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名經基因篩選而免患遺傳性乳腺癌的嬰兒1月9日在倫敦降生，英國媒體稱她為「無癌寶寶」。英國媒體援引嬰兒母親的話說，孩子父親家庭3代中所有女性都患有乳腺癌，患病最早的年僅27歲。她和丈夫2008年6月決定採取行動以讓後代免於乳腺癌困擾。

「設計嬰兒」一度引發倫理爭議

這種檢驗方式稱「植入前基因診斷」，通常是先用「試管受孕」形成胚胎，然後檢驗胚胎的基因，再選擇不具有特定基因(例如癌症)的胚胎植入母體。倫敦大學學院附屬醫院去年為夫婦兩人檢測了11個胚胎，證實其中5個不含可致乳腺癌的BRCA1基因。醫生將其中兩個植入孩子母親的子宮內，最後有一個發育成嬰兒。

2001年，一位評論員曾經在《絡杉磯時報》上預言說：人類的下一個重大事件將不是某個科技革新或醫學上的突破，而可能是恐懼。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裡，與科技革新、醫學突破如影隨形的便是「恐懼」。面對人類成功改造自身的技術終於由夢想變成現實的時候，整個社會都突然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並且在應當如何對待這一劃時代技術進步的態度上迅速分化：有歡呼贊成者、有恐懼詛咒者，還有懷疑觀望者……

弗蘭肯斯坦的悲劇

成功培育出「定制嬰兒」的科學家們說，這項技術是為了幫助人類征服那些潛藏在生命特徵深處的疾病，是用更加純潔的基因作為打開人類幸福未來的鑰匙。真是這樣嗎？

人類越是不斷革新科技並投入使用，越是發現其實自身的控制能力並沒有想像中的強大：對於新技術，我們能夠決定讓它在何處發生，卻往往難以估量它往何處發展。這個道理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萊寫成一本世界聞名的小說，並最終成為一個學術術語——「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意為「脫離創造者的控制並最終毀滅其創造者的媒介」。正是因為這類強烈不確定性長久以來的沉澱，使得「定制嬰兒」一出生就注定要受到整個人類社會的挑剔檢視。

對於「定制嬰兒」所代表的基因甄選技術的醫學危險性，我不敢貿然置椽，然而它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現代社會價值基礎的衝擊卻很值得討論。

「定制嬰兒」的出現，首先給我們這個時代現存的「代際合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西方社會學家用「代際合同」這個概念來描述一個社會中幾代人之間關於權利與義務的習慣性規則。代際合同在不同的歷史語境和地理環境中表現出不同的內容：古羅馬的「父權傳統」給予作為家主的父親對子女的人身和財產完全的控制權；今天的西方社會則習慣於在子女達到法定年齡後即實現其對父母的完全人格與財產獨立；而在現代中國，則仍然在社會風俗中保留著父母對成年子女一定的控制權。代際合同沒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卻在現實生活中最有效地形成了不同代際的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定制嬰兒」對當下的「代際合同」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有沒有權利使用自然選擇之外的手段剝奪那些可能帶有疾病基因的胚胎成長為人的機會，原因則僅僅是他們患病的幾率較高於那些基因「純淨」的胚胎？這個問題不僅比全球廣泛爭論多年的「墮胎」問題更直接地關係到父代與子代之間的生存權分配原則，而且又一次拷問了人權領域一個糾結已久的命題：人有沒有生存的自由？他人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合法地剝奪他人的生命？

試想一下，如果基因甄選技術被允許廣泛應用，那麼「甄選權」以什麼為標準呢？如果是因為那些被拋棄的胚胎含有致病基因，如果發病會給社會造成負擔，那是不是說明人的生命本身已經不是最值得珍視的財富，要重新淪為斯巴達式的工具意義呢？還是說僅僅因為我們是父輩，就能決定下一代的生死？那我們是不是要回到那個「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時代呢？

再往深處想，我們這個社會的另外一項價值基礎——公平，同樣將在基因甄選技術投入普遍應用時遭遇尷尬的命運。基因甄選技術同樣可以為父母提供關於挑選更長壽、更聰明甚至更英俊美麗的新生兒服務。而且只要父母們願意，這些「優良品種」甚至不需要含有一丁點兒父母本身的基因。當然，這種服務不可能是平民父母們所能奢望的，巨額費用必將使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富貴人家所壟斷的特權。

人類的整個近現代歷史都在為實現社會平等而鬥爭，也僅只岌岌可危地守住了「機會平等」這條底線。而當基因甄選技術能夠為富人提供絕對具有先天優勢的「定制嬰兒」之後，機會平等——這道社會平等的最後堤壩也將在瞬間崩塌。社會階層的流通渠道會從根本上封閉，社會可能重新回到充滿歧視和壓迫的時代。看看近年風靡全球的《X戰警》《英雄》等關於基因改良體裁的影視作品，這種焦慮並非杞人憂天。

