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鄭和這位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現代人驚歎的偉大壯舉。他的船隊有2.78萬人，分乘63艘巨型寶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蕩蕩七下西洋，足跡遍及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東非沿岸。有人甚至說他還到了美洲。

歷史記載，鄭和的最大寶船長44丈、寬18丈，分別接近現代輕型航母和重型航母的尺度，考慮木船的吃水深度有限，其總排水量也在輕型航母的數量級上。這比夢想到東方尋找黃金的哥倫布那可憐的三條小船大了兩個數量級，船隊的總噸位則超過三個數量級，有幾千倍。美國學者詹·阿德金繪製的兩船相遇的想像圖，懸殊之大，躍然紙上。這個尺度現在受到學術界的懷疑，即便按保守的估計，寶船仍比哥倫布的聖瑪麗亞號大了一個數量級，船隊規模之差仍超過兩個多數量級。

100年前，鄭和那塵封的壯舉就被梁啟超拿來討論。然而，中國歷史學家總是樂於評價歷史事件的是非功過，而忽視對事件本身的客觀記錄和理解。評價一件事情的意義取決於討論者的尺度，而這些尺度常常是評價者主觀選擇的。在今天世界主流話語的陰影下，國人急於強化自己民族的歷史地位，會有意無意拔高歷史事件的正面意義，這就會沖淡對歷史的深刻反思。

面對600年前偉大的鄭和，今天國人最主要的感受除了驕傲，就是惋惜，甚至冤枉——我們的命運不該如此啊!

鄭和與哥倫布的航海，在各自的文明體系裡都是非常偶然的事件。然而，六個世紀以來，一個巨人倒下去了，受盡蹉跎與欺侮；而一個小癟三卻發跡起來，成了世界的主人。現代文明史並不是什麼普遍的人類文明史，而是西方人發跡的歷史，是東方人包括中國人失落而不得不跟著走的歷史。世界歷史的這一變故，卻基於各自文化上的必然。

鄭和之前，中國雖然早有絲綢之路與西方溝通，包括穿越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紅海的海上絲綢之路，但是從事東西方貿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國人。中華帝國固然有海納百川、多元共處的文化包容，但農耕民族卻缺乏主動向外探索、貿易、殖民的意願。因此，鄭和的壯舉在中國歷史上顯得很突出，也可以說是一種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件，無論它孤立看起來多麼輝煌壯麗、波瀾起伏，但在中國農耕文明的長河裡，卻只是一個小小的擾動。

首先，蒙古人入主中原，把傳統農耕社會徹底打亂。這些歷史上少有的拒絕漢化的蠻族，一度曾要把漢人殺光，把田園變成牧場。他們嫌自己人少統治不過來，便把西域的色目人引進來，促成了歐亞大陸東西之間最徹底的文明整合，卻把中原和南方的漢人壓在底層，給了他們一百多年的屈辱。蒙古人大勢過後，收拾殘局的朱元璋竟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位漢人出身的皇帝。但眾所周知，他也絕非老實本分的農民。不過，作為一個有見識的皇帝，他總結傳統江山社稷的經驗教訓，對內抑制消費主義的蔓延，尤其是官員的貪慾與腐敗，對外實施禁海，防止外洋之民與內地遊民、商人沆瀣一氣，擾亂中央集權制的秩序。

其次，燕王朱棣把父親朱元璋的繼承人朱允墳趕下台，自己當上永樂皇帝，他已不需要父親開國初期「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韜光養晦之略，他要把自己強大的實力推至遠方，以強化邊遠地區穩定，便收回父親「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讓鄭和組織了空前的航海運動。他的基本意圖並沒有超出中國傳統的觀念，倒不一定真要追求一種君臨天下的虛榮，去統治那些化外之民；只是因為傳統社會的動亂及王朝的政權更替，經常與蠻族的入侵相關，他要讓番邦來進貢，對自己表示臣服，不要在邊境滋事，更休想問鼎中原。他的主動冒進，和父親的被動謹慎，方式相反，目的卻一樣，維持大一統的農耕帝國的穩定。

第三，鄭和本人是雲南回民出身，祖父、父親還去麥加朝聖過。這些回民大多是元朝蒙古人統治時期從西域來的穆斯林的後代，他們身上還有比較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傳統。鄭和自小瞭解西洋事務，明朝軍隊進攻雲南時不幸被俘，做了宮廷裡的宦官。但後來他在朱棣發動的政變中有功，他身上的才華體現的是元朝東西方大融合時期留下的遺產，也才受到重用。

