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但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卻提到了一個中國人。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馬克思講到鑄幣、價值符號、直接從金屬貨幣流通中產生出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時，寫了一個編號為83的附註，這個附註的譯文是：「戶部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蔭，安徽歙縣人，清嘉慶三年（1798年）出生於一個徽商家庭。他幼年入私塾，讀書非常勤勉。道光十年（1830年），長輩決定，讓他赴潞河管理茶莊店務。他邊管理邊讀書，第二年即以監生資格進京應試，中了舉人。過一年再參加會試，又高中進士，備官戶部。

但在此後長達15年的時間內，他都是在戶部任「主事」、「行走」一類的中低級官職。直到50歲才被升補為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其後提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理錢法堂（鑄造和印製貨幣）事務，成為清廷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重要官員。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蔭任京官前後達30年，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一直沒有攜眷屬隨任，一人獨居在京城歙縣會館，以兩袖清風、直言敢諫聞名。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事之後，清政府的財政、貨幣危機加劇。咸豐元年九月，王茂蔭在陝西道監察御史任內給咸豐上了《條議鈔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幣制、緩和危機的主張：即有限制地發行可兌換的錢幣。

清政府於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發行了民間無法向政府兌現的「戶部官票」，同年年底發行了同類性質的「大清寶鈔」和各類大錢，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面對如此局面，王茂蔭焦慮不安，苦思補救對策。咸豐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豐皇帝上了《再議鈔法折》，目的是為了「通商情，利運轉」。他對物價規律和投放貨幣之間的關係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他是試圖用兌現的辦法來剎住繼續增發不兌現紙幣的勢頭，制止通貨膨脹，以挽回紙幣的信用。

王茂蔭兩次主張貨幣改革，遭到咸豐皇帝的訓斥，成為當時轟動朝野的一件大事。這件事被當時駐北京的俄國傳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國19世紀的漢學家和傳教士。作為俄羅斯駐北京布道團的神職人員，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從清廷中搜集到有關王茂蔭的貨幣改制過程與有關奏折事項，由下屬葉夫拉姆皮譯成俄文，編入《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第三卷，於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阿·梅克倫堡將《論著集刊》前三卷選譯，並重新起了個書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這本書被馬克思注意到了。馬克思就是根據該書德文版，瞭解到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的，並將其寫入自己的《資本論》中。

我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陳啟修先生，把馬克思筆下的Wan—Mao—In譯為「萬卯寅」，而日本的學者則譯為「王猛殷」或「王孟尹」。萬卯寅是何許人也？在清代的大臣裡面查無此人。

由於對偉大著作《資本論》的高度重視，也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資本論》中譯本在20世紀30年代一問世，考證工作便開始了。經過郭沫若等歷史學家的細緻考證，人們才知道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個中國人，便是清朝咸豐戶部右侍郎王茂蔭，老家就在安徽歙縣。在20世紀50年代，吳晗更是把王茂蔭譽為「清代貨幣改革者」。一些歷史學家還對安徽歙縣進行考察，從王茂蔭後代那裡收集和抄錄了有關奏折等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