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然而這些便利卻有可能增加我們患抑鬱症的風險，因為它們無情地剝奪了辛苦勞動為我們大腦帶來的獎賞。

幾十年來，耗資數十億美元的抗抑鬱藥產業已經表明，影響神經系統的化學物質—— 5-羥色胺（serotonin）的失衡，極有可能是導致抑鬱症發生的根源，但研究人員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實這一點。儘管當前有許多藥物療法可供選擇，抑鬱症的發病率卻高於以往任何時期。

如果大型製藥公司沒有治療抑鬱症的有效方法，我們能否尋求一種新的手段，比如嘗試非藥物療法，幫助越來越多在情緒紊亂中掙扎的人減輕痛苦？如何保持心理健康？人們能否控制日益緊張的日常生活，進而將注意力集中於更有意義的心理活動，比如解決挑戰性的問題以及規劃未來？

現今的生活方式中是否存在危害人們心理健康的東西？古代人是否不容易受到抑鬱情緒的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可以從古人的生活方式中學到些什麼，來重建自己的快樂心境和健康情感？為了建立一個新的、更完善的抑鬱症理論，我檢索了相關文獻，查找在進化中可能觸發情緒反應的因素，重新評估了大腦在健康和非健康狀態下的運行方式，並且明確了可能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的關鍵因素。

十幾年前，聽了心理學家、積極心理學運動（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創始人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場演講之後，我便開始思考當代生活方式對人們心理健康有怎樣的影響。塞利格曼當時是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他在演講中介紹了完成於20世紀70年代的兩份研究報告：研究人員調查了不同年齡組的人一生的抑鬱經歷，並對結果進行了分析。

當時，我以為結果顯而易見：年長的人會訴說出更多的抑鬱，畢竟他們經歷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遭受了更多的苦難和損失。怎麼能把他們的精神痛苦和年輕一代短暫（到目前為止）又很少挫折的安逸生活相提並論呢？

令我震驚的是，調查結果恰恰相反。塞利格曼報告說，年輕人更容易遭受抑鬱的困擾。事實上，一項研究發現，20世紀中期出生的人患嚴重抑鬱症的可能性，是20世紀早期出生的人的10倍。這一發現在另一項研究中得到了證實。

過去和現在

用雙手進行辛勤勞動，是阿米什（Amish）人的抑鬱症發病率遠低於美國其他地區的一個可能因素。

6年前，當我給3歲的小女兒斯凱勒（Skylar）讀睡前故事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晚斯凱勒選擇的是《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它是我童年時代最喜歡的故事之一。

多年來，我利用給女兒讀故事的時間來思考第二天要做的事情。讀著諸如《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這類書時，思考對我而言輕而易舉，因為這些書在女兒們年幼時我已經讀過無數次了。「晚安，房間」……我得修改一下星期三的演講稿；「晚安，月亮」……記住要把雞胸脯從冰箱裡取出來；「晚安，奶牛跳過月亮」……明天我必須在實驗室完成對大鼠大腦的分析；「晚安，燈光」……我要為大女兒勞拉（Laura）的實地考察旅行簽署許可協議。

但是那天晚上，關於大草原生活的故事莫名地吸引了我。英戈爾斯（Ingalls）家的爸爸媽媽艱辛的生活非常吸引人，我完全沉浸其中。他們的女兒勞拉·英戈爾斯·懷爾德（Laura Ingalls Wilder）詳細地描述了這家人一整年來種植、收割、捕獵的生活。而我只是去超市購物、閱讀加熱指南烹飪食物——相比之下，我的生活是多麼無趣啊！

我總是抱怨洗衣服太煩，但是與英戈爾斯媽媽相比，我的勞動就不值一提了。她必須用洗衣板搓洗每一件衣服，然後掛到外面去晾乾，而且所有衣服都是她親手縫製的！我給女兒洗澡不用收集雨水，也不需要從井裡打水，我做的只是把水龍頭打開。英戈爾斯一家還必須自己製作大部分日常用品，包括玩具、蠟燭、肥皂、蜂蜜還有黃油，而這些東西我都是買現成的。那天晚上， 《草原小屋》 碾碎了我這位母親的自我憐憫。我意識到，和一個世紀之前的人相比，我的生活就像是在公園裡散步一樣愜意、悠閒。

當然，我不是建議我們應該回到過去，親手攪拌黃油或鞣制皮革。但我認為我們必須反省：當代生活中充斥著越野車、DVD光碟、筆電、手機還有微波爐，這樣舒適的數字化現代生活方式，是否就是1970年以後抑鬱症患病率一路飆升的根源？當撥動按鈕開始取代土地耕作的時候，我們是否失去了某些對心理健康至關重要的東西？從神經解剖學的觀點來看，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因樂趣而工作？

