學生志願者在迪士尼樂園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下午，大巡遊開始前，遊客們都聚集在主幹道兩旁，等待目睹白雪公主、米奇老鼠、唐老鴨等童話人物的出現。這時，丘梓蕙和志願者們掏出了藏在口袋裡的布條，戴到身上，拉出橫幅，抗議迪士尼對中國工人的不負責任行為。

　　「10多個保安馬上跑過來，圍成一圈，把我們圍在裡面。」儘管如此，丘梓蕙還是覺得在迪士尼樂園裡抗議「很好玩」，而且達到了向迪士尼公司施加壓力的效果。

　　一個多月後，迪士尼停止向這次SACOM披露的一家深圳代工廠下訂單。這是一個令丘梓蕙始料不及的後果。從10月到現在，SACOM不斷和迪士尼交涉，要求恢復訂單，並努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這一次，迪士尼不再像上次一樣把丘梓蕙請到辦公室喝茶，而是關上了對話之門，「他們就是不管，不回應」。

　　不會永遠幫倒忙

　　這家工廠名叫龍崗煌星輕工製品廠，是一家日資企業，為迪士尼加工鎖匙扣，工廠80%的訂單來自迪士尼。迪士尼停單後，煌星廠立即陷入困境，近1000名工人沒活幹了。

　　最近，一些代工企業工人給丘梓蕙傳來消息，工廠2月1日將辭退所有保安。「連保安都全部辭退，這家工廠要倒閉了。」聽到這個消息，丘梓蕙揪心不已。她創立的SACOM以幫助企業找回良心，進而遵守內地法律，改善內地工人權益為己任，「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結果」。

　　如今，春節快到了，不少丟掉工作的工人已經提前返鄉。最令丘梓蕙欣慰的是，由於珠三角鬧「民工荒」，不少工人又重新找到工作。她慶幸自己少了一些難以承受的自責。

　　然而，這依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三個24歲上下的香港女孩，帶著一群大學生志願者做了一個調查，發表了一份報告，結果令1000個工人丟掉了飯碗。

　　這是不是SACOM的責任？丘梓蕙告訴記者，她的內心有深深的不安，但此事責任不在SACOM，而在迪士尼。她說，迪士尼「停單事件」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行為，把全部責任推給了代工廠。如果這是一家迪士尼在歐美的代工廠，這家公司未必敢這麼做，因為歐美的消費者運動已經成熟和強大，「歐美消費者不會答應，他們會發動反對活動，包括不消費運動，讓迪士尼得不償失」。

　　丘梓蕙介紹說，在歐美，如果代工廠被消費者團體調查出有環保問題或勞工問題，品牌企業必須必須與代工廠一同合作實踐改善計畫，當中包括採購制度、工人培訓及工人投訴及監察的機制。如果代工廠改過自新，品牌企業必須繼續下單；只有代工廠不願合作，拒不改進，品牌企業才可停掉訂單。總之，品牌企業必須給代工廠一年的緩衝期。

　　正是基於對歐美消費者運動的瞭解，丘梓蕙起初認為迪士尼在中國也會遵守這一原則。但是，丘梓蕙錯了。究其原因，是中國消費者力量尚未崛起，消費者向迪士尼施加壓力的力度尚不能跟歐美消費者相提並論。丘梓蕙發現，SACOM的兩次調查不僅沒有「找回米奇的良心」，反而激怒了迪士尼，讓迪士尼做出了報復性的行為。

　　然而，中國消費者力量的崛起，不會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丘梓蕙覺得這個過程可能需要10年。

　　「我們暫時還不會發動罷買行動，但是我們會繼續調查迪士尼代工廠，告訴公眾迪士尼的利潤是建立在剝削內地工人的基礎之上。」根據計畫，2007年暑假，丘梓蕙還會帶大學生志願者到珠三角調查迪士尼代工廠。

　　丘梓蕙的夢想是讓迪士尼成為中國的耐克，願意增加企業社會責任的透明度，公開廠商的名稱與地址，接受消費者的調查和監督，同時提高訂單價格，延長交貨時限，以反映合理的勞動成本。

