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中秋帖》

最是倉皇辭廟日

1924年11月5日，肅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

「那天上午，大約是九點多鐘，我正在儲秀宮和婉容吃著水果聊天，內務府大臣們突然踉踉蹌蹌地跑了進來。為首的紹英手裡拿著一份公文，氣喘吁吁地說：『皇上，皇上，……馮玉祥派了軍隊來了!還有李鴻藻的後人李石曾，說民國要廢止優待條件，拿來這個叫，叫簽字，……』我一下子跳了起來，剛咬了一口的蘋果滾到地上去了……」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紹英遞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條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紹英傳達的另一句話：「他們說三小時內要全部搬出去!」

妃嬪、大臣、太監、宮女們聞訊頓時亂作一團……

而就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溥儀居然沒有忘記一件事——他派人到養心殿西暖閣，把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偷偷捲進了要帶出宮的隨身行李裡。

《快雪時晴帖》原是書聖王羲之寫給友人的一封簡訊：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卻是歷代文人頂禮膜拜的「聖物」，被稱為「二十八驪珠」。

其實，此帖並非王羲之的真跡，大收藏家張伯駒直言不諱：「《快雪時晴帖》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但此帖之上留有有趙孟（兆頁）墨跡，自然被視「快雪」為至寶，命為「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在上面題字、題詩多達七十餘次，又把養心殿西暖閣改名「三希堂」，將《快雪時晴帖》與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一齊放置在內，時時賞玩。

民國成立之後，同樣喜好書畫的溥儀自知不能久居宮中，就打起了「盜寶」的主意。他以賞賜弟弟溥傑的名義，將故宮文物大肆偷運出宮，兄弟倆幾乎一天不停地忙了半年多，把《清明上河圖》和《資治通鑒》原稿等等眾多國寶捲回了醇王府。幾年之後，人們在養心殿內找到了「賞溥傑單」，發現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傑先後把1285件歷代書畫精品、68冊宋元善本帶出了故宮。

幸運的是，作為整個紫禁城內最有名的書法作品，「三希帖」被眾多眼睛死死盯著，溥儀不敢貿然將它們也「賞」出宮去。直到不得不離開紫禁城的那一天，匆忙之間溥儀只來得及選擇一樣文物帶走——他選擇了《快雪時晴帖》。

溥儀最後的一次盜竊沒能成功。他的行李運出神武門之時，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寶帖在最後一刻倖免於難。

當時接管故宮的是「清室善後委員會」，被查扣的《快雪時晴帖》送到面前，見多識廣的專家們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時軍隊尚未撤離，到處一片混亂，原物歸還養心殿的話，唯恐國寶得而復失。後來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先生也參加了善後委員會的工作。據他回憶，大家討論之後，派人到東交民巷買了一個有暗鎖對字的大保險櫃，放在神武門西邊一間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兒」(小屋)之中——這裡是善後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夜裡有士兵看護，是當時紫禁城裡唯一日夜不鎖門的地方。大家將「快雪」鎖在這個大鐵櫃裡，內上暗鎖，外加封條，櫃裡還放了本小冊子，以後何人、何時、因何故打開這個櫃子，都要在冊子上登記。密碼鑰匙則由善後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石曾親自保管。

《快雪時晴帖》被清室善後委員會當成故宮的頭號寶貝嚴密保護了起來，那麼，《中秋帖》與《伯遠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員全部搬離故宮後不久，負責點查文物的委員會成員打開了養心殿的大門——莊尚嚴清楚記得，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儀出宮之時錯記成是在儲秀宮吃的那半個蘋果還靜靜留在那裡，而「三希堂」裡那兩件寶帖已經全然沒了蹤影。

九重城闕煙塵生  千乘萬騎西南行

1928年6月3日，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張作霖的手下，前來索要一件張大帥心儀已久的寶貝——《快雪時晴帖》。

故宮文物全部為國家所有，哪有送給個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張作霖勢力極大，也不敢斷然拒絕，他指著那個鎖著《快雪時晴帖》的保險櫃編了個謊話：「文物在這個櫃裡，但是櫃子的三把鑰匙由三個人分別保管，其中一把在馮玉祥手裡。」因為當晚張作霖就要離京趕赴瀋陽，現找人開櫃子是來不及了，來人只得悻悻而歸。

