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傳奇的記者，在美國的大牢中閉門造車，卻成為李鴻章的知音；這是一部瘋狂的作品，令美國新聞界蒙羞，卻造就了文學史的奇觀；在普遍撒謊的年代，一個比真相還要真實的謊言，令自身也成為一頁凝重的歷史……

1913年，一本洋洋17萬字的新書在英國和美國同時出版，轟動歐美。這便是號稱從多達160萬字的李鴻章手稿和日記中節選編譯而成的《李鴻章回憶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該書的主編曼尼克思（William Francis Mannix）在前言中介紹說，李鴻章並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日記，當他去世後，他的一個侄子多方努力，從漢口、廣東、上海、南京、蘇州、北京、天津等地，將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並存放到李鴻章在廣東的舊居中。1911年，經過大清帝國政府的許可和李鴻章後人的同意，由李鴻章的秘書羅伯斯（R. Emmet Roberts）上尉擔任翻譯，在北京的王某（Drs Wang）和廣東的「老秀才」（Hsiu-Tsai the Elder）協助下，曼尼克思對這些文獻進行了整理翻譯，編纂出版了這套《李鴻章回憶錄》。

此書的一些章節，此前已經在紐約的《太陽報》和倫敦的《觀察家報》刊登過。美國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對曼尼克思並不熟悉。為了審慎起見，他們將書稿交由科士達（John W. Foster）審閱，並請他為美國讀者寫篇書評。科士達在1892-1893年間，曾任哈里遜總統的國務卿，1897年中日談判期間，他曾經受中國政府邀請擔任李鴻章的顧問，與李鴻章有很密切的接觸，並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科士達興致勃勃地讀完這本《李鴻章回憶錄》，包括那些他所瞭解和熟悉的中日甲午戰爭及其談判的章節，認為這本書是真實可信的。他熱情洋溢地寫道：「在過去的百年內，這個世界湧現出了很多學者、將領、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但沒有一個人能像李鴻章那樣將這許多身份集於一身。因為他在這些領域的傑出表現，這本從他的日記中摘引編纂的回憶錄，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的性格和他的生涯。」

在專家們的首肯下，本書順利出版。美國各大報紛紛報道，《芝加哥每日論壇》、《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用大版面進行選載。這本定價3美元的書迅速熱銷，據《紐約時報》1914年5月24日報道，該書已開始了第七次印刷。全美上下繼1896年李鴻章訪美之後，又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和李鴻章熱。該書主編曼尼克思迅速成為美國當紅的中國問題專家。

監獄中的「李鴻章」

曼尼克思的中國情緣其實很短。

1900年，作為美國第九步兵團的一名普通士兵，他隨部隊參加了八國聯軍的行動，在中國呆了短短的幾個月。 1901年4月，曼尼克思回國後退伍，之後再也沒有去過中國。

半年後，李鴻章走完了充滿爭議的一生。不久，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美國人畢德格（William N. Pethick）也因病去世。畢德格跟隨李鴻章20多年，保存了李鴻章大量的官方和私人文件，裝了整整一大箱。但這只珍貴的文件箱卻在畢德格死後突然失蹤。

若干年後，當曼尼克思的《李鴻章回憶錄》引起巨大的轟動和爭議時，不少人都懷疑正是他偷走了畢德格的那箱文件。但曼尼克思於1901年4月退伍後，5月份就有人在舊金山見過他。而當畢德格去世文件神秘失蹤時，曼尼克思早已在萬里之外的美國，根本不具備偷竊文件的「作案條件」。

曼尼克思的短暫中國行，似乎並沒有立即引起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興趣。退伍後，他到處流浪。1911年11月，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廣告者報》(Advertiser)出任記者。此時，距離李鴻章逝世，正好十週年。

曼尼克思搬到了檀香山，租了一座小別墅，還參加了「中央聯合教會」，生活似乎穩定了下來。但不久曼尼克思和報社老闆瑟斯頓（Lorrin Thurston）搞僵，只好辭職，並開始酗酒。他冒用瑟斯頓名義給自己開了張數額僅幾美元支票，雖然瑟斯頓並不想追究，但銀行卻毫不客氣地報了警。

蹉跎了半輩子的曼尼克思鋃鐺入獄，被判了一年監禁，人生到了最低谷。然而，他卻並不氣餒，甚至興致勃勃地計畫利用好這段時間，用自己的寫作天賦賺點錢。他請朋友們從夏威夷圖書館和中央聯合教會借了大量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書籍，飛快地讀完後，他宣佈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寫文章賺大錢了。監獄長對曼尼克思很關照，專門給曼尼克思配了一張書桌。夏威夷總督福瑞爾（Frear）與他有點老交情，十分欣賞他的才華，也送來了一台舊打字機。

