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尋找最後的蒙古騎兵
從威震世界到潰不成軍，八里橋之戰不僅是蒙古騎兵淒婉的絕唱，更是整個遊牧民族的面臨的巨大危機。從這一刻開始，這個馬背上的民族不得不直面工業文明的挑戰。
1860年9月21日清晨，一場殘酷的戰鬥在北京郊外八里橋上演，對陣雙方是清朝軍隊和英法聯軍。
清軍主力是兩萬五千多名蒙古騎兵，其統帥是一年前指揮清軍成功擊退英法聯軍的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而英法聯軍總兵力一萬八千人，實際投入作戰的是大約六千人的法國軍隊，統帥是六十四歲的老將孟托邦。
一年前大沽保衛戰的勝利讓僧格林沁對這場大決戰充滿了期望，而在坦蕩如砥的華北大平原上遭遇曾經橫掃歐亞的蒙古騎兵，孟托邦的心裡也著實沒底。然而，出乎雙方指揮官的意料，戰場上並沒有出現「短兵相接」、「刀光劍影」的肉搏戰，而是英法聯軍主宰下的徹頭徹尾的大屠殺。
「儘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衝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法軍軍官吉拉爾親眼目睹了這支蒙古騎兵的覆滅，「這些勇敢的，然而還不夠靈活的戰士，與其把戰場易手，讓給敵人，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此役，僧格林沁統帥的數萬蒙古鐵騎僅有7人生還，而英法聯軍總共死亡12人，其中還包括自己人的誤傷，以至於法國議員們譏笑這是一場「引人發笑的戰鬥」。
雖然軍事學家們津津樂道於僧格林沁在這場戰役中的指揮失誤，但是，超過1000：1的死亡比率，無論如何也不是僧格林沁個人的失敗。從威震世界到潰不成軍，八里橋之戰與其說是蒙古騎兵淒婉的絕唱，倒不如說是遊牧文明遭遇工業文明的悲愴開端。
失落的馬背民族
與當年法國議員們用「一場引人發笑的戰鬥」來嘲弄僧格林沁統帥的蒙古騎兵不同，70多年後，另一位法國人——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卻對他們充滿了崇敬之情。他在自己的代表作《草原帝國》中提醒人們注意：「草原上的馬上弓箭手們統治著歐亞達13個世紀之久……自從這些弓箭手們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來，僅僅才過了三個世紀。」
遊牧民族為什麼能夠統治歐亞大陸13個世紀？
在勒內·格魯塞看來，在冷兵器時代的古代社會，「馬上的弓箭手們射出的利箭是一種不直接交鋒的武器，在當時具有戰鬥力和摧毀敵人士氣的作用，幾乎與今天槍手們的子彈作用一樣。」在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衝突中，遊牧民族往往佔據著明顯的軍事優勢。
很顯然，勒內·格魯塞把這種軍事優勢集中到了弓箭上，但他忽略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與草原帝國的支柱——馬。道理很簡單——弓箭固然強大，卻並非牧人們獨有。農耕民族歷來就有使用弓箭的傳統，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的農耕民族就已經發明了比弓箭更精準、更強勁，也更有殺傷力的弩機。如果不是因為缺少戰馬，農耕民族也不用辛辛苦苦修築長城來抵禦遊牧民族了。
遊牧民族1300多年的輝煌歷史，無一例外的都建築在他們強健的馬背之上，而13世紀勃興於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則一直自稱為「馬背上的民族」。
13世紀中葉，一位歐洲傳教士在覲見蒙哥汗後記錄下了蒙古騎兵的形象：「他們大頭、小眼睛，肩膀出奇地寬，吃在馬上，睡在馬上，開會也在馬上，他們大概有幾個月沒下馬，皮革制的衣服已經腐爛並和皮膚粘連在一起。」很難想像，幫助他們征服世界的不是高大威猛的大宛馬或阿拉伯馬，而是個頭小速度慢，其貌不揚的蒙古馬。
在今天看來，蒙古馬恐怕是最劣等的馬了。它們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礙能力也遠遠不及歐洲的高頭大馬。但它們是世界上耐力最強的馬，對環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最低，無論是在亞洲的高寒荒漠，還是在歐洲平原，蒙古馬都可以隨時找到食物。蒙古馬有超強的耐寒能力，不僅能刨食40厘米深雪下的牧草，而且能在零下50度的極低溫下生存，因而被人們稱讚是「最接近駱駝的馬」。
蒙古馬不僅可以隨時勝任騎乘和拉車載重的工作，而且還是蒙古人的食物來源。蒙古騎兵出征時往往帶著大量的母馬，隨時為士兵們提供馬奶。這就大大減輕了蒙古軍隊的後勤壓力，使得蒙古軍隊具有當時任何軍隊都難以比擬的速度和機動能力。