十幾個小時之後的6月4日清晨。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瀋陽郊外的皇姑屯。

消息傳來，易培基心驚不已：他一方面慶幸「快雪」僥倖逃過一劫；另一方面，東北日漸緊張的局勢讓他越來越擔心故宮文物的命運。

此前短短六十餘年間，中國的皇家文物已經歷過兩次浩劫：1860年，英法聯軍將「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付之一炬；1900年，八國聯軍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國最早的卷軸畫《女史箴圖》從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毀於大火之中……戰爭是文物最大的災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從那時起，將故宮文物遷到內地的想法就已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宮人的腦海裡萌生，而三年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更加堅定了大家將文物南遷的決心。徵得國民政府同意後，1932年夏秋之際，故宮博物院開始秘密篩選館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裝箱，隨時準備啟運——《陝雪時晴帖》自然首當其衝。

「秘密」裝箱實屬無奈之舉一後來擔任故宮博物院院刊主編的劉北汜先生說，當時社會輿論普遍反對文物離宮，認為國家風雨飄搖之際，文物南遷必然動搖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復合」，一旦離開故土，重歸之日就是不可預知的了——而故宮文物後來的命運，也證實了人們的擔憂不無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入山海關，戰爭的烽煙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後，故宮博物院召開理事會，正式決定自1月31日起，將國寶分批遷往上海。

報紙上文物南遷的消息迅速在民眾中掀起了反對的聲浪。年輕的那志良那時剛進故宮工作不久，他後來回憶說：「有時有人打電話來，指明要找哪個人，然後問：『你是不是擔任押運古物?』接著又說：『當心你的命!』又有人說，在起運時，他們要在鐵軌上放炸彈……」

1月23日，前故宮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組織民眾在太和門前集會，公開表示以武力阻止文物南遷。由於周肇祥煽動運輸工人罷工，1月31日，第一批文物已經全部裝車，最終卻一件也沒能運出紫禁城。

一介書生的易培基越來越難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緊急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電報。2月3日，宋子文電令北平市長周大文，暫時拘捕周肇祥，國民政府同時勸解民眾：「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最終確定在2月5日，將第一批文物運往上海。當時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的莊尚嚴被指定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臨行前，莊尚嚴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請，要在家中設宴為他餞行。

請客的人叫郭葆昌，號世五，從前是袁世凱的「賬房先生」，官拜九江關稅監督，是個大收藏家，尤其對瓷器深有研究，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還聘請他擔任過專門委員會瓷器部門的委員。

與莊尚嚴同去赴宴的還有他的兩位恩師——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馬衡和古物館館長徐森玉。據莊尚嚴回憶，「那天吃的是一頓別緻的火鍋……飯後並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赫然有中秋、伯遠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獻之的作品，米芾在《書史》中盛讚此帖「運筆如火著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認為，現在傳世的這幅《中秋帖》並非王獻之真跡，恰恰是米芾所臨。

《伯遠帖》則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跡，也是東晉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跡。

久藏深宮的「二希」怎麼會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來，溥儀出宮之時，跟隨他身邊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榮惠兩位老太妃則是在十六天後才搬出故宮的。而在此之前，敬懿已經偷偷把《中秋帖》和《伯遠帖》轉移到了自己的壽康宮，又在出宮的時候把它們帶回了娘家。因為「二希」名氣太大，敬懿不敢把它們賣到琉璃廠這樣的大古玩市場，而是叫親信太監把兩帖賣給了後門橋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齋」，郭世五就是在那裡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蹤近十年的「二希」，竟在這麼個時候重新現身，莊尚嚴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三希帖為人間至寶，人世間眾生芸芸，幾人能有機緣親臨目睹一面，而他個人居然獨擁其二，實在值得自負。」《快雪時晴帖》此時還沒有運出故宮，在莊尚嚴看來，「三希」重聚已經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並沒表示出這種意願，只是將兒子郭昭俊叫到身邊，當著三位好友許下諾言：「三希名跡，余得其二，可稱平生快事。然名物應歸國有，余暫守之，已立遺囑，將來與所收歷代名瓷，統捐故宮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從故宮到前門火車站全線戒嚴，一大批板車停在了神武門廣場上——世界文物史上絕無僅有的「國寶長征」就此拉開帷幕。「當時非常寂靜，除了車輛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沒人說話，也沒人唱歌，有非常淒涼的感覺。」故宮首批2118箱文物就這樣被悄無聲息地裝上了車，又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故宮，離開了北平。這批文物中的絕大多數，也如同押送它們的那志良一樣，一去不能回頭。