荷馬史詩中的有一個故事，智慧過人的奧德修斯為了不被海妖動聽無比的歌聲迷惑，用一條鎖鏈將自己綁在航船的桅桿上，最終避免了墜海身亡的噩運。當我們面對像「定制嬰兒」這類重大的科技突破時當然不能做個因噎廢食的愚人。可是面對它所帶來的誘惑時是不是也同樣有必要像奧德修斯那樣，需要一條自縛的鎖鏈來避免一時衝動所招致的災禍？而打造這條鎖鏈最好的材質就是警惕和敬畏：面對科技革新時所應有的警惕態度與面對人類生命時所抱持的敬畏之心。

多樣比完美更重要

《詩經》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規律，不要輕易破壞這種規律。在這方面，人類有很多前車之鑒。

「設計嬰兒」一度引發倫理爭議

比如，隨著代乳品的出現和剖腹產技術的發明，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人工餵養和剖腹產。這種現象在短期內沒有發現什麼缺點，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科學家們公認自然順產是人類繁衍進化的最佳模式，母乳是嬰兒的最佳食品。嚴格來說，實際上沒有任何代乳品是真正安全的。母乳餵養的孩子在生理、心理發育上都要優於非母乳餵養的孩子，並且成年之後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發病率也明顯降低。而剖腹產會使孩子喪失第一次「鍛煉」的機會，增加某些疾病的發病率。母乳餵養和自然順產對母親的內分泌平衡、產後恢復也大有好處，母乳餵養還能大大降低母親患乳腺癌的風險。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單純用母乳餵養嬰兒6個月，6個月後在繼續母乳餵養的同時適當添加輔助食品，並號召各國將嬰兒純母乳餵養率提高到80%以上。根據2002年的統計數據，中國4個月內嬰兒的母乳餵養率城市僅為48.7%，農村也只有60.4%。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在普通醫院，剖腹產的比例不應該高於10%，但中國剖腹產比例卻高達50%左右(局部地區甚至超過70%)。人工餵養和剖腹產比例的增高，威脅到中國下一代的整體素質，並額外增加生育和養育成本。

餵養方式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已經對人口素質造成負面的影響。而基因選擇則影響生命的最初始階段，更需要格外慎重。完全排斥新技術是不現實的，但是需要提前制定非常嚴格的相關法律，不要再次讓「非常態」變成「常態」了。

中國在基因選擇上已有教訓。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是正常的。但是隨著人工選擇基因現象的增多(中國各地均有規定禁止非法鑒定胎兒性別)，性別比急劇攀升，由此導致的婚姻問題將可能顯性化。

「無癌寶寶」其實與性別鑒定一樣，只是產前診斷，沒有涉及到基因工程。而2007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日本東京大學利用基因重組技術，成功地將人體皮膚細胞轉變成了干細胞。這項技術在給很多疾病的治療帶來美好前景的同時，也可能給今後人類生殖帶來一場革命(比如人工設計最佳基因組合的胚胎)。

受精卵之所以能發育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就是因為它有多方面分化潛能，是全能幹細胞。受精卵分化成成體干細胞之後，就不能發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細胞和組織(如心肌、骨骼)。

人類基因庫的多樣性，是人類能夠永續繁衍的重要保證，使得人類社會具有「全能幹細胞」功能，既能「分化」出科學家「袁隆平」，又能「分化」出歌唱家「宋祖英」，組成一個完整社會，能夠適應於多種生存環境。某些基因對於個體來說是「有害基因」，但是對於人類基因庫來說卻是「有益基因」，對於維持人類基因庫的多樣性非常重要。對人類基因庫來說，Richest(豐富)比Fittest(完美)重要。一旦定向基因選擇，將使得人類基因庫由「全能幹細胞」變成「成體干細胞」，人類社會難以永續發展。如果大家都將孩子定製成姚明，那麼今後誰看籃球？誰從事工農業生產？誰從事科研？

時代不同，「高素質」的標準也不同，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28歲之後就在輪椅中度日，後面連說話都需要電腦語音合成器協助才能完成。但誰能說他不是「高素質」？帶有「有害基因」的個體，可能同時也帶有一些「優秀基因」，將這些「有害基因」篩選掉的同時，也將一些「優秀基因」篩選掉了。如果當初霍金的父母有條件進行基因篩選，這位「現代愛因斯坦」能夠誕生嗎？

歪竹子生直筍，帶有「不良基因」者的後代不一定不優秀。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的母親就是死於卵巢癌，終年53歲。假如她這種卵巢癌也是因為「有病基因」，而她父母當初進行基因選擇，還會有歐巴馬嗎？

對涉及到生殖方面的新技術，要慎之又慎，否則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易富賢作者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醫學中心婦產科研究員)

荒唐的「可能有害說」

眾所周知，人類的五官長相、身高體型主要是由其基因決定的，但是與此同時，現代醫學研究發現，一個人是否可能得某種惡性腫瘤或某種遺傳性疾病，也是由基因先天決定的，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患有癌症的父母生育的下一代很多也會患有相同的癌症。不過，現代醫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使得這些攜帶有癌症基因的父母也能生育出不攜帶該癌症基因的寶寶，也就是最近熱議的所謂「無癌寶寶」。