曼尼克思便在安寧的牢房中，將自己想像成偉大的東方政治家李鴻章，開始了「回憶錄」的創作。每寫完一部分，他就將稿件寄給一些報刊。

轟動和虛構

曼尼克思的出色才華，令他創作的「李鴻章日記」引起了媒體的強烈關注。紐約《太陽報》請專家對這些「日記」進行了鑒定，確認為真品，便迅速為曼尼克思開設了專欄，名為《李鴻章日記：根據中國廣東的原始資料編譯》。隨後，倫敦的《觀察家報》主動來信，希望能在他們報紙上開專欄，並保證將提供比《太陽報》專欄大一倍的版面以及高達1000美元的稿費。

曼尼克思欣然接受。於是，「李鴻章」同時在大西洋兩岸暢談他的人生、事業，評論當世的偉大人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一時間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閱。

曼尼克思獲得了巨大的名聲，夏威夷總督福瑞爾乾脆下令給他減刑，他實際只在監獄中呆了8個月。出獄後，經濟上大為寬裕的曼尼克思，在著名的馬諾阿山谷（Manoa Valley）安了家，專心寫作。

但曼尼克思並不滿足現狀，又「組建」了一個「太平洋聯合通訊社「（The Pacific Associated Press），親自出任主席。此外，這家「通訊社」的總經理利昂納德（Wm. G.. Leonard）、秘書瑞桑樂（Carl von Ressengler）和司庫等人，雖然都堂皇地在公司信箋中印了大名，但實際上都是曼尼克思虛構出來的人員。這家「通訊社」給美國的各家報刊總編輯寫信，推銷他們的新聞服務。這些信的落款則為奉天、新加坡或雪梨，以顯示通訊社在亞太地區的龐大網絡。但在新聞圈內，「太平洋聯合通訊社」並不如預想中受歡迎，曼尼克思便只好關閉了他那些子虛烏有的北京、東京和海參崴「分社」。

就在曼尼克思在和自己的想像糾纏不清時，《李鴻章回憶錄》開始遭到嚴峻的挑戰。

質疑

問題出在書中李鴻章訪問歐美的部分。

該書在英國出版後，一些英國漢學家就發現了李鴻章訪問歐美的一些細節有問題，但真正的致命挑戰發生在美國。挑戰者是大名鼎鼎的波士頓人杜維德（E.B. Drew）。他在大清海關任職多年，精通中文，與李鴻章關係很深。李鴻章1896年訪美期間，他全程陪同。

引起杜維德懷疑的，是曼尼克思的《李鴻章回憶錄》中所載李鴻章在美國最後一天的日記。書中，李鴻章在返回中國的前一晚，在舊金山寫道：

「今天，我的朋友們帶我參觀金門灣，這是我第一次從世界的這一邊看到遼闊的太平洋。真難以相信它如此遼闊萬里。當我登上舊金山海灣入口處的高高懸崖，舉目眺望，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美麗的祖國。那些有關我的非議和責難，我一概不予理睬——我只有一顆中國心。在這裡，我彷彿看到了皇上，我屈膝向他下跪；我也彷彿看到了天津、廣東和漢口，這些我曾經熱愛並將永遠熱愛的地方。我回到住處後，良久無言，這幾個月來我走遍了世界，現在唯一期盼的，就是能親吻到祖國的土地！」

這段聲情並茂的文字至今讀來還令人感動。但問題是，李鴻章在美時，為了表示對美國排華政策的不滿，拒絕訪問排華嚴重的美國西部，為此，李鴻章輾轉取道加拿大溫哥華登上回國的郵輪。作為「全陪」的杜維德，與李鴻章一起在溫哥華的酒店中度過了美洲大陸的最後一天，李鴻章怎麼可能跑到遙遠的舊金山金門灣去眺望祖國、大發感慨呢？

杜維德由此生疑，並對這本書做了細緻地勘對，又發現了很多問題。他斷言，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是偽造的。杜維德將自己的意見告訴了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並交給了美國《國家》雜誌。

一石激起千層浪，更多的質疑紛湧而來。倍受壓力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決心徹查。但他們堅信，即使該書有重大錯誤，但絕不可能是完全偽造的。他們希望與曼尼克思親自溝通，以便澄清種種傳言，給讀者一個交代。