　　「如果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寫信給香港迪士尼樂園，或者發電子郵件告訴迪士尼，他們不買產自血汗工廠迪士尼紀念品，迪士尼就會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丘梓蕙說她期待這一天的來臨。丘梓蕙說，如果消費者施加的壓力足夠大，SACOM就不會幫倒忙。

　　丘梓蕙非常樂觀，她相信歐美消費者運動的路徑可以在中國複製，終有一天迪士尼會作出合理的姿態。然而，眼下的困局是明顯的，面對這些處於利益鏈上遊跨國大公司，SACOM的聲音，中國消費者的聲音，依然那樣微弱。

　　每年11月25日，李儀和她的同事在香港倡導「不消費日」行動。

　　李儀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靚女」，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學專業。前幾年，她的心思都在內地，起初是做義工，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支教，還募款蓋學校。3年前，她和3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一個名為「消費者力量」的小團體，帶頭反思當前的消費模式，倡導「選擇破壞最小的消費」。

　　李儀的消費原則是：生活必需品以外少消費，甚至不消費。

　　在李儀看來，地球就是一個村莊，地球上的資源就像村裡魚塘的魚，魚兒就那麼多，自己的份兒拿多了，別人的份兒就會減少，甚至沒有了。香港等大都市豐富的物質消費正是建立在資源掠奪的基礎上。於是，每年11月25日，李儀和她的同事在香港倡導「不消費日」行動。

　　「在不消費日，無論你是否已參透地球危機的源頭所在，是不是決心脫離主流消費風氣的擺佈，都可暫停購物24小時，挫滅消費主義的銳氣，從自主的簡樸生活中尋回自我價值。」

　　除此之外，李儀還反思一件件商品背後的勞工問題、環保問題和原住民問題等等，特別是那些非生活必需品，比如黃金。黃金的開採意味著將有大片森林被砍伐，森林裡的動物只有逃離家園，這是對生態鏈的破壞，亦是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於是李儀和她的同事在香港發起了「不買金」運動。

　　「關注現代人生活及消費模式，發揮消費者力量，以減低現代生活對人類、自然環境及原住民文化的破壞。」這是李儀和她同事的夢想。

　　談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李儀給人怪異的印象，對於很多女士最開心的「血拼」，李儀一點興趣也沒有。2004年以來，她就沒有買過一件衣衫、一個手袋或一雙鞋。

　　「我也會逛街看靚衫，當想買衫時，就會想想其實自己有衫可穿，這不是必需品。買一件衫看似很小的事，但細心想想，一件衫用了很多化學物料，還會傷害環境和其他人，因為有些工廠違法使用童工。」

　　現在李儀穿的多是舊衣服，或者是朋友送給她的「二手衫」，她規勸家人和朋友不要買新衣服給她。每當見到街上有人派宣傳單頁，她也不會去拿，以減少印刷。與家人出去購物，李儀都會自己拿一個籃子，拒絕使用塑膠袋；到快餐店打飯，她也會拿盒子去盛，拒絕使用塑膠盒。

　　對李儀來說，連手機都不一定是必需品，身邊的很多人追求新款式而不斷換手機，而她卻使用一個多年前朋友用過的大手機，與當下輕薄型潮流相距甚遠，每當在大家面前打手機，都會有人驚訝她的落伍，但李儀卻感到很高興，「我很自豪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環保手機。」

　　李儀說自己的消費方式屬於特例，並干擾了家人的生活方式，「有時候就因為用不用一個塑膠袋而吵架，他們覺得我是麻煩製造者」。生活在有「購物天堂」美譽的香港，李儀的消費方式太反常了。她自己說這是「選擇破壞最小的消費」，但旁人卻覺得她思想偏激。正因為認識到自己的超前性，李儀從來不要求家人、朋友向她看齊。不過，她希望有一天大家能理解她。

