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京師大學堂開學

    看到這個標題，有的讀者可能會問：北大中文系才100年？百年校慶過去都十多年了，難道中文系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讓我先說說這個問題。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1898年建立的，但具體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並沒有定見。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

    根據。一是當年2月15日光緒帝詔喻：「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准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從程序上看，這就是啟動了。第二件事是8月24日禮部知照大學堂派員領取「欽命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孫家鼐的關防。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說正式開辦了。還有第三，就是根據一些回憶，這一年的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宣佈開學。雖然有學者對「開學」的說法有些懷疑，但對「京師大學堂建立在1898年」普遍還是認可的。 

    那麼為何一開頭沒有中文系呢？因為大學堂創辦之初因陋就簡，類似「蒙養學堂」，課程僅設詩、書、易、禮等幾種，學生往往是上午讀經，下午學點地理、格致之類常識，還沒有分科。稍後辦了仕學館和師範館，科目分得較細了，因為是速成班，也沒有系科之分。1904年師範館和預科的課程分為「公共」、「分類」與「加習」三科，一年級上公共類，包括人倫道德、群經源流、算學、外語之類，還有就是「中國文學」。二年級以上有4類課程選學，分別偏重數理化、地礦農、法政或者文史，每一類課程中都有「中國文學」。但這時的「中國文學」只是課程，還不是系科，也無所謂中文系。

    一直到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舉行分科大學開學典禮，才意味著「中國文門」作為獨立教學建制的誕生。當時全校設7個分科大學，也就是7個本科教育的相對獨立機構，有點類似現今的學院，包括：經、法、文、格致、農、工、商。其中「文科」下設2個「學門」，就是「中國文門」與「外國文門」。這「學門」就相當於現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師大學堂「中國文門」，誕生於1910年3月31日，從那時到今年3月，足足100年了。現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籌備百年系慶，計畫在下半年好好慶祝一番。但不應當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3月31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與「系址」變遷

    說完生日，還要說說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誕生何處？不少人可能以為在沙灘紅樓。非也。應當是在北京地安門內馬神廟。1910年「中國文門」作為獨立的建製成立之時，整個分科大學都設在馬神廟，這也是大學堂開辦時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據說和嘉公主16歲下嫁，23歲就過世了，其府邸到光緒年間還空置著，後來就由皇上撥給京師大學堂暫做校舍之用。佔地並不大，但經過幾番修葺，設置還齊全。兩層過廳做職員辦事處，正殿改作講堂；講堂兩側有耳房，做教員休息室。往裡邊大殿原是公主的寢宮，這時卻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寢宮後兩排平房則作學生宿室。再往後的樓房相傳是公主梳妝樓，就作為藏書樓。其他一些地方還有博物室、自修室、飯廳、浴室，等等。那時學生數量不多，宿室2人一間，膏火飯食皆官費。晨起鳴鐵鐘，上課、就寢搖銅鈴，開飯則鼓鑼為號。學生宿室幾排平房之間是操場，學生課餘在那裡踢球或者蕩鞦韆。後來大學堂規模拓展，到老北大時期，陸續增設了二三個校區，包括沙灘附近的漢花園、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國會街等幾處，分別稱為一、三、四院，馬神廟則稱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馬神廟原四公主府誕生的。但當時「中國文門」座落院內何處？已很難考索。原北大二院舊址後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單位使用，幾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講堂等幾處留存，依稀可見往昔舊跡。

    再說紅樓。為何說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總會想到紅樓？不奇怪，紅樓和五四運動聯繫一起，太出名了，以至於「掩蓋」了原出生地。紅樓也在沙灘一帶，現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漢花園」。紅樓建成於1918年8月，在當時北京，就算是一棟標誌性大型新式建築了。那略帶西洋近代古典風格的造型，到現在仍然顯得相當有氣勢和特色。之所以稱為紅樓，是由於通體多用紅磚砌築。紅樓初建擬作宿舍，建成後用作文科教室和辦公室。於是五四以降許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講學、工作和活動，許多故事傳奇也發生於此。紅樓從建成到1952年(除了40年代北大南遷的西南聯大時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學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為「家」。1937年北京淪陷之後，紅樓被日本憲兵部隊佔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監獄。1945年日本投降後，又成為北大校舍。1952年院校調整，北大遷至海澱燕園，紅樓改由國家文物局使用。現紅樓改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對社會開放。現在到紅樓參觀，遙想當年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沈尹默、林紓、劉師培、黃侃這些大師級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與活動，而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聯繫密切，我們對北大中文系的歷史會頓生敬意。