這時，曼尼克思卻「不見」了。

「代理人」

據他的「代理人」萊昂納德（William G. Leonard）說，曼尼克思正在中國訪問，與李鴻章的繼承人們商談要事。當然，這位「代理人」萊昂納德依然是曼尼克思虛構團隊中的新成員。曼尼克思此時定居加州，忙於為很多報紙寫專欄，沒時間、更沒辦法應對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質疑，只好杜撰一個「代理人」出來擋駕。

出版社無奈，只好把杜維德提供的質疑資料寄給萊昂納德，並敦促這位「代理人」及時將信件轉給曼尼克思，以便回應杜維德的質疑。

當然，「代理人」是不會因為這點小事就去驚動百忙之中的曼尼克思的。在給出版社的回信中，這位忠誠的「代理人」對杜維德進行了嘲諷，認為杜維德雖然在中國服務了20多年，但他顯然並不熟悉李鴻章的很多活動。這位代理人說他已經請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謠傳：一是從李鴻章家族手中獲得一份相關的聲明；二是提供中國政府批准查閱和翻譯李鴻章日記的批文；三是從中國的「文化部長」那裡取得對全書的認可。他在信中還自豪地宣佈，《李鴻章回憶錄》被回譯為中文後，得到了中國高級官員們的一致讚賞，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還準備給曼尼克思授以勳章。「代理人」萊昂納德譏諷道：「袁世凱總比杜維德更瞭解李鴻章吧！」

信中稱，有很多出版商在爭奪李鴻章殘存的手稿，但都沒有成功。正是這些傢伙，懷著嫉妒的心理，大肆攻擊《李鴻章回憶錄》。最後，萊昂納德請出版社轉告杜維德，他願意拿出5000美金、同時希望杜維德拿出2500美金，雙方各自證實自己的觀點，勝者通吃。

出版社對打賭毫無興趣，他們希望看到曼尼克思本人對書中基本事實的錯誤做出解釋。

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曼尼克思以「代理人」萊昂納德的名義，給出版社發出了第二封信，他將全部責任推給又一個臆造出來的人物——檀香山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威勒（R.W.Wheeler）博士，說書中有關李鴻章訪問歐美的部分，因報刊連載時曼尼克思不在國內，委託「威勒博士」修改，不知道他為什麼將溫哥華換成了舊金山。

「代理人」還通報了一個好消息，曼尼克思正在抓緊《李鴻章回憶錄》第二卷的寫作，已完成了6.5萬字。雖然美國和英國各有兩家出版社爭先搶購版權，但曼尼克思還是願意先給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出版。

李家人的表態

《李鴻章回憶錄》的真實性在西方沸沸揚揚時，遙遠的中國正處於民國初肇的混亂中。

對於這本《李鴻章回憶錄》，李家一直保持著沉默。至少，在民國各色政治人物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將李鴻章妖魔化為「賣國賊」的時候，這本有著贗品嫌疑的書，卻很好地描繪了李鴻章內心的孤獨和苦悶。

李家自始至終都沒有對該書做任何公開評論，只有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在一封寫給自己的英文教師、原美國駐中國使館的中文秘書、北洋大學總教習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博士的私人函件中提及。他透露，父親的秘書班子中，從來沒有一位「羅伯斯上尉」，而且父親從來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堅信，這整本書都是偽造的。他說，坊間有關他父親的各種傳記中，沒有一位作者曾經見過李鴻章本人。

從現有的史料，我們難以斷定李經邁為什麼會向丁家立提及此事，估計是丁家立向自己的學生主動查證這本轟動的《李鴻章回憶錄》。

我們有理由相信，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一定能從某種渠道，瞭解到李經邁透露給丁家立的重要信息。但在曼尼克思花招百出的應對中，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調查還是陷入了一片迷霧。

研究中國問題的「哥哥」

曼尼克思在檀香山一位獄友，曾在舊金山與曼尼克思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話。當年，就是這位一起坐牢的哥們，鼓勵曼尼克思在獄中花點時間研究中國和日本，並向他推薦了不少書籍，其中就有包括有關李鴻章的書籍。面對這位自以為瞭解內幕的「難友」，曼尼克思的新解釋，令籠罩在這本暢銷書上的迷霧更為濃厚。

曼尼克思承認，自己的確從監獄的閱讀中受益不淺，但寫作《李鴻章回憶錄》一書，主要參考了他哥哥約瑟夫（Joseph T. Mannix）的著作。他說，在義和團動亂期間，約瑟夫是《評論回顧》的編輯，寫了一系列有關李鴻章的文章，還因此獲得麥金利總統的賞識，準備任命他出任美國駐上海的總領事。最後約瑟夫沒能當成外交官，而是被美國國務院派到中國進行一些調查工作。約瑟夫在廣東呆了六星期，多次見到李鴻章，在《評論回顧》發表了15篇有關李鴻章的報道。在約瑟夫寫給他的私信中，介紹了許多李鴻章家庭的情況。這些為他編寫《李鴻章回憶錄》提供了有力地幫助。