　　記者：你關注人們的消費模式，是在倡導一種新生活方式嗎？這是不是一種苛求，並非人人都能做到？

　　李儀：思想影響行為，態度決定人所選擇的生活力式，經過瞭解、認識、思考，人會選擇。這不是苛求，生活上的一些選擇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比如我們最近推行的「一人救一棵樹、四百人保一個森林」行動，假若一個人一年用16包A4複印紙，每包500張，需要砍掉一棵12米高的樹，若417個人這樣做，一年己是一個香港政府大球場草坪面積的森林，但如果轉用不需砍樹的百分百再生紙，不費吹灰之力，只是一個很小的轉變，根本不會對自己的生活構成任何不便，但力量卻很大，而且這絕對是自己可以選擇和決定的。

　　我們也明白人是生活在這個體系中，人不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我們提出的是自己能做到的：盡量少破壞。

　　記者：自求心安、獨食難安、居安思危，您說這是自己對消費者責任意識的一次次躍升，這三個詞組背後都表達了什麼？

　　李儀：自求心安就是我上一條答案中提及的：「如果一個人在認識了消費的問題後，作出自己能做到的、相對來說破壞最小的選擇，那這個人起碼能心裡感到安樂一點吧，也可以尋回一絲自己和大自然的連繫。」

　　談到獨食難安，是因為生活上一些表面上是我自己個人的事情，其實也影響了大自然萬物，而最終受影響的其實也是我們自己。曾聽一些朋友說，自己消費也是在幫助經濟發展，有這份心是好的，但更應認清事實，看看真正幫助的是什麼﹖

　　表面上的數字增長不代表人包括消費者、工人、原住民等的幸福指數增長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沒有計算環境成本在內。而某一個地方或集體的利益也不應凌駕在其他人或物種之上。

　　居安思危是正視一些因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將會影響全球萬物包括人的生存狀況，比如砍樹引起的沙塵暴，耕地沙漠化，全球變暖引起的水位上升。

　　記者：在你看來，什麼才是正確的、負責任的消費和生活方向？

　　李儀：是只消費和消耗生活必需，選擇相對來說破壞最少的消費和消耗方式，選擇從生產、包裝、運輸等每一步都帶來較少破壞的物品和方式。

　　生活必然需要消耗，大自然有它的自然規律，比如食物鏈，某些物種需要消耗另一物種才達至整體生態的平衡，但如某一方取得太多，失去了這種物種與物種之間的平衡，比如人類過度地掠奪其他物種，問題便會出現，大自然的自我調節機能也沒法補償時，比如過去二三百年能源的消耗太大，己超出了地球的負荷，全球變暖就一發不可收拾。當然，生活必然需要消耗，在不同環境採取適合的消耗方式，比如在香港可以吃本地的有機菜，避免了長途運輸所帶來的能源消耗，減少或不吃肉也可以避免現時破壞環境的畜養、捕殺方式，但是，在某些冰天雪地、寸草不生的地方生活的原住民，在當地這種環境，必須捕殺某種動物以生存，但他們是用尊敬的心去吃這動物，而且是物盡其用，也只取生存所需，這就是一種負責的態度。

　　「國內企業的社會責任行動還處於慈善事業和公益捐款階段，沒有社會責任的戰略或長期計畫。」

　　周群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具體身份。他是一家德國公司中國區社會責任經理，也是中國資格最老的CSR專業人士之一。CSR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縮寫，意思是企業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之外，還應該對社會負責，保護環境，保護工人權益，保護社區發展。

　　作為中國第一代CSR工作者，周群見證了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艱難進程。「我欣喜地看到，在過去15年間中國公眾對社會責任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從誤解到理解，從批判到接受，從被動應付到主動倡導……」

　　周群也看到了不足：「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真正的源動力公眾還沒有主動參與。」周群的同行是一個數目不大的群體。2001年，為了尋找同行者，推動中國公眾社會責任意識的覺醒，周群創辦了一個公益網站，網站的名字就叫「社會責任在線」。