「設計嬰兒」引發倫理爭議

製造「無癌寶寶」所採用的是一種稱為「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PGD)」的技術，這種技術通常用以治療或減輕某種遺傳性疾病或類似的疾病，比如著名的亨廷頓舞蹈症。這一技術其實並不新鮮，它是在1989年由英國哈默史密斯醫院溫斯頓爵士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開發的，可以幫助患有基因疾病的夫婦擁有健康的孩子。

這一醫療技術的核心環節是在人工授精的胚胎還沒有被植入子宮之前，對胚胎進行檢查和篩選。通常的過程是：實驗室中的受精卵一旦開始分裂成為胚胎，醫生就從其中提取一個細胞進行基因檢查。如果檢查證明這個細胞不帶致病基因，這個胚胎才會被植入子宮。

但英國政府此前一直對此予以嚴格限制，適用疾病基因領域僅涵蓋囊性纖維化(遺傳性胰腺病)等遺傳致病率相當高的疾病。

在2005年夏天，英國人工授精及胚胎管理局開始允許進行基因篩選，但條件是只能用於救助自己孩子的夫婦。在此次被媒體熱炒的「無癌寶寶」誕生之前，世界上已經有約1000名試管嬰兒進行過PGD，並且表現正常。這些病例涉及十餘種遺傳性疾病。2006年5月，就有一名身患視網膜母細胞瘤(遺傳性眼癌)的婦女借助PGD技術懷上了一個「定制嬰兒」。更早之前，2001年美國芝加哥生育遺傳研究所的科學家就曾經為一對帶有利弗勞梅尼綜合症基因的夫婦培育了一個不攜帶該基因的健康男嬰。

實際上，在大部分「試管嬰兒」的培育過程中，當卵子受精成功後，胚胎移入子宮前，檢測人員通常都要使用PDG技術，從胚胎中取出一個細胞，在顯微鏡下進行基因檢測，以確定胚胎的遺傳基因是否紊亂。一般情況下，通過人工授精的方法受孕的夫婦，都會要求檢測人員為胚胎進行基因檢測，以防止任何遺傳性疾病遺傳到下一代。並且，PDG技術在檢測並發現包括先天愚型、血友病和膽囊纖維症等遺傳性疾病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血友病就只會遺傳給男性。醫生可以通過對胚胎細胞進行檢測，得知胚胎的性別。如果一個家族有血友病史的話，那麼通過檢測後，只有雌性胚胎才可被重新移入子宮內，這樣做，為的是避免雄性胚胎遺傳有血友病。

「無癌寶寶」的誕生，被很多人視為「基因改造人」的前奏曲，因而，對「無癌寶寶」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其倫理意義上。究其根本，無非是擔憂此類技術是否會動搖人類所固有的本質，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或是影響人類自身特徵的多樣性。這一擔憂的背後，是所謂的「基因決定論」在作怪。

但基因決定論其實是無法成立的。依照學界共識，首先，一個人的個體本身，不可能也不應該直接被認為是由所有基因的集合來決定；其次，在分子層面上，基因並不扮演絕對排他的角色，而是以微觀的、決定性的方式與環境進行互動，並且按照偶然性的原則產生完全無法預測的基因突變或其他類似的改變，其最後結果完全是一個概率問題；最後，基因對於生物特徵表現的控制，要受眾多其他因素影響，尤其在外部環境改變時，生物體特徵的表現也會隨之改變，基因不能決定一切。基因的存在使生物體得以表現某種特徵，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基因具有控制表現的作用。不過基因會和環境互動，視環境介入的方式不同而產生表現程度上的差異，就結果來看，基因決定的程度並非百分之百，而是與環境或其他因素共同決定其表現形式。因此基因並非絕對決定因素，其作用也要講「相對論」。

退一步而言，就所謂「機會平等」而論，人類社會在消除由於人類自身原因而造成的社會制度的不平等上一直不遺餘力，而為何在面對遺傳疾病、先天基因缺陷等等自然機遇造成的不平等方面卻信奉「物競天擇」？何況人類科技發展進步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一直與自然法則相抗衡的過程，用於人體胚胎的基因醫療技術，歸根結底乃是出於為人類謀求福利的動機，豈能因其可能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一些捕風捉影的威脅便一棍子打倒。如果比照「可能有害」之原則而禁止，則人們可能都要吃生食度日，因為火焰的使用還有可能引發火災人命，且有可能為不法之徒用來行兇。再比如汽車在不諳駕駛技術之人手中操縱上路，便是「馬路殺手」，而熟習駕駛之人卻能獲取莫大便利，又怎能因為一點瑕疵而徹底棄絕呢？

只要法律、道德等外部制約以及技術成本能夠保證諸如「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這樣的技術能夠在謀求人類整體福利的軌道上正常運行，我們就應當像對待其他存在潛在危險的高新技術一樣，通過制度保障取其利，同時通過監管機制捨其弊，關於「無癌寶寶」的倫理爭議，真正的意義或在此處，即通過公眾的維繫，使一項新事物能夠依照正確的方向前進，而非因一些莫名的恐懼便將其扼殺。(秦晉 作者單位系某生物信息技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