此後又有四批故宮文物先後運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時晴帖》在內的一萬三千多箱故宮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裡安然度過了四年的時光。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機會，張伯駒在郭世五家中見到了國寶《中秋帖》和《伯遠帖》。

在中國收藏界，張伯駒是個不折不扣的傳奇人物：家境殷實的他千金散盡，將中國傳世書畫中最古老的「墨皇」——陸機《平復帖》和中國最早的卷軸山水畫——展子虔《遊春圖》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後將兩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獻予國家。張伯駒在他的書畫錄裡寫過這樣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予終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序。」

但張伯駒知道，郭世五買下「二希」的目的與自己不同，「其旨在圖利，非為收藏。當時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他立刻請北平惠古齋的柳春農居間，與郭世五商談購買「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應歸國有」的郭世五，竟一口答應了下來，說好以二十萬元的價錢，將「二希」連同李白《上陽台帖》、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圖》軸、蔣廷錫《瑞蔬圖》軸一併讓與張伯駒。

此時的張伯駒剛剛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手中購得《平復帖》，資金一時難以周轉，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這批天價書畫，商定首付六萬，餘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張伯駒是個君子，也就痛快答應了下來。

然而，就在那個夏天，「七七」事變爆發了。

由於金融封鎖，張伯駒的銀行賬戶被全部凍結，他全家也只能輾轉入秦，躲避戰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諾，張伯駒只留下《上陽台帖》等四幅書畫帶在身邊，而將價值連城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原樣退還了郭世五。

與「二希」一樣，《快雪時晴帖》的命運也再次被戰爭改寫了。

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宮文物被全部運到那裡。然而僅僅八個月之後，日寇的鐵蹄就逼近了這座六朝古都，國寶只能面臨再次遷徙的命運。

1937年8月13日，日寇進軍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宮文物在長江碼頭裝船，準備從水路運往漢口。這批文物只有80箱，卻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時晴帖》也在其間。徐森玉和莊尚嚴師徒二人再次臨危受命，隨同命運多舛的故宮國寶踏上了漫漫西遷路。

據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文物運到長江邊時，東邊隆隆的炮聲已是清晰可聞。由於碼頭上擠滿了逃難的南京市民，故宮僱用的英國「太古輪」堅決不肯靠岸。緊急關頭，押運文物的故宮職員向大家說明了原委，逃難的同胞深明大義，立刻讓開碼頭，讓國寶先走。滿載文物的輪船順利逃脫了日寇的魔爪，難民們卻與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來了一場浩劫。

這之後，又有兩批共16618箱文物先後運出了南京，就在最後一箱文物運走後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殺開始了。

此時，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連天炮火中艱難前行，從漢口到武昌，從武昌到長沙，從長沙到桂林，從桂林到貴陽…一短短半年時間，國寶輾轉了半個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腳離開，存放地點後腳就遭到了轟炸。

1939年1月，這批國寶終於在貴州的安順縣城外找到了自己臨時的家—那是一個叫「華嚴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濕，且藏於密林深處，十分安全。此後的五年，縱使外界炮火連天。安順幾次告急，故宮文物也是安然無恙。

對於生長在錦繡叢中的徐森玉與莊尚嚴來說，貴州小城裡的日子無疑是漫長而難挨的。而已經年過六旬的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就在一次搬運文物翻越山梁時摔斷了腿，從此只能依靠枴杖行走了。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時晴帖》回到華嚴洞後不久，貴陽、柳州相繼失陷，安順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遷徙之路，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縣。