　　2000年的一件事讓周群記憶猶新，他深切地感到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緊迫性。事情的起因是香港一家勞工組織調查，發現生產麥當勞玩具的深圳新城玩具廠違法使用了近400名暑期工，大部分是小學生，調查結果發表後引起轟動。周群和其他審核員一起作為麥當勞代表進駐工廠調查。

　　儘管調查中沒有發現童工，但是確認工廠確實存在違法《勞動法》現象，有加班加點嚴重和工資偏低等問題，並且工廠多次提供虛假材料，這些都違反了中國有關法律和供應商社會責任守則。

　　2001年底，周群從一家國際認證機構離職後，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月。這期間，他把多年工作和學習心得體會整理出來，並翻譯了大量英文資料，編成一本專門介紹SA8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書，這是當時第一本系統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的中文專著，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學博士生導師常凱教授在香港得到這本書後，輾轉找到周群，一番暢談。

　　「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還處於初步階段，爭議和誤會還很多。」當時，國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非議不少，有人把它當作「商業間諜」，有人把它當作貿易保護主義，有些人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卻很少有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來龍去脈進行理性研究。

　　「當時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的人士都是為外資企業工作，我們經常被人叫做『漢奸』。」書稿交給出版社後，他覺得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周群思量著自己能夠做點什麼，他發現當時還沒有一個專門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的中文網站，於是決定召集業界朋友一起做一個網站，「把真相告訴大家」。由此誕生的「社會責任在線」成為全球第一個專門介紹社會責任的中文網站。其中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數據被很多專家和媒體引用。

　　轉眼間，這個公益網站已經走過第六個年頭了，它也聚集了一批有志於企業社會責任事業的專業人士，大家一起研究各種企業社會責任的案例，探討企業勞資關係，環境保護，職業安全的種種問題，並思考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他們都和周群一樣，有著共同的稱謂：CSR工作者。他們大部分擔任著外資企業的驗廠審核員、社會責任顧問或經理等職。在他們眼中，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一個可有可無、可供企業選擇的公益事業，而是直接關乎勞工權益，也關乎客戶訂單一項前提條件。在網站上，他們分析了不同企業的各種社會責任問題，一一指出這些企業不符社會責任標準的種種原因。

　　「目前，國際上有社會責任的大企業已經在商業活動中採用SA8000等國際標準，要求供應商遵守，他們成立專門的部門負責監督並幫助供應商實施這些標準，有的公司還設有專門負責社會責任的副總裁這樣的高級職位，如銳步公司、耐克公司。但國內企業的社會責任行動還處於慈善事業和公益捐款階段，沒有社會責任的戰略或長期計畫，主要原因是公眾和消費者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中國已步入「消費社會」，消費者握有更多的主動權

　　中國有大量的消費者專門買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種價格倒逼機制。

　　在即將到來的奧斯卡獎頒獎禮上，鑽石會受到眾多俊男靚女的抵制。包括朱利婭·羅伯茨在內的許多好萊塢大牌明星，在電影《血腥鑽石》公映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新民週刊》邀請了上海師範大學經濟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和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共同探討這部電影的啟示。

　　《血腥鑽石》的啟示

　　記者：人們可能沒有想到過在鑽石華麗的外表下，隱藏著血腥的交易。我們怎樣理解《血腥鑽石》這部電影背後的價值觀？揭示這些秘密，是人類良知的一種反省嗎？

　　仲大軍：《血腥鑽石》這部電影所顯示的社會人文關懷，是它與好萊塢純粹商業電影的區別之處。它所要表達的是對人類惡性消費的遏制。其實在現實社會中，對人類消費惡習的自檢和抵制罪惡產品的事情經常發生，並且很早就發生了。