據《蒙古族古代戰爭史》記載，從長江北岸至保加利亞，部隊集結時間不過兩至三個月，每天平均行軍速度達90至95公里。而它作戰時的推進速度同樣快得驚人：攻佔北俄羅斯，用了2個月零5天，每天的平均速度85至90公里；攻佔南俄羅斯，用了2個月零10天時間，每天進攻速度55到60公里；攻佔匈亞利和波蘭，用時三個月，每天進攻速度為58到62公里。相比之下，二戰後期，蘇聯紅軍在基本沒有阻力的情況下，從波蘭的維瓦斯河直撲德國的奧得河，在20天裡也只推進了500公里，每天只有25到30公里而已。而這此戰役曾一度被視為現代戰爭中推進速度最快的戰役。
清代中後期，當滿八旗和漢八旗在關內提籠架鳥，喪失戰鬥力的時候，蒙古騎兵則成了清王朝最倚重的軍事力量。此起彼伏的內外戰爭中，滿洲親貴率領的八旗軍隊連遭敗績，而忠勇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剿滅太平天國北伐軍和大沽口保衛戰擊退英法聯軍的「殊勳」，猶如一劑強心針，一度被滿清貴族倚為「長城」和「柱石」。
然而，時過境遷，當八里橋之戰的對手已不再是手持兵刃的中世紀軍隊，而是裝備著來復槍和西洋大炮的近代軍隊時，靠弓箭和馬刀禦敵的蒙古騎兵也只能接受慘敗的現實。
據歷史記載，成吉思汗時期，蒙古草原上至少有一千萬匹蒙古馬自由馳騁。然而，八里橋慘敗後，清政府對蒙古騎兵喪失了信心，以至於晚清數十年都不再向蒙古地區徵兵。1934年，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在內外蒙古交界的諾爾包曾經統計了一家蒙古牧民的牲畜，分別是「馬2匹、牛27頭、駱駝28匹、羊300多只」。很顯然，馬在蒙古人中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了。
停滯的蒙古草原
八里橋戰後，曾國藩、李鴻章引進洋槍洋炮編練的湘軍和淮軍正式取代蒙古騎兵，成為大清帝國最後的軍事支柱。
但對於那些蒙古王公來說，這次慘敗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蒙古王公們依然故我的享受著悠閒自在的貴族生活。因為年班晉京（清朝慣例，每年終了，內外蒙古的王公要分班循環進京上朝值班）或「入值當差」等原因，蒙古王公大多都曾在北京生活過。而滿蒙聯姻的祖制，使他們與滿清貴族也多有姻親關係，由此也習染了滿清貴胄們奢靡腐爛的生活作風。
據汪國鈞《蒙古紀聞》記載，僧格林沁兵敗八里橋時，同為內蒙古王公的喀喇沁右旗郡王色伯克多爾濟正醉心於京劇，他在王府後花園建起了戲台，專門挑選蒙古子弟演戲，號稱「弟子班兒」，終日演戲作樂。
色伯克多爾濟死後，新繼位的旺都特那木濟勒「子承父志」，耗費巨資購買行頭，添置奇幕，延請文物角色教授昆曲、高腔、二黃等漢族戲劇。由於兩代郡王都沉迷戲劇，優伶們恃寵而驕，橫行無忌，最終在旺都特那木濟勒的五十壽宴上爆發了練軍和優伶負氣鬥毆的惡性事件。
耽於享樂的絕不僅僅是色伯克多爾濟父子。早在1828年，伊克昭盟貝子桑齋旺親就因揮霍無度，肆意加重賦役就引發了聲勢浩大的「獨貴龍」運動。而1853年到1869年間，土默特右旗貝子德勒克色楞也因同樣的原因激起持續16年的「八枝箭」武裝抵制鬥爭。這些成吉思汗的子孫們早已沒有了祖先們躍馬草原，彎弓射鵰的英武神勇，更沒有先輩橫掃歐亞開闢萬里疆土的壯志豪情。清王朝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嚴格限制了王公貴族的流動與擴張，而待遇優渥的扎薩克制度則銷蝕了他們戰天斗地的最後一絲豪情。
相對於蒙古王公，遍佈蒙古草原的喇嘛更可謂是死水一潭。直到清王朝滅亡十年以後，美國探險家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仍然感受到了它那種「毫無價值」的存在。他在《庫倫寫真》中這樣描述：
蒙古牧民也過著一成不變的遊牧生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在蒙古族居住區所看到的仍然是延續了數千年的遊牧方式——既沒有「保護和容納牲畜的圍欄，更不準備乾草等冬儲飼料，只是將牲畜放牧於曠野中，逐水草而移動」。其結果「即使在平常年份，冬季因為降雪也會失去二成至三成的羊群。」
儘管如此，尚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的蒙古人，還是不願放棄這種原始的遊牧方式。因為，對於一個五口人的蒙古家庭，只要有「50隻羊、8頭牛、2匹馬就可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如果有了上百頭牲畜，就可以任其自然繁殖，即使因為越冬或疾病死掉幾成，一家人仍然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
