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黃金榮在大世界被監督勞動

上海解放那一年，黃金榮已經82歲，垂垂老矣，體弱多病，自稱廢人一個，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所以下定決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擔心，如果真的去台灣或香港，說不定半路上就會送命，與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個主要原因。何況，「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這一輩子，總是以不變應萬變，居然屢屢化險為夷。當初八一三日本人打進來時，大亨們無不爭先恐後逃往後方，別人不說，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飛香港，再奔重慶，算是在後方「抗戰」；張嘯林乾脆落水做了漢奸，結果被人一槍打死。唯有麻皮金榮篤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衛又能把他怎麼樣呢？國民黨捲土重來，那更不用說了，他雖然不及後來居上的杜月笙風光一時，但也沒有像杜那樣被蔣經國「斬」過。1947年他做八十歲大壽時，蔣介石特地來黃家花園祝壽，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個頭。這次，共產黨得了天下，他也大著膽子依例辦事，對人說：「聽天由命罷，反正只有老命一條，隨共產黨把我怎麼樣。我這把年紀了，共產黨總得講點人道……」杜月笙從香港來信，要他去那裡會合，共商大計，他像吃了秤砣，鐵了心不肯動彈。

其實，黃金榮心裡已有底，估計共產黨不會為難他。黃的老友、曾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解放前夕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他根據地下黨要穩住幫會頭子的指示，積極做黃金榮工作，爭取黃留在上海，將功贖罪，這對解放初期上海社會秩序的穩定，震懾幫會殘餘勢力，會有極大的作用。楊虎對他說：「共產黨的領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壞事，可以既往不咎，不來捉你。」並且將一張某領導人寫的條子交給黃，要其在解放後交給上海的負責人。黃的心腹龔天健和孫子黃起明親眼看到過這張條子。

章士釗夫人也帶來過共產黨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後擁護共產黨，不再和人民為敵，我們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辦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輕舉妄動。黃金榮瞻前顧後，權衡利弊，也覺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來後，黃金榮叫人寫出一份國民黨財產的報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幫頭目的花名冊，交給共產黨作參考，作為將功贖罪的表示，又告誡門徒收斂一些，為自己留條後路，接著命人將黃家花園(今桂林公園)「四教廳」內蔣介石親筆題寫的「文行忠行」匾額摘下砸碎，以示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之意。八年抗戰中，黃將這塊匾額深埋於地下，等待著蔣介石的「勝利」歸來，現在他是不敢做這個夢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廢待舉，頭緒繁多，軍管會考慮到幫會勢力和黃金榮實際情況，決定採取「繼續作惡者從嚴，將功贖罪者從寬」的政策，區別對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滅幫會殘餘勢力。對黃本人，則有一個具體的評估：

(1)肯定黃過去的罪惡，確為帝國主義豢養之惡霸；

(2)但黃近年來已不作惡，解放後向政府低頭認罪，殘廢衰老；

(3)對反動幫會勢力應采鬥爭瓦解策略，對黃本人可采寬大政策。

這實際上是放黃金榮一條生路，讓其走改過自新之路。

當時，上海市民對政府不殺黃金榮，讓其「逍遙法外」，很想不通，紛紛致書有關部門，大聲疾呼要求從嚴懲辦。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此作了不少解釋工作，並且曾經召開過市民座談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

一天下午，兩輛吉普車開到鈞培裡黃宅門口，軍管會委派的軍代表杜宣，帶領十餘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奉命前來對黃金榮訓話，宣佈政策。黃見政府不逮捕他，稍為放心，一再表白說：「我黃金榮在上海灘，幾十年來，做盡壞事，販賣毒品，販賣人口，殺人綁票做過，貴軍沒有殺我，是貴軍的寬大……」

黃金榮因年紀大了，牙齒脫落，口音不清，嘟噥的這幾句話，還得由旁邊的徒弟一句句翻譯，才能聽懂。他身穿白色紡綢褂褲，顫巍巍地站立著，由他的兩個徒弟攙扶。接著，他又從懷裡掏出蔣介石贈給他的那塊金掛表交給杜，說是上交給政府處理。在這塊表的蓋子上刻有：「金榮夫子大人惠存，蔣中正敬贈」字樣。