　　周中之：這部電影是從價值觀念上揭露鑽石交易背後的血腥，批判這種違背人類良知的現象。它告訴我們在經濟交易過程中也要有人道精神，要審查商品的倫理背景。國際標準化組織經濟優先認可委員會(CEPAA)出台了SA8000標準，這個標準衡量的就是企業生產出來的東西在倫理上是不是「乾淨」的，是不是符合標準的，如果生產過程、生產條件是有悖倫理的，那就是不可接受的。我們不僅要追求經濟上的合理性，而且要追問倫理上的合理性，要將兩者統一起來。這部電影公映後，許多歐美名流不再佩戴這種鑽石，以表示對血腥鑽石的抗議。這說明這部電影已經起到了作用。

　　記者：消費者用自己的行為向鑽石背後的血腥說不，這應該是消費者社會責任意識的覺醒。

　　仲大軍：當然如此。但很難說人類直到現在才覺醒。一些有責任感的西方公民在物質生活滿足的情況下，掀起了一場關於消費觀念的革命。我們不光要有學習和生產的革命，還要有消費的革命。這是人類的良心！

　　這個覺醒對中國來說意義重大。中國消費者與企業的責任意識還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總體來說，中國消費者的責任意識還在覺醒過程中。

　　周中之：國外一些名流抵制血腥鑽石，走在了時代的前面，戴鑽石的人是富裕的人，而不是貧困的人，富人有這種想法是值得嘉許的。

　　做負責任的消費者

　　記者：有人認為，當你明知某些產品(服務)來自於違法「血汗工廠」或者它們的生產過程嚴重破壞環境、殘害動物、有悖倫理時仍然去購買它，那麼你就是「不負責任的消費者」，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仲大軍：認同。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僅與其自身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也與他的文化、教育背景、思想道德水平密切相關。今天已是知識社會，經濟能力主宰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消費者的覺悟就顯得十分重要。有些消費者十分殘忍，認為自己有幾個錢，為了滿足自身的貪慾，什麼都敢吃。沒有覺悟與倫理的代價是什麼？2003年那一場SARS給全人類上了一課，人類消費倫理課！

　　周中之：給消費者戴上「不負責任」的帽子似乎言過了。消費者要考慮社會責任，但不是要追究消費者的責任。戴上一個帽子不利於消費者責任意識的建立，反而會引起消費者的反感。我們應該從「提倡」的角度切入，喚醒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需求受到遏制，一個產品就賣不出去。20世紀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興起，大規模生產才能獲取更多利潤，消費者的需求已經變得十分重要。所以說，消費者責任運動就有一定的力量，有一定的底氣，讓企業感到壓力。

　　消費者力量至少能具有一種較大的威懾力來約束生產廠商，通過倫理的聲音，輿論的壓力，法律的力量，直接影響廠家的品牌形象。當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拒絕接受廠家的產品，就會直接影響它的經濟利益。

　　記者：在一個生產和消費路途迢迢的經濟體系裡，消費者怎麼知道哪些產品是「清白」的？

　　仲大軍：消費品的信息需要企業和政府部門供給，需要媒體的調查。有了這些信息後，消費者才能決定是否消費這些產品。這時就需要檢驗消費者的道德良心了。雖然這不是剛性的法律所硬性規定的。

　　周中之：作為消費者，我就不願意買某品牌的電腦。前些年這種電腦出了問題，該公司向外國消費者賠付了數億美金，而對中國消費者它卻採取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做法，只給一個補丁，也不道歉。儘管不違反中國的法律，但傷害了中國消費者的感情。按照法律行事是對的，但社會調節人的行為不僅是法律的，還有道德，我選擇與否也不僅按照法律，還依據自己的道德觀念，我是從道德上抵制它的產品。

　　關於這種電腦的信息是傳媒告訴我的，這就是大眾傳媒的力量。消費者的知情權需要大眾傳媒的秉公仗義。

　　記者：如果你選擇做「負責任的消費者」，不買「血汗工廠」的產品，那工廠只有停產，工人失業，那這種善舉不是帶來一個惡的結果嗎？

　　仲大軍：抵制「血汗工廠」的產品會改變企業主的行為，並不一定導致企業停工和工人失業。這一點必須搞清楚。並不是一抵制違法的血汗產品，很多工人的利益就受損，實際上最終結果是改善。血汗工廠是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方式，西方國家常常發生工人罷工運動來抗議工廠主的行為，工人罷工和消費者抵制消費都是抗議血汗工廠的一種辦法。這樣工人的利益才能夠得到保障。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需要一個過程。

