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1500年之後，世界上果真存在過韋伯所說的「宗教的理性化」運動，那麼，與韋伯的結論恰恰相反，我們只好說：「宗教理性化」改革運動，不是率先發生在歐洲，而是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的家族和宗族制度實質上是經濟制度，家規、鄉約的基本內容也主要是經濟性的。家和族首先是勞動分工協作的共同體。——懷著莊嚴的、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和心態經營家計、特別是經濟生活，這種所謂「實事求是」的宗教，可以說恰是明代以降中國文明的實質，它特別表現在發生於江南富庶城市地區（揚州、泰州和蘇州）的「心學」思想之中。

事實上，與貧困、落後的歐洲比起來，當時的中國——明朝，確實就是一派世俗生活的光明景象，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這樣寫道：

1404年，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於文藝復興前夜的歐洲，對於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亨利五世（1387-1422）的圖書室裡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八本還都是宗教著作。

1421年2月2日是中國的春節。這一天，來自亞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洋周邊地區的使節和統治者們，麇集於「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這些被中國驚世駭俗的航海技術製造的超級巨輪載來的使節們，有幸成為訪問世界上最偉大的宮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過28個國家的首腦和使節獲得了此項殊榮，但卻不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諸國的國王。而他們之所以沒有被邀請，只是由於他們作為既缺乏科學知識、又沒有可貿易貨物的落後國家的元首，在中國皇帝朱棣的眼裡尚不入流。[ １ 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文中所提的「巨輪」並非誇張之詞，因為鄭和寶船最重的一條有7800噸，這已經接近萬噸輪的水平，它比19世紀之前英國最大的軍艦還大兩倍。明英宗時代有這樣一個著名的國際笑話，說是明朝廷宴請各國元首和使節，結果宴會所用580件官窯瓷器全部被使節們順手牽羊盜走了。實際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傢俱和瓷器，依然還是豪華的世俗日常生活的完美象徵。

與韋伯所描述的不同：「世界的發現」也與新教倫理的精神作用沒有關係，因為正如丹尼爾·布爾斯廷·Jr指出的：要想「發現世界」，歐洲那些關於天堂和地獄的宗教知識只會起反作用，對於「發現世界」而言，「精神」的力量毫無意義，這裡的關鍵在於天文學和地圖學的世俗知識，具體地說就在於繪製地圖特別是海圖之技術以及曆法技術的先進，而在15世紀唯一擁有這種先進技術的是中國人。[ １ 丹尼爾·布爾斯廷·Jr：《發現者》，呂佩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164頁。] 當歐洲開始航海的時候（1470年），這離明朝結束國家主導的大航海，已經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的航海在人類歷史上本來就沒有任何開創意義。

布羅代爾提出了假如「鄭和船隊於1419年繞過了好望角」的假設，但是，他卻並非是唯一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英國皇家海軍出身的「業餘歷史學家」 [ ２ 「業餘歷史學家」系加文·孟席斯的自稱。]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根據自己多年的航海經驗，通過閱讀大量航海歷史的資料，又結合星象學、地圖學、古代文物和人類學進行研究，將已被明代道學家焚燬了的鄭和當年航海的路線圖再次描繪了出來。據此他確定：中國人確實繞過了好望角，到過非洲西海岸、南美洲和澳洲，並且進入加勒比海和科蒂茲海；1421——明成祖永樂十九年，中國發現美洲大陸，早於哥倫布70年；中國人發現澳洲，先於庫克船長350年；中國人到達麥哲倫海峽的時間，比麥哲倫出生的時間還早一個甲子；中國人解決計算經度的問題遠遠領先於歐洲三個世紀；他的研究使得鄭和成為完成世界環球航行第一人。

孟席斯說，他的新理論的形成也源自於一次「意外發現」。即他偶然發現了1428年葡萄牙人的一張海圖。該海圖相當準確地標明了非洲、南美洲、澳洲以及其他一些島嶼的位置。尤其是，圖上還標明了好望角的位置（而眾所周知，葡萄牙人是到1498年才發現好望角的）。孟席斯的研究最終表明：這張海圖只能是根據中國人的地圖和地理知識來繪製的，[ １ 參見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引言部分。] 「如果它不是由歐洲人的上帝繪製的話」。據他考證，這張航海圖是從義大利旅行家尼古拉·達·康提那裡取得的，根據這張海圖，西方航海家在出發前就對目的地的航行路線有了事先規劃。孟席斯因此提出疑問：在不斷宣傳歐洲人獨立發現了新大陸的500年間，為什麼沒有人解釋過歐洲航海探險家當時已經有了完整的海圖？而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需要大批大型的船隻才能完成測繪工作，在當時又是誰能繪測出這種海圖？他得出的答案是很自然的，——當時擁有世界最大船隊的只有中國人，是航海家鄭和及其船隊完成了遠程航海，是他們而不是「上帝」繪製出這些海圖。孟席斯研究顯示，鄭和的海圖大約在1428年前後由尼古拉·達·康提帶到葡萄牙。此後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麥哲倫和英國航海家庫克都曾使用這些地圖的複製品，孟席斯奔波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找到了這些海圖的各種抄本。他還證明：事實上，包括哥倫布在內的航海家都曾在日誌或書信中承認，他們擁有航海圖，因此，在出發前都已知道自己的航線。

像「資本主義」一樣，「科學」也被韋伯和桑巴特解釋為西方「理性精神」的產物。但是，我們也確實早就應該像布羅代爾那樣問一問：究竟什麼才是「理性」呢？布羅代爾說，當他們（韋伯和桑巴特）聲稱「這種理性在其運動中孕育著現代國家、現代城市、科學、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如此等等，他們究竟想說什麼呢？一句話，他們想說理性與科學和資本主義是一回事，都是上帝和物自體的產物。正如孟席斯所諷刺地指出的：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圖書室裡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的歐洲，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興起，只能是大規模借鑒和引進中國、阿拉伯世界的科學知識的結果，而絕不可能是如韋伯所說的「新教世界觀」的產物。認為單靠全歐洲修道院裡不到100本的羊皮書就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這足以淪為天方夜譚，這種天方夜譚恐怕連「上帝」自己也不會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