杜宣最後說：「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只要老老實實不再進行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活動，過去的罪惡，我們可以從寬處理。」

黃金榮唯唯諾諾，不敢多吭一聲，彷彿不知所措。杜宣繼續告誡他：「今後一定要老老實實，如發現你再做欺壓人民，違背人民政府的行為，那就要從嚴法辦了。」

這時黃才不斷地鞠躬，連聲說：「保證不再做壞事……」

此後，黃金榮蟄居於家中，不過問外務，人民政府允許他照常經營「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裡還敢出頭露面，統統交給門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爾到離家不遠的「大世界」門口掃馬路，接受勞動改造。當時上海幾家報紙，都在顯著地位刊登了黃金榮掃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肅反運動開始後，殺黃呼聲又起，黃金榮感到十分恐懼，更加憂心忡忡。隨著運動的深入，這種恐懼感愈來愈深，無法排遣，但又無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華、梅達君和方行三同志為代表，召見黃金榮，向他宣佈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低頭認罪。

據方老回憶，盛丕華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梅達君為市政協副秘書長，他則擔任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召見黃談話的地點，記得是在市政協的一間會議室。當時，政協還設在和平飯店內辦公。盛丕華解放前就同黃金榮熟悉，所以處理黃金榮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參加，這樣較易穩定黃的情緒，使他不至於過於恐慌，甚至無法談話。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黃金榮由他的門生、舟山同鄉會會長陳翊庭和孫子黃擎宇陪同，應召前來。盛丕華首先說：「人代會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訴，要求政府處理你。你生平罪惡甚大，但解放前幾年未曾作惡，解放後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歲(原文如此，應為84歲——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憑處理。」

方行接著說：「人民的控訴是正確的，人民政府未曾處理你，並不是說你沒有罪惡，你應主動向人民交代。可用悔過書在各報刊刊出，內容是承認自己罪惡，擁護政府法令，規勸已捕黨徒真誠坦白，立功自新；未捕黨徒應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寬大。」

黃金榮聽後，重彈老調，承認自己罪惡重大，願真誠向人民請罪，求得政府寬大處理，並著重表示：「我決不指使和包庇黨徒做壞事，如有指使包庇黨徒為非作歹，或知情不報，願受政府的嚴厲處分。」

黃金榮回來後，囑秘書龔天健執筆，代為起草悔過書。他小時候僅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後來進裱畫店當學徒，再後來就考進巡捕房做事，殺人越貨自然是老手，但捏筆桿子卻極少。龔根據黃金榮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討論兩次，念了一遍之後，由黃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簽上了大名。

這份寫在宣紙上的「悔過書」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現藏於上海市檔案館，惟悔過書原件題名「自述悔過書」，於5月20日在《文匯報》、《新聞報》發表時，才改名為「黃金榮自白書」。

「自述悔過書」寫好後，黃金榮又親自送到外灘中央銀行大樓軍管會處，由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訓話。據陪同黃去的陳翊庭回憶說，他們退出下樓後，陳忽發現攜帶的用物遺忘在樓上，於是叫黃在門口等待，他匆匆上樓去取。及陳再次下樓時，黃已不在，各處遍找無著。原來，黃恐生變故，急不可待的獨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過書中，黃金榮簡述自己的生平，歷數自己的歷史罪行，自稱要「自首坦白」、「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後還說：「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但查諸原件，黃的悔過書卻有兩份，且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一份與公開發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則出入較大，多有隱惡揚美，文過飾非之處，但對瞭解黃的某些歷史經歷也有參考價值，不妨簡單地介紹一下。

黃在這份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悔過書中，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說：「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後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製造局的時候認識的。」又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到了「孤島」淪陷時，他也沒有落水做漢奸，說：「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麼事，回絕他們。」總之，盡量為自己塗脂抹粉，然亦無可厚非。

另一方面，黃金榮又處處諉過他人，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說：「到抗戰勝利後，我也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幹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主，現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