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石牌

石牌不可能銘刻「魏武王」

東漢末年，軍閥們為了籌集軍餉和攫取寶物，瘋狂掘墓，曹操也幹過盜墓的事。《文選》載陳琳起草的《為袁紹檄豫州》列舉曹操發掘梁孝王墓時說：「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唐朝李善注說：「《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在這種盜墓成風的時代，曹操不能不考慮防止身後陵墓被盜。曹操一生政敵私仇很多，在遺令中他說墓葬要「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固有他當時提倡薄葬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防盜墓。曹操遺令說，他的墓葬中要「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又遺令「金珥珠玉銅鐵之類，一不得送」。這就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墓中沒有值錢的東西，沒有必要盜挖。

曹操為了表明不埋葬金玉之物的決心，連標誌他履歷身份的金璽也沒有帶在身上。曹植在《武王誄》中說：「璽不存身，唯紼是荷。」隨葬的只是系金璽的綬帶。這樣也可不暴露身份，防止政敵仇家掘墓辱屍。

如果說，曹操在遺令中只是透露出他的防盜考慮，那麼明白無誤地講其防盜墓意圖的，是曹丕後來所作的《終制》中說出的：「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曹丕從漢氏諸陵被盜掘的慘痛教訓中看到，「厚葬封樹」是盜墓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說出防盜墓的最終目的是：「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墓葬是藏起來，使人找不著，看不見，更不標示墓主的身份姓名。曹丕是曹操主喪的孝子，他對墓葬的這種認識，會把刻有明確標示他父親身份的「魏武王」的石牌埋入墓中嗎？他不怕曹操墓也像漢氏諸陵被發掘，骸骨被燒的焚如之刑嗎？這些違背曹操遺令、遺願，違背曹丕令文、意願，標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到底該怎樣解釋呢？

當時公文沒有「魏武王」稱謂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記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漢獻帝策命「為魏公」。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6年)，漢獻帝「進公爵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曹丕繼任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曹操去世10個月之後，即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禪代漢室稱帝。《三國誌·魏書·文帝紀》記載，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漢獻帝在禪位的冊書中有「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的文句。

曹丕即位，又改延康為黃初。黃初元年十一月，「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從這些當時的公文正式行文用語來看，曹操去世後正式標準用語是謚號「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而在安陽所謂「曹操墓」中的石牌文字的書寫銘刻，是一件極嚴肅鄭重的事，書寫用語應該與正式公文的用詞相一致。所以，石牌上不可能書寫銘刻「魏武王」。這裡還有一個佐證，曹植哀悼曹操的誄文題目是《武王誄》而不是《魏武王誄》，這證實曹操下葬時的正式稱謂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由此可以判認，「魏武王常所用倩⒋籜」等石牌銘文是假的，是偽造的。

「魏武王」銘文有常識性錯誤

曹操去世時的建安二十五年，還是漢獻帝的年號。曹操被謚封的「武王」，是漢朝的「武王」，而不是漢封魏國的「武王」。曹丕禪代漢室，漢獻帝在冊書中說的「武王」，也是漢的「武王」，不是魏國的「武王」。曹丕稱帝后，才追曹操為「考武王曰武皇帝」。劉心長說，這是鑒別石牌是真是偽的關鍵點，是要害部位。「魏公」、「魏王」、「武王」，是3個平頭等序的詞，所謂平頭等序是指大漢皇帝賜給曹操的爵位，如果在爵號前加主屬詞，只能加大漢或漢，不能加魏。如果真是在曹操墓中埋葬了標有「魏武王」字樣的石牌，那就標明曹操已經篡漢了。這件事不論是曹操臨終遺命，還是埋葬曹操時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兒子曹丕干的，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同時，在是否代漢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曹操生前是有過慎重考慮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為丞相。為了平息輿論，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有名的令文《讓縣自明本志令》。曹操在令文中回顧了他的思想發展過程，開始青年時期的志向並不大，「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曹操平定天下的功勞越來越大，同時權位也越來越高越重，所以恐人「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於是把別人想說的話自己真實地講了出來。曹操列舉歷史上的範例，說他三世深受漢室厚恩，決不篡漢。曹操把他心裡的真實想法先告訴社會上的人們，「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劉心長認為，曹操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在他去世前的10年，為時不算太長。當時曹操代漢這件事不但在曹操政治集團中的人有議論，連東吳的孫權也看出強大而握有重權的曹氏代漢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所以就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勸曹操當皇帝。《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記載：「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這小子打算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呀！曹操心裡明白，誰搶著篡漢稱帝，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記載：「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操的意思表達清楚了，已經掌握了實權，可以發號施令，也就行了。在他這一代，決不代漢，不冒這個政治風險。如果有可能，他的下一代即曹丕那一代可以代漢，他只發揮周文王的作用。

「這件事在當時是一個重大而敏感的政治問題，但後來就變成一個歷史常識了。」劉心長因此質疑，曹操早年的最大志向是死後在墓道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怎麼在曹操並未代漢的情況下卻在曹操墓中發現了標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呢？考古專家和有關學者在認定石牌時考慮過這個常識性的問題沒有？如果沒有考慮到，是水平問題；如果考慮到了，就是態度問題了。

所以，僅憑石牌上「魏武王」這3個銘文，就可以正確認定石牌是假的，是偽造的。如果不是，怎麼解釋？請考古專家和有關學者作出回應。

「魏武王」稱謂是歷史文獻錯誤

漢末曹魏時期的正式公文中，沒有「魏武王」的稱謂。因為「魏武王」的稱謂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因為曹操身份特殊，此事敏感。實際上，如果在朝代上沒有疑問，墓主身份也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後世史學家和世人也可以用郡國封地稱謂墓主。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中，說過「梁孝王」。「梁」是西漢孝王劉武的封地。《三國誌·魏書·武文世王公》中也有「任城威王彰」、「彭城王據」等稱謂，「任城」，「彭城」，也是封地。

但是，曹操就不同了。當時就有不少人疑心曹操要篡漢，這是一個重大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魏武王」的銘文不可能在曹操墓中出現。如果曹操墓中的石牌不寫漢臣，而寫「魏武王」，會帶來政治麻煩，給政敵以口實。歷史事實是，曹操時期不但沒有「魏武王」的稱謂，就連「魏武」這個詞也沒有，只稱「魏公」、「魏王」，死後謚「武王」、追「武皇帝」，「魏武」是後來史學家和文人對曹操的稱謂。

劉心長注意到，「魏武王」的稱謂在曹魏兩晉時期的歷史文獻中沒有出現過，只是在南北朝及其以後的歷史文獻中才有記述，而這些記述都是存有問題的。「魏武王」的稱謂在歷史上以東晉末年和南朝初年為分水嶺，東晉末年以前歷史文獻沒有「魏武王」的稱謂，南朝初年以後的歷史文獻中才出現了「魏武王」的記述。不過，這種歷史文獻中的亂象，稍加考析即可辨清。不管是南朝《宋書》，還是北朝的《水經注》，以及再後唐初的《晉書》，都不能否定曹魏時期只有「武王」的謚號而沒有「魏武王」的稱謂。

所以，劉心長認為，由此可態度堅定地指認判言，安陽大墓中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是假的，是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