 

    1952年院校調整，10月中文系隨學校遷到原燕京大學舊址燕園，就在現圖書館東側的文史樓設系辦公室。當時用於教學的有8座大樓，有5座是原來燕京大學的，都在北大西門一帶，而文史樓和生物樓、教室樓(一教)這3座是當時為北大西遷而新建的，現在進東門就可以看到。新舊建築整體風格類似，都是挑簷大屋頂，三層灰磚砌牆，但新的幾座更樸素一些。文史樓每層中間過道，南北兩側都是按教室設計的房間。最上層是文科閱覽室，下兩層東、西分別屬於歷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學研究所(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前身)也曾立身於此。院系調整後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華、燕京(後來又還有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的師資，人才濟濟，大師雲集，文史樓也就稱得上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一流文史學者的「杏壇」。他們在這裡上課、開會、討論，學生也在這裡開展各種文化活動。但50年代後期開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運動也接二連三在這裡上演。前不久我從這棟灰色大樓前經過，有眾多家長正簇擁著他們的孩子到這裡參加自主招生的面試，煞是熱鬧。我想到，這棟樓曾有那麼多的混亂、消沉、新生與輝煌，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

    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中文系搬出文史樓，「棲身」靜園二院，也就是現在五院的對過。文革結束前幾年又搬到靠南門的學生宿舍32樓，為的是讓師生「三同」。那是動盪的歲月，中文系機構曾被摧毀，造反派組織與「革委會」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來搬去，人們大概有一種「居無定所」的焦慮感吧。到1978年秋天，北大中文系進入靜園五院，以此作為系址，一直到如今，32年了。關於五院的一些傳奇軼聞，我在《書香五院》一書曾記其詳，這裡就不展開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學派之爭與學風流轉

    以上說過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後來系址的變遷，其實也帶出來學科體制、人事、學風等方面的變化流轉。既然是慶賀中文系的百年誕辰，不妨再說點舊事。

    北大中文系誕生之初，是有很多艱難曲折的，並非一開張就燦爛。某些學派之爭和人事糾葛也對這個學術新生體造成很大制約。現在看到的許多回憶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寫的，自然格外關注文科，有時說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個大學堂就是文人和怪傑的天下。其實不然。大學堂時期的文科包括「中國文」雖然列為主課，但整個大學對傳統學術並不像後人說的那樣重視。大學堂開辦才幾年，就已經很「西化」了。特別進入民國時期，「百事務新，大有完全舊棄之概」，主掌校政的幾乎全是留洋的「海歸」，學校開會都用英語，誰要是會德語，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實上這時「中學」的研究已經退為「裝飾品的地位」。學校本來就向「西學」傾斜，而文科特別是與國學有關的「中國文」又還被一些遺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為奇了。嚴復主理校政之後，還是主張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學回來者擔綱，可盡講西學；而文科則讓它純粹研究傳統學術，「盡從吾舊，而勿雜於新」。那些年輕的「海歸」派斷然瞧不起文科中的舊式文人，彼此有衝突，嚴復希望中學西學兩不相干，各自發展。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擔任文科學長。本來，京師大學堂期間，文科的教席就多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吳汝綸(曾任總教習)、姚永樸(姚永概的兄長)、馬其昶、張筱甫(曾任副總教習)，以及為桐城護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紓，等等，雖然仍多執滯於辭章之學，格局褊狹，卻也曾一支獨盛。清亡之後，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陸續從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趨下降。這除了北大內部的人事變動，更因為民初學界的風氣大變，桐城派原來籠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國文門」的主流位置終於被「章門學派」所取替。