這是西遷途中最為艱難的一段路。路雖不長，但苦於蜀道之難，且這一路全是崇山峻嶺，多有土匪出沒，徐森玉、莊尚嚴一行人加了萬分小心，還是在出發後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頭目截了下來。

徐森玉只得親自前去談判，說好任其「出價」，只求保得國寶平安。那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個條件：要徐森玉將長子徐伯郊送來作自己的「徒弟」——徐伯郊當時正在上海的興業銀行供事，大「袍哥」要他來做人質，顯然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徐森玉聞言猶如五雷轟頂，但在愛子與國寶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後者。徐森玉的外孫王聖貽曾聽徐伯郊說起過這段經歷，徐伯郊告訴他，接到加急電報，自己以為是老父親身體有恙，日夜兼程趕到安順才知道是父親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義，二話不說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見多識廣，又能言善辯，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說抗戰勝利後就給大『袍哥』當乾兒子，以銀行家的身份保他們一世榮華富貴，哄得『袍哥』們眉歡眼笑，沒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還叫他轉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兩個月後，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終於將80箱國寶平安運抵巴縣。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戰之後，張伯駒風塵僕僕地回到了北平。剛一回來，他就又托柳春農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經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兒子郭昭俊了。至於價錢，也早不是當年的二十萬大洋，郭昭俊說得明白，一口價——黃金一千兩。

黃金千兩，這是什麼概念?就在那一年，北平的收藏界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張大干用五百兩黃金的價錢，購得了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為了這幅古畫，張大千放棄了一座富麗的王府名園——這樣一算，「二希」的一千兩黃金，就是兩座王府的價錢。

張伯駒知道郭昭俊這是在漫天要價，並非真心想把「二希」賣給自己。他只能不斷求人和郭昭俊談判，希望能將價錢降下來一些，郭昭俊卻一點也不肯讓步。

這天，擔任「教育部戰時文物損失調查委員會副代表」的王世襄登門拜訪了張伯駒，因為故宮有意將郭世五所藏的歷代瓷器回收，王世襄特來向張伯駒瞭解情況。張伯駒告訴王世襄，郭世五收藏的瓷器一部分已經賣到海外，還有一部分賣給了偽華北政委會委員王蔭泰，「現存瓷器多非內廷及熱河行宮之原物，是以議價不宜過高。」

不久之後，郭氏藏瓷果然回到了故宮，並且公開展出了。令張伯駒意外的是，為了這批「價值不高」的瓷器，國民政府行政院竟一次付給了郭昭俊10萬美金作為「獎勵」，還給了他一個「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襄理」的職務。不單如此，展室正中還高懸著郭世五的遺像，搞得十分隆重。

細一打聽張伯駒才知道，此時郭昭俊早已經朱啟鈐介紹，投到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門下了。而郭昭俊送給宋子文的「見面禮」，就是《中秋帖》和《伯遠帖》。

氣憤之下，張伯駒寫了一篇《故宮已佚書畫見聞錄》，投給了上海《新民晚報》，將「二希」與郭氏父子的關係公之於眾。文章見報之後，輿論大嘩，宋子文迫於壓力，很快便將「二希」退還了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後不久，《快雪時晴帖》也結束了半個中國的漂泊回到了南京。與這第一批80箱文物一起回來的，還有當年遷出南京的另外兩路故宮國寶：一路走水路，經漢口、重慶，歷時兩年到達樂山；一路走陸路，經徐州、開封、西安、寶雞、漢中、成都，最終到達四川峨眉。

至此，歷時十載，累計行程超過兩萬里的國寶西遷宣告結束。在這十年中，故宮護寶人經歷了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他們逃過了長沙轟炸、重慶轟炸、貴陽轟炸、成都轟炸；他們在綿陽不翻車，在峨眉遭遇大火，在重慶和白蟻不懈抗爭；文物運往樂山的途中，年輕的朱學侃不幸遇難，十年間，拖家帶口的護寶隊伍裡也不斷添著新丁……經歷了這一切之後，1947年底，16698箱國寶安然無恙重返金陵。