　　周中之：這裡涉及到一個優先問題，是公眾對消費品的健康權、知情權優先，還是血汗工廠工人有沒有工作、企業經濟利益優先？這要看哪個優先給社會帶來更少的弊害。

　　消費者社會責任運動會對社會產生較好的作用，但是有時候也有弊害，比如說被商業競爭對手所利用，導致社會經濟秩序的人為混亂。這就需要完善法規和制度建設，大力加強和幫助消費者進行理性思考，培育正確的消費觀念，避免盲從。

　　違法「血汗工廠」在發展中國家是個現實，「血汗工廠」超越了國家法律規定，遏制它，取消它，這是必須堅持的方向。「血汗工廠」是一種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方式，與和諧社會的理念是違背的。但中國的國情與西方有著明顯的不同，按什麼樣的標準來界定血汗工廠，值得深思。我們也要警惕國外用脫離中國國情的高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工廠，來抵制中國的產品，形成除了「綠色壁壘」、「環保壁壘」之外的新的「社會責任壁壘」。這也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也違反了我們的初衷。

　　估計10年至20年的時間，這類違法的「血汗工廠」在中國能夠大大減少，直至基本消失。當然，我們解決違法血汗工廠問題要在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從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出發，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影響了全局的穩定，血汗工廠的問題不僅不能解決，而且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是危險的。

　　構建中國人的消費倫理

　　記者：一些國際組織曾經出版一份調查報告，要求鑽石交易要負擔道德責任，美麗高貴的寶石應附加基本的倫理準則，鑽石消費也需要倫理準則嗎？

　　仲大軍：消費倫理體現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但消費倫理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越窮的國家往往越不注意消費倫理。但消費倫理又不一定與富裕程度成正比，在發展中國家，有些先富起來的人，往往是文化水平較低的人，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經濟暴發戶往往是最野蠻的消費者和奢侈者。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其實很多商品都有倫理準則。比如說人們消費熊掌，這就十分殘忍和不負責任。殺熊取掌不僅破壞動物世界的生態，也是對人類生態的破壞，要知道世界是普遍聯繫的。對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應該堅決杜絕，並且應該上升到人類道德與倫理的層面進行輿論譴責，必要時要上升到法律層面進行嚴厲制裁。

　　周中之：不僅鑽石消費有倫理準則，很多其他物品的消費也有倫理準則。比如有些人喜歡吃鴿子，而在很多人來說鴿子是友好、善良的象徵，他們就覺得吃鴿子的人不講倫理準則。外國人到飯店裡也絕對不吃鵝掌。消費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關鍵是你如何解讀這些倫理準則，有些是全世界共通的，有普世價值，但也有些是各民族不同的。

　　如何看待鑽石消費，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倫理道德的作用關鍵是引導，發出聲音。亞里士多德說過：善是願望的對象，不像法律是強制的，倫理是你願意，你信仰的東西。作為學者，我們的社會角色是呼籲消費者倫理地消費。

　　記者：有人提出，在消費行為的選擇中，不僅有個人經濟能力上「能不能」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還有個「應該不應該」的問題。

　　仲大軍：是啊。我國土地資源十分稀缺，但是許多有錢人就住寬大高級的豪宅。你有錢就能住裝下幾百人的房子嗎？消費之前還要讓自己的良心把把關，多為他人和社會考慮一下。

　　在北京的一次國際車展上，一輛英國高級賓利轎車售價998萬，很快就被人買下。這些年中國很多富人競相購買高級轎車，買它們幹什麼？就是炫耀。

　　周中之：能不能主要是個經濟問題，消費者有沒有能力去消費，這是過去處在「生產社會」時期存在的問題。而現在中國步入「消費社會」了，消費者握有更大的主動權，那消費者「應該不應該」就是個十分有價值的問題了，我覺得不能光憑消費者自身的喜好與追求，消費者要考慮一下自身的倫理道德，考慮一下自身的消費可能會對社會、對他人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應該不應該」作為個問題出現，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是件好事。