最後，鄭和的輝煌在中國歷史上，命裡注定只能曇花一現。這種旨在讓外番臣服的政治行為開支巨大，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回報，帶回的長頸鹿(被視為麒麟)之類的珍禽異獸，只能博皇帝一樂，這等奢侈，再富有的朝廷也承受不起。因此，朱棣一死，常態漸漸恢復，航海事業難以為繼，鄭和本人也在勉強啟程的第七次航行中死去。隨後巨大的船隊以及造船產業，連同相關的資料都被銷毀。如果後來的歷史沒有另一種文明介入，如果沒有海外一鱗半爪的記載做佐證，它恐怕就會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裡。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也十分偶然，而且直接看來，也沒什麼意義。一是，哥倫布航海本是瞎碰的。這位義大利航海家來到航海業發達的葡萄牙，在那裡，他的水平有點業餘。他一心想到東方尋找傳說中的寶藏，因有非洲大陸的阻擋，便異想天開，要從西面航行去東方。當時歐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圓的，但專業的航海家知道，西行的路程太遙遠，根本到不了彼岸。哥倫布卻犯了兩個本來要命的錯誤，一是他掌握的地球半徑遠小於實際半徑，二是他相信了《馬可·波羅遊記》裡誇大了的日本與中國的距離。於是，他堅信自己可以先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國。他拿著自己的計畫去找國王，當然沒有人理睬他。他不甘心，又跑到鄰國西班牙，經過一番周折，竟說動了航海經驗遠遠不及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獲得了資助，便有了這場錯誤而偉大的「地理大發現」。直到他在貧困潦倒中死去，也不知道自己發現的是一個全新的大陸。他仍然堅持著他的第三個錯誤，以為自己到了印度，只是遺憾沒能找到那裡的寶藏!後來麥哲倫的環球航行才改正了這些錯誤。

二是，從當時的背景上看，即便哥倫布真到了富饒的印度或中國，西方似乎也沒有太多好處可撈，因為當時他們窮得可憐，財富畢竟是人家的，弄回來是要付出代價的。貿易對航海家和商人有利可圖，但當時整個歐洲生產力低下，鮮有拿得出手的東西，而東方香料、絲綢、茶葉、瓷器等高檔消費品應有盡有，長期而巨大的貿易逆差豈不壓垮歐洲經濟?儘管西方已經有了一些火器上的優勢，但他們要動用自古以來的殖民者和海盜搶奪這一招，也不一定能佔太多便宜，畢竟東方的經濟效率與規模是他們的十倍、百倍、千倍之多。鄭和船隊是毀了，萬不得已時，戚繼光們還會挺身而出的。

三是，改變哥倫布的子孫們命運的，也純屬一種偶然性——新大陸上有富有、好客而懦弱的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一樣很容易征服和奴役。那裡不僅有發達的農業，還有唾手可得的黃金和白銀，全球最大的銀礦就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白銀卻是中國的通用貨幣。於是，以白銀為中介的全球經濟大循環開始形成了，中國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銀洋」，後來乾脆叫「大洋」，而中國的財富則流向了西方這個無底洞。這一進程延續了三百多年，直到後來中國銀子太多了，通貨膨脹很多倍，西方人再拿更多的銀子都很吃力了，卻仍然拿不出別的東西提供中國市場。後來，終於找到了鴉片這一消費品，才吸引白銀倒流進西方。這種事巧得像上帝精心安排的——好比今天地球某個黑三角的一股匪徒，悄悄地掌握了全套印製美元的技術和設備。

可是，一股匪徒掌握了文明世界的印鈔機，可以獲得取之不絕的財富，他們一定能夠取代文明世界麼?這要看這股「匪徒」有沒有一種一以貫之的內在結構支撐，把源源不斷的外部資源轉化為內在創造力，而不是在花天酒地中揮霍掉。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征服新大陸之後，將一船船黃金、白銀運回伊比利亞半島。但幾十年之後，他們卻發現自己「窮得只剩下錢」了，用錢可以買到所有消費品，自己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努力，他們便在盡情的放縱中無奈地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後的北歐新教徒，他們內心更具一種信念，而不是直接的物質慾望，要以世俗的成功來驗證自己已被上帝拯救的命運。他們積極奮鬥，通過競爭獲得外部優勢，滋潤著自己的內在創造力，客觀上形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在這個過程中，王室資助雖然很關鍵，但推動整個航海運動的並不是王室，而是在近代歐洲城市工商業運動的前夜，已經普遍萌生在民間的利益衝動和探險熱情，它本身能夠直接獲得利益，從而構成獨立的社會動力，形成一浪高於一浪的社會潮流。而鄭和航海卻完全由宮廷財政支撐消耗，它只有服從於朝廷的意志與目的，朝廷一旦收回它的支持，便會煙消雲散。

這才是一連串偶然性裡貫穿著的內在必然性。

退回來看錯誤百出、貪婪俗氣的哥倫布，在他啟航時，大腦裡也先驗地擁有一種觀念——地球是圓的。這種源於古希臘工商文明的理性哲學與數理科學傳統，卻是此前87年知識淵博、氣勢恢弘的鄭和所不具備的。即便哥倫布的具體結論並不準確，甚至錯了，但它可以在進一步的經驗積累與實證邏輯的互動中獲得修正；而鄭和卻只有中國傳統「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他以為中華帝國是天下的中心，他不知道大地竟是球形的，繞地球一圈會回到原地，而這一點在哥倫布那裡是常識。鄭和的思維是農耕文明的直覺經驗，這種經驗再豐富、再準確，也只是不能數理化、理論化、普適化的資料彙集，一旦失傳，便前功盡棄。