不過，仍然有一些變化緩慢地出現在蒙古草原的東部和南部邊緣。這主要是因為自清朝中期開始，漢族移民的大舉湧入。在蒙漢雜居地區，江上波夫看到：「在那裡都為羊群和仔羊設立圍欄或者土造的家畜圈捨，儲備乾草以作牲畜的冬儲飼料。」他們與蒙古腹地最大的不同是，「將牲畜、毛皮等主要用於商品交換，而自家用的部分比較少，故他們的生產已有商品生產的性質。」
工業化的挑戰
與東南部的農墾不同，蒙古草原北部則已經開始感受到了工業文明的氣息。
在二十年代的蒙古草原上，庫倫是最具有現代氣息的城市。1920年，美國探險家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來到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庫倫。他所看到的是「中世紀的一個遺跡，蓋上了二十世紀文明的外飾：一個極端矛盾顯然不合時宜的城邑。汽車和來自無人煙的戈壁大沙漠的駱駝隊商相交錯。神聖的喇嘛穿著火紅的或黃色的寬袍和穿著黑長衫的牧師相並而行，棕黑色的蒙古女人戴著奇特的頭巾瞠目注視最時樣的俄國姐妹們。」
其實早在1604年，俄羅斯人就開始涉足這片土地，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俄羅斯和蒙古地區之間僅僅是限於中俄邊境的商貿往來，俄國對蒙古地區的影響並不明顯。但是，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慘敗讓俄羅斯看到了清政府的懦弱。剛剛完成農奴改革的俄羅斯亟欲在中國打開工業產品銷售市場，於是利用英法兩國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改訂陸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條約，從而獲得了比中國內地旅蒙商人優厚得多的貿易特權。
19世紀80年代初，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發現「烏里雅蘇臺周圍地區的草原上至少已有四分之三的居民穿的都是俄國棉布做的衣服」，中國的手工業產品徹底敗給了俄國的工業製成品。
1902年，清政府正式廢止執行了250多年的蒙禁，開始大規模放墾蒙地並全面籌劃蒙古改制，此時，沉睡了上百年的蒙古王公才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一大批蒙古王公上奏朝廷要求改革圖強。其中改革最為積極成效最大的是喀喇沁郡王貢桑諾爾布。
和沉迷戲劇的祖父、父親不同，26歲繼位的貢桑諾爾布對蒙古族的危機有著深刻的認識，並積極推動喀喇沁右旗的各項現代化改革。經過十餘年的努力，貢桑諾爾布編練了新式軍隊，組建了警察隊；創辦了蒙古族歷史上最早的新式學校，出版了蒙古族歷史上第一份報紙；開通了自喀喇沁右旗到北京的電報線；並且開辦了織造氈毯，製作染料、肥皂、蠟燭等日用品的綜合性工廠，開設了百貨商店，甚至籌劃與外商合資開採本旗金銀礦藏，後因清政府不予批准而落空。
與此同時，其他蒙古王公也紛紛推行新政，一批新式學堂和工礦企業相繼創辦起來。也許假以時日，蒙古社會也會逐步實現現代化。不過一切已經為時已晚。
1904年，世界最長的鐵路——西伯利亞鐵路開始通車。三年後，俄羅斯又在中國東北築起了一條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裡，南至大連的中東鐵路。時隔幾年，從北京到奉天（瀋陽）的京奉鐵路、從北京到歸綏連接綏包鐵路的平綏鐵路相繼開通，蒙古大草原被不斷延伸的鐵路網所包圍。
時隔20多年後，美國人拉鐵摩爾在蒙古高原充分感受到了鐵路對蒙古社會的巨大影響。他在《亞洲的內陸邊疆》描述了鐵路對蒙古社會的巨大影響：「鐵道整個地使原有的粗淺和精深兩種經濟的天然平衡變形。從北方，鐵路把俄國商人從它的側面送進外蒙古，俄國移民也隨之進入。」
便捷的交通使外蒙古逐漸脫離清王朝的控制，最終淪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而在蒙古草原東方和南方，「由鐵道送進內蒙古的漢族移民比商人要多」，內蒙古和內地的經濟聯繫變得更加緊密。
在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鐵路的延伸和分割中，曾經完整的蒙古大草原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了南北兩部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在俄羅斯的策動下外蒙古開始自治。而一度謀求蒙古獨立的貢桑諾爾布放棄了蒙古獨立的主張，內蒙古最終留在了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