曼尼克思還向這位「難友」說，他在中國服役期間，曾經和畢德格深談過幾次，但畢德格從未提供任何文件給他，只是安排他親自採訪了李鴻章一小時。

這位「難友」將這次會談的情況，整理出來交給了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但這次，曼尼克思又將所有的人狠狠地忽悠了一把，他壓根就沒有一位因研究中國問題受到總統重視的哥哥。出版社把那幾年的《評論回顧》查了個遍，既沒找到一位叫「約瑟夫•曼尼克思」的編輯，也沒那一系列研究李鴻章的文章。而且，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事件中，忙於應對列強的李鴻章，怎麼可能抽空接見一位普通的美國士兵、並且暢談一小時呢？

從史實到小說

無奈之下，出版社只好用了最笨的一招：將《李鴻章回憶錄》與曼尼克思坐牢時借閱的所借書籍進行比對。他們專門聘請了夏威夷圖書館的伊麗莎百及中央聯合教會的露絲，根據曼尼克思當年從這兩家機構所借閱的書籍清單，一一進行比對。

兩位圖書管理員驚訝地發現，曼尼克思的大作，絕大多數材料都來自那些書籍，但都做了十分巧妙的編輯處理，用李鴻章的口氣進行了精心的改寫。

真相終於水落石出，《李鴻章回憶錄》的確是一本偽造的歷史書。而換個角度看的話，曼尼克思本人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和最有天才的歷史小說作家。《李鴻章回憶錄》是一本堪稱偉大的歷史小說，它的整個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頁傳奇。至今還有一些懶惰的歷史研究者將它當作史實進行引用，給歷史研究帶來黑色的玩笑。

費勁心機發掘出真相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並沒有吃虧。這本書在被當作真實史料時，為他們賺進了大量的美元；待到這本書被確定為小說後，他們只是增加了幾十頁有關該書真實性調查的文字，照樣熱賣，而且因為增加了曼尼克思偽造《李鴻章回憶錄》的傳奇過程，這本「小說」更為暢銷了。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即使這是一部小說，它也比任何其它嚴肅的傳記，都更為貼切和傳神地寫出了李鴻章：一個高尚的、孤獨的、無奈的先行者！

關於中國的想像

如同中國人很久不願意「睜眼看世界」一樣，西方人雖然一直瞪大了雙眼關注著這條東方巨龍，但卻將種種虛構的鏡像當作了真實，成了「睜眼瞎」。在那些被廣泛誤讀為真實史料的「中國學」經典中，《李鴻章回憶錄》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早在曼尼克思偽造《李鴻章回憶錄》之前，倫敦《泰晤士報》的著名記者濮蘭德（J O Bland）就與有「北京隱士」之稱的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合作，寫了兩本暢銷至今的「史書」：《慈禧外傳》（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太后治下的中國》，1910年）及《清室外記》（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1914年）。這兩本今書已被西方學者確證為虛構「小說」。

在這兩本書中，慈禧不僅是個女獨裁者，還是個墮落的性變態，後來人們所耳熟能詳的那些慈禧的醜聞，幾乎都是發端於此。巴克斯甚至到處寫文章描繪他與慈禧太后的性關係。但就是這樣一個英國混混，卻儼然成了西方的漢學家，並且得到了爵位。直到1973年，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經詳細分析，才揭露出巴克斯伯爵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

有意思的是，儘管有不少在中國生活過的外交官、軍人、傳教士、商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夫人、美國駐華公使夫人莎拉康格、英國使館一等秘書夫人蘇珊唐莉和美國畫家凱瑟琳•卡爾等，出版了有關中國及慈禧的著作或文章，而且這些著作十分嚴肅、可考，但西方讀者似乎更樂意於傳播濮蘭德和巴克斯關於慈禧性變態、謀殺、投毒和陰謀的描述，這些偽造的「史書」將中國的話題演變為西方的一種大眾娛樂。

西方這些有關中國的「夢幻」式「史書」，最早的當屬《馬可•波羅遊記》。在它問世以來的700多年間，圍繞它的爭議就沒停止過。學者們甚至質疑，馬可•波羅根本就沒有到過中國，整本書都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而編排的故事，用以激發西方人對傳教和通商的熱情。1995年，英國學者吳芳思（Frances Wood）博士寫成《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匯總了歷史上對《馬可•波羅遊記》的所有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