    現在看來，學術「政治」好像與「地緣政治」也有些關係。所謂學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嚴復1912年離職之後，先後繼任校長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學背景，他們對文科中舊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滿意，希望北大引進一些留日的年輕學者，來排擠桐城派勢力，而章門弟子就成為首選。章太炎繼承清代乾嘉樸學正軌，由小學而治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佛學等，眼界闊大，作風紮實，在民初學界聲譽隆盛，影響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辦報傳播革命，又設壇講學，多講音韻訓詁，以及說文、爾雅、莊子等。聽講者多是浙江籍的學生，包括錢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朱希祖、馬裕藻、沈兼士、黃侃、劉師培、劉文典，等等，後來各自都卓有建樹。這些人多是同門同鄉，互相援手推舉，大都在1913-1917年間進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國文門的新興力量。終於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導位置。 

    不過，在與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門學派最顯示學術實力的是黃侃與劉師培，他們都不是浙江人。黃侃1914年入北大，在國文門講《文心雕龍》與《文選》。劉師培1917年入北大，在國文門講「中古文學史」。他們都以研究音韻、說文、訓詁作為治學根基，講究綜博考據，打通經史，文章則力推六朝，又被稱為「文選派」。他們學術上非常自信，自視甚高，力圖通過北大講台打一場「駢散之爭」，驅除桐城派的影響。這除了學術理路的差異，更因為黃、劉認為古文家「借文以載道之說，假義理為文章」，其實是淺陋寡學。除黃、劉氏外，在國文系主講文學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員也加入對桐城派的批評。桐城派文人終於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學術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後，陳獨秀、胡適等一批新進學人進入北大，提倡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鼓吹新文化，影響自然超越國文門與整個北大文科。他們將桐城、文選兩派都視為守舊加以攻擊，「駢散之爭」就被更熱烈的「文白之爭」所掩蓋和終結，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在矛盾糾結中日趨交融變通，北大責無旁貸成為全國文科研究和思想啟蒙的中心了。

 

    六次變革值得總結

    以上回顧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經很遙遠了。其實，傳統的根須伸展到現在，我們一直都在吮吸它的營養，有些「基因」始終決定著後來的命運。北大中文系建立數十年來，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碼有這麼6次牽涉人事、學風與課程的大的變革。第一次是1919年廢門改系(改為國文系)，實行選科制。第二次是1925年課程調整，出台「分科專修制」，為一年級設定共同必修課，二年級以上「分類選修」，教員也按各自所長歸屬某一類研究。第三次是抗戰西南聯大時期，清華與北大兩校中文系聯合，強化基礎性訓練，很好地發揮了兩校的優勢。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北大、清華、燕京大學三校中文系(包括新聞)合一，隨後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又並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達到鼎盛階段。第四次是「文革」時期，開門辦學，大批判開路，結果大傷元氣。第五次是上世紀80年代學科復興，進入比較正常的建設階段，中文系語言、文學、文獻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趨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來，面對新形勢的調整，中文繫在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進行艱難的探索。在百年系慶到來時，這些變革都應當好好總結，也值得做專門的研究，因為北大中文系畢竟是全國人文學科的一個高地，也是一個縮影。

    為了迎接百年系慶，我和幾位同仁也正在寫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圖史》。說來慚愧，北大至今沒有一本完整的像樣的校史，院系的歷史更罕有出現。爭論太多，由官方來修史就必然要講平衡，講政策，結果容易把歷史的稜角都打磨了。所以還是主張個人修史，先寫出來，有總比沒有好。這次我們採取比較折衷的辦法，就是專題加年表的寫法，圖文並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與人物。類似前面說到的某些歷史細部，也會有所表現。效果如何，還得出版後聽大家的評價。做這種學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難。對複雜的史事如何選擇、過濾、呈現，的確需要眼光和見識。我們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牽繞，難免廬山不識。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為超越的立場來關注這種學科史與學術史的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