　　記者：美國人在1924年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並於1980年代之後興起一場社會責任運動。最近，美國又掀起消費者責任運動。您如何看待這些運動？

　　仲大軍：從企業的角度來說，自覺地把住生產這一關，是企業自身素質提高的表現。而消費者責任運動則是對企業責任運動的一種呼應。中國在這方面才剛剛起步。我們發現，中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相比較而言，對消費者責任的注意似乎少了一些。實際上，一個巴掌拍不響，企業的惡性產品如果沒有消費者相配合也是銷售不出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有著一批「惡性消費者」，才有「惡性產品生產者」。譬如，假如沒有人在餐館裡吃熊掌，就不會有人偷獵珍稀野生動物，假如沒人購買偷盜來的二手車，就不會有人去偷車。從這個角度看，惡性消費者的責任甚至比惡性生產者的責任還要大。

　　但當今社會，對生產者管得較多，對消費者要求得較少。比如說，中國近些年許多機構、單位舉辦「負責任企業」的評獎，我最近就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頒獎大會，而很少給負責任的消費者進行評獎。我們不僅需要打假英雄，更需要的是負責任的消費者。

　　周中之：過去是賣方市場，現在是買方市場，消費者也比過去更加自由，他們的選擇空間更大了，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個人性格、生活習慣做出選擇。然而，消費是在社會中進行的，個人消費的自由又意味著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權利與義務是統一的，作為一個公民，他有一定的權利和自由，同時也有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在消費活動中也是如此。

　　這些責任包括：第一，對生態環境的社會責任；第二，對預防疾病，搞好公共衛生安全的責任；第三，對社會風氣的道德責任；消費者責任運動無疑會對社會經濟的良性、可持續地發展具有巨大的保護作用。

　　記者：「咖啡公平交易運動」聲名卓著，也為咖啡的生產者帶去了直接的利益，更難得的是它並沒有傷害銷售者的利益，抬高的成本，由消費者支付。這種「消費者責任」值得嘉許，問題是它需要消費者花更高的價錢去買同樣一杯咖啡，消費者憑什麼要這麼做？

　　仲大軍：多付點錢，買乾淨的咖啡，買的是靈魂的安寧。以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的產品往往是廉價的，因為這種破壞在短時間內不會反映在成本裡面。當人們日後發現這種破壞是多麼巨大的時候，廉價產品的醜惡形象才能夠確立，而這時已經為時過晚了。

　　不交環保費的產品自然很便宜，就像煤炭，一些小煤窯生產的煤炭很便宜，二三百元一噸，如果提高礦工工資，加強勞動安全設施，每噸煤恐怕要500多元一噸。有良知的消費者和負責任的企業，就會抵制廉價煤炭，不去買這些小煤窯的煤炭。

　　但在中國這可能嗎？中國有大量的消費者專門買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種價格倒逼機制，迫使企業降低生產成本，生產低質量的產品，甚至降低環保成本，以犧牲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生產廉價產品。這是一條消費鏈條，必須從某個環節上打破低成本的堡壘，譬如最近國家環保局勒令許多企業下馬了上千億元的投資項目，這實際上就是對惡性消費的一種制止。當然這樣做，需要全社會的認知和配合。

　　周中之：這個問題就像消費者為什麼要買正版碟片一樣。如果正版的價格與盜版的價格差距太大，大得使許多消費者難以承受，那麼消費者購買盜版的比例就會大大上升。在實際情況中，消費者的經濟承受力與他們接受正版可能性是相關的。政府、媒體、學者的引導、呼籲消費者去購買正版的產品，但企業在營銷中的策略也要改進，使更多的消費者接受正版碟片。由於種種客觀原因，從目前來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往往首先是考慮價格因素和自身的經濟利益。在中國，實現經濟與倫理統一的消費責任感的確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