近年來，一位西方業餘航海研究者主張，是鄭和首先發現了新大陸。據說，他發現了哥倫布之前就有的新大陸地圖，而這有可能是鄭和所繪。此論一出，引起中國學者與傳媒一片嘩然。我們姑且不談事實是否經得起驗證，假定真是這麼回事，果真是鄭和最先發現了美洲。可是他也不過是到了某一個比南洋、比印度、比非洲更遠的地方而已，而不是如哥倫布發現的那樣，是地球的另一面上的某個地方。而恰恰是後者，才構成了現代全球一體化的真正開端。

西方的火器本來源自中國的火藥發明，但經過亞里斯多德、阿基米德以來的理論力學分析，大大改進了。西方的航海得益於中國指南針的發明，但只有在理論天文學、幾何學的輔助下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造紙與印刷術更與歐洲學術文化的發展和普及相聯繫。所謂「四大發明」在中國只是一些偶然的技術成就，並無實質意義，所謂奇技淫巧，沒人在乎。今人之所以稱作「四大發明」，還是因為它們在西方文明體系裡，經過理性思維傳統的全面改造，構成現代技術的基礎。同樣的道理，鄭和航海在中國傳統背景下也是偶然、曇花一現且沒有意義的事件。只因後來西方文明介入，到了現代，我們再看它才具有偉大的意義。

但這個意義對我們而言，與其說是給我們一種「原來也曾輝煌」的驕傲，不如說是對我們的悲劇宿命的深刻反思。

鄭和被今人視為偉大的外交家、和平的使者、開放思想的先驅，是爭執的仲裁者、道德的聖人、秩序的象徵。的確，與西方民族的航海相比，鄭和下西洋似乎更具道義和友善的特徵，不是取人的土地、奪人的財富，而是以和平交往為目的。

但事情又有另一面：鄭和的使命是中央帝國皇帝賦予的，他不代表獨立於官府之外的民間資本主義運動；即便不是要去南洋找什麼惠帝的蹤跡，也是要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向沿岸番邦宜示帝國的威嚴，讓他們自動朝貢，接受冊封；他的數萬人武裝船隊除了打擊海盜，對沿途番國也是一種威懾，一旦遭遇抗拒，就會予以征服，拒絕臣服的番王會被捉住，押往朝廷處置。

今人常替古人惋惜，中止航海只是一個偶然的失誤。要是朱棣的子孫們胸懷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點，破除海禁，要是鄭和船隊多搞點商業貿易，多學些別人的科學技術，要是這龐大的艦隊延續到一個世紀後，能與西方的艦隊在海上相遇，要是……這般這般，通通都是今人一廂情願的想像。

鄭和去世後，進貢的番邦逐年減少，憲宗皇帝悵然若失，又想遣人再走鄭和路。兵部侍郎劉大夏為了堵死這條路，硬是把鄭和的資料藏了起來，這些資料後世再也找不到了，可能就是讓這位愚昧、短視、可惡的兵部侍郎私下裡給付之一炬、毀於一旦了。

然而，劉大夏非但不是壞人，而且是一位正直能幹、德高望重的標準儒士。在他年近七十時，還被年輕的弘治皇帝任命為兵部尚書以整頓國防，這位為朝廷的長治久安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四朝元老卻屢次以病老為由推辭。皇上私下問他為何推脫，他才以自己從地方中央為官的經歷直言相告：「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老臣有病，怕誤了大事。」他歷數官府征斂無常、將領們剋扣軍糧且已經弄得軍窮民困的事實，讓蒙在鼓裡的皇上大為震動，更是堅持讓他擔此重任。這樣一位敢於說真話、敢於為民「鼓與呼」的老臣，後人能忍心詛咒嗎?於是，有歷史學家出來為劉大夏辯護：這等好人，銷毀鄭和資料這種缺德事，一定不是他幹的!然而，哲學家卻認為，真正的悲劇，常常是壞事出自好人之手。

今人常常還自作聰明，責怪明清兩代主張禁海的皇帝們昏庸。其實，單從經濟學上考慮，皇帝們未必就比今天的經濟學家蠢到哪裡去。洋人來做生意，把中國的財富搬運走，留下的銀子別無用途，只導致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不禁怎麼辦?

結論：鄭和航海與哥倫布航海，雖是各自文明體系裡的偶然事件，但背後卻隱含著各自文化注定了的一種命運。後者一時呈弱，但它卻是古代工商業文明經過了中世紀基督教教化之後的重新崛起，具有一種勃勃生機；前者一時呈強，但卻是基於古代農耕民族防禦外來民族侵擾的被動要求，只是它受到外來力量激發時呈現的瞬間主動。因此，強者終被弱者打敗。

但這種「文化宿命」是歷史的，當它被全面地反思、解析、重構時，人們就可能超越它了。我們超越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