伏隔核是大腦的快樂中心，它在運動系統（紋狀體）和控制思維過程的前額葉皮層之間形成了一個重要界面。

當體力勞動產生切實可見的東西，特別是獲得了生存所必須的資源（這一點尤其重要）時，大腦會依照「程序」產生強烈的滿足感和愉悅感。事實上，當我們的祖先還身著皮毛的時候，大腦就已經得益於這種有意義的行為了。畢竟，自然需要一種方式來防止最早的人類變成「洞穴裡的馬鈴薯」：整天無所事事，不能為營地帶去新鮮的獵物，也無利於維持一個安全的居住地。

我把這種精神回報稱作「由努力驅動的獎賞」（effort-driven rewards）。它不僅能帶來強烈的幸福感，還有其他重要的好處：提高人們控制外界環境的能力；帶來更積極樂觀的情緒；也許最為關鍵的是，提高我們對抗精神疾病（比如抑鬱症）的能力。

「由努力驅動的獎賞」可以被想像為一個巧妙的進化工具，它激勵早期人類保持獲取生存資源所必需的體力活動——來尋找食物、對抗惡劣的自然環境、繁殖後代保持種族延續等。然而，「由努力驅動的獎賞」並不僅僅來自於體力勞動，它還涉及許多複雜運動，其中包含了複雜的思維過程。想像一下，數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穿越森林、橫跨平原，去跟蹤一群野豬的情景。那些動物都是極其凶殘的對手，一個成功的捕殺策略必然需要幾個獵人的共同努力和有效的社會聯絡、相互支持。追逐獵物或者把獵物引誘到挖好的陷阱，需要獵手們足夠的智慧。預期的收穫使他們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實際上，與達到實際目的相比，期待快樂的事情發生能使大腦產生更多的愉悅感。一旦捕獵成功，在享受美味之前，獵人們給獵物剝皮的時候，內心就已經充滿了成就感和滿足感。

我們的雙手在獲取「由努力驅動的獎賞」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不難理解為何它們對於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雙手賦予了我們控制環境的能力。事實上，運動，尤其是實現預期結果的手部運動，在預防和對抗抑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中都發揮著關鍵作用，而這正是「由努力驅動的獎賞」理論提出的必要前提。進一步講，我們更傾向於祖先賴以生存的養育後代、打掃衛生、做飯、餵馬、建造房屋和農場所必需的手部運動。

但如今，我們購物去超市，出門開跑車。我們和最早的人類大腦容量幾乎相同，內部結構和化學成分也完全一樣。即使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我們仍然保留了獲取「由努力驅動的獎賞」的自然需求。

我們已經從「由努力驅動的獎賞」中逐步取消了體力勞動——同時也去除了體力勞動所包含的複雜活動和思維過程，但是這樣做真的沒問題嗎？當今社會是否正在剝奪某些對於我們的精神健康至關重要的快樂？

生活方式和抑鬱症

織毛衣或者製作剪貼簿可以減輕壓力，使大腦以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方式工作。

與我們的祖先相比，哪怕與那些生活在100年以前的人相比，儘管神經系統的解剖結構和化學組成完全相同，但我們使用大腦和雙手的方式卻與他們截然不同。20世紀初，勞動力市場中農民的比例為38%，而到了20世紀末，農民所佔比例已不足3%。如今，大部分人都是腦力工作者而非體力勞動者。服務行業中，腦力工作者比例大幅增長，從1900年的31%上升到1999年的78%。

在你想好了要做的事情後，可能也會有一種成就感。對問題進行理性思考也會產生快樂，因為它激活了前額葉皮層。但是「由努力驅動的獎賞」不僅激活解決問題的前額葉皮層，還會激活控制運動的紋狀體以及獎賞激勵中心伏隔核，進而帶來一次更完整的大腦體驗，為人們迎接生命中的下一個挑戰做好準備。缺乏「由努力驅動的獎賞」會造成大腦活動的減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降低人們控制環境的能力，增加我們遭受精神疾病（如抑鬱症）的可能。

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抑鬱症的困擾呢？專注於織毛衣或者製作剪貼簿，可以使你從生活壓力中解脫出來，讓大腦以一種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方式運行。出去逛公園或者去體育館做運動，尤其是進行一些我們認為有意義的活動，同樣可以促進重要的情感神經化學物質的分泌，如5-羥色胺和內啡肽（endorphins）。相比服用任何劑量的單一藥物，這些活動能使大腦以更有意義的方式運轉。原因何在？因為這些活動本來就屬於我們的生活。當人們面臨挑戰，開始思考對策，著手執行計畫，構想最終結果時，大腦就會記錄下這些情形，以便在將來作出類似的反應。

一名體操運動員需要完成簡單的肌肉重複訓練，才能學會複雜的動作。同樣，我們也需要不斷地積極體驗簡單的「由努力驅動的獎賞」，進而完成複雜的精神體操，來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任何事情，如果能讓我們明確看到，付出即有收穫，並且幫助我們感覺到自己可以掌控挑戰性的環境，那麼它就是精神維生素，有助於營造愉悅的心境，增強我們對抗抑鬱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