然而，這些國寶將要面對的，是一次更加殘酷的分離。

1948年9月，遼沈戰役打響，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眼看呼啦啦大廈將傾，故宮博物院召開了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理事會，決定將文物運往台灣。

與前幾次遷徙不同，這次文物遷台的決定，在故宮內部引發了激烈的爭議。當時，馬衡是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抗戰勝利後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則是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坐鎮南京。

馬衡托病不出，國民政府只得將遴選文物的重任交給了徐森玉，並明確指示，盡量將南京文物全部運往台灣，如果實在帶不走，也要選擇一類文物，將二類文物留在大陸。而徐森玉在那段時間給台靜農的信裡曾明確表示反對文物遷台。兩難之間，徐森玉只得大膽「掉包」，將一批一類文物換成二類文物，「以次充好」運往台灣。

而此時，莊尚嚴已經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灣。這批文物都是宮中精品，莊尚嚴曾經出生入死保護了十年的《快雪時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

馬衡對於文物遷台的抵制是顯而易見的。1948年底，南京行政院下達命令，將故宮內剩餘的珍品盡快裝箱運往南京，馬衡卻一再叮囑工作人員裝箱不要圖快，「安全第一」。直到遼沈戰役結束，故宮文物一箱都沒運出北平。1949年1月14日，聞得已有三批文物運至台灣，馬衡當即致信全權負責文物遷台的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字裡行間充滿了焦急：「前得分院來電，謂三批即末批，聞之稍慰。今聞又將有四批，不知是否確實。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後不用續運。」

所謂的「第四批文物」終究沒能運出。但此時，包括《快雪時晴帖》在內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宮文物已經漂洋過海，在台灣的基隆港登岸了。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

1949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訪了剛到台灣不久的莊尚嚴——莊尚嚴怎麼也想不到，剛剛把「快雪」安頓好，郭昭俊竟然帶著另外「二希」出現在自己面前。

此時的郭昭俊已不是當年錦衣玉食的貴公子了，投靠宋子文不成，他這些年過得頗為不順，只能靠變賣父親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帶著《中秋帖》和《伯遠帖》逃到了台灣。

郭昭俊舊事重提，又對莊尚嚴談起了郭世五當年發下的宏願，聲稱一定要將兩帖交還故宮，讓「三希」團圓——只要政府「賞」他一點報酬，他必定將「二希」「捐贈」出來。

郭昭俊提出的價錢並不過分，但當時自身難保的國民政府，哪有精力去過問這兩件字帖的下落。莊尚嚴四處籌措資金，卻終究沒能在約定的時間內拿出錢來，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郭昭俊帶著《中秋帖》和《伯遠帖》遠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機會，又一次從莊尚嚴手中輕輕滑過了。

1951年10月25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到國家文物局開會。閒談之中，時任文物局副局長的王冶秋向馬衡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故宮博物院尋找了好幾年的「二希」帖，終於有了下落。

事情的起因要從全國僑聯副主席莊世平先生身上說起。莊世平是建國初期香港僅有的兩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那時正擔任南洋商業銀行的董事長。

1951年，在一次銀行界的聚會上，一個在英國匯豐銀行供事的朋友告訴莊世平，過幾天他們會有一筆大買賣——著名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就要被匯豐銀行收入囊中了。

原來，郭昭俊攜帶「二希」到了香港之後，生活日漸窘迫。但顧念父親生前的願望，他不敢貿然將「二希」賣掉，而是將它們抵押給了英國匯豐銀行，贖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臨近了，匯豐銀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錢來，正極力誘使他將寶帖出賣。

莊世平說，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國人手裡，哪個中國人會無動於衷呢?思來想去，他決定秘密將此事報告給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這幾天，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正率團出訪印度、緬甸，在香港作短暫停留。聽到「二希」重現的消息，鄭振鐸緊急向國務院打了一份報告，請求由故宮博物院出面贖回兩件寶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馬衡，出示了總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購回《中秋》、《伯遠》二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偽，並須經過我方現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抬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能夠順利購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親自將《中秋帖》和《伯遠帖》送還故宮，此時距離「二希」離開紫禁城，已經整整過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樣子，「三希」帖卻沒能一起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