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古玩界有一「誤識」——「元代無青花」。這一「誤識」的改變，不是中國人，而是兩名外國人，一是英國的中國古瓷專家霍布森，一是美國的中國古瓷專家波普。他們糾錯的主要根據是1929年從北京古剎智化寺流失到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的兩件銘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雲龍紋象耳瓶，即元青花標準器——「至正瓶」。

幾十年過去了，元代青花得到國際國內公認，並受到國際社會追捧。然而，對「至正瓶」的介紹和研究，不是照抄照轉霍布森和波普的結論，就是附會演繹霍布森和波普的說法，更有甚者是以訛傳訛，美化倒賣這兩件文物的犯罪分子。至於這兩件文物的燒製者何許人也，從何地以及為何供奉到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國，諸如此類，無人問津。《元青花標準器——「至正瓶」從北京智化寺流失倫敦之謎揭秘》的作者，根據祖傳的鮮為人知的資料，並結合在國內國外實地考察的證據，披露了一系列與元青花標準器「至正瓶」相關的秘密：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兩件產自中國的高63.5厘米、題有「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瓷瓶——元代雲龍紋象耳青花瓷瓶而聞名於世。這兩件青花瓷瓶自20世紀50年代被美國佛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國古陶瓷學者波普

博士命名為「14世紀青花瓷」以來，成為舉世公認的「至正型」元青花斷代的標準器，被稱為 「至正瓶」。

我國被尊為「鑒瓷大家、文博界國寶」的耿寶昌先生在《中國古代陶瓷藝術——元明清釉下彩》的開篇《淡潔雅致的釉下彩瓷》中亦寫道：「目前所知，流散於海外的高檔元青花瓷傳世品約200餘件，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兩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雲龍象耳瓶。」然而，在汗牛充棟的關於中國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儘管幾乎都要提及「至正型」雲龍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卻尚未發現一篇準確

介紹該瓶從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國經過以及該瓶銘文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以訛傳訛。時空變化，國運興衰，都會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痕跡。追尋痕跡，則可從點點的一斑斑中，窺得全豹。揭開「至正瓶」以及中國元代精品瓷器生產的秘密，也是這條途徑。

筆者根據父輩遺留下的鮮為人知的資料並到國內外實地考察，現對 「至正瓶」銘文的誤釋以及對「至正瓶」流失經過的誤解包括盜賣「至正瓶」的涉案人員及其下場等真實情況予以披露，不僅要還「至正瓶」身世的本來面目，而且要使國人不忘這段國恥。

一、北京古剎智化寺的興衰

如同苦難的人生一樣，已有842年（1351——2009年）歷史的「至正瓶」，從出生到如今，經過了三段顛沛流離的歷程——江南廟宇供奉（1351——16812年）、京師古剎供奉（1682—1929年）、英國倫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從「至正瓶」的第二段經歷說起。這兩件珍寶及一批國寶流失海外，與北京古剎智化寺的興衰有著直接的關係。

（一）智化寺的建立

智化寺，又名智化禪寺，位於紫京城東8里黃華坊內的祿米倉東側，即海岱門內西100米處（圖），佔地面積30畝。它至今仍保持明代早期建築藝術特徵，是北京現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結構建築群。它和天安門一起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英宗朱祁鎮的司禮太監王振住宅側面的家廟。建造竣工於明朝正統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賜名「智化禪寺」。

太監王振建大宅第，修家廟，明英宗縱容，緣起於「托孤」之事——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駕崩前夕，授王振為元輔，命其輔佐太子朱祁鎮。這就是廟存《王振碑》中所說「宣宗章皇違豫，獨荷付託之，命……改元輔」。從此，朝臣懼怕，皆恭稱他為「元輔翁老」。《明史》中也載：「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智化寺開始香火興盛，幾乎成了一處民間的皇家寺院，是由於英宗在王振死後下了兩道諭旨：一是「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二是諭令皇宮的「僧錄司左衛講經僧官然勝」，為「智化寺開山宗師」。

從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皇帝賜封佛門師祖，並掌朝廷「僧錄司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朝康熙年間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在明代，智化寺修繕，都是朝廷操辦。如明萬曆五年（1577年）重修時，萬曆神宗皇帝不但御書「敕賜智化寺」，還令「司禮監管監事，兼掌內府供用庫印，提督禮儀房、太監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

到了清朝康熙年間，智化寺並沒有因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興旺。

朝廷對智化寺的重視和賜封，不亞於明代，反而有加。而且，還出現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京城皇宮內佛殿住持的情況。如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寫有「皇清示寂，欽命賜紫內萬善殿正住持，掌僧錄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師祖篤修德公和尚覺靈」字樣。智化寺各殿閣結構在康熙朝有過重大變化，原因是地震後重修。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從不同角度，多有記載：

清朝史料記：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時至酉時，聲如雷，勢如濤……宮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眾……帝避震於景山」。

當時在京城的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Du Halde)記述：「1679年9 月2日，在北京發生了可怕的地震。許多宮殿、寺院、塔和城牆都傾倒……這次地震延續了三個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貴族曾離開宮殿，住在帳幕內……」。 （注1）

當時擔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書的《重修長椿寺碑記》中，記載京城廟宇被毀情況，說「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師內外寺觀、浮圖、相輪之居，莫不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離震中最近的海岱門內的智化寺，受毀最烈，各殿閣無一完好。

地震當年，雖然智化寺管事僧宗玉曾倡導募捐修萬佛閣，卻因樑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問題而未能動工。

修復宮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當時稱金磚），是由皇家掌管、調配。燒造金磚在江南官窯場。當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撫慕天顏奏稱「此磚若冬間燒造，恐不堅固」。大學士索額圖奏請改在來年（1681年）春後始燒。至於樑柱大木，也是這年五月，皇帝因「管理木稅，關係宮殿大木」，所以到五月初二才選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辦理樑柱大木進京之事。地震後第二年五月，皇宮內外開始震後修葺。起修處，有萬福閣、壽皇殿、萬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京城皇宮內，沒有萬福閣之名，所以，「萬福閣」的諧音，應是指智化寺內的主殿「萬佛閣」。另外，從修後的「萬佛閣」、智化殿兩初屋頂上看，那兩副巨大獨具清代皇家特色、惟有皇家宮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龍（而且是中間一坐龍，八方八行龍）方形天花藻井，便是證明。智化寺主殿修好，側殿、後殿隨之重修。現更名「大悲堂」的極樂殿牆邊埋露的石碑上，寫著「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開工，重修極樂殿日期記」。

大修後的智化寺，雖然樣式上仍仿明代時的模樣，卻有了重大改變，處處留下了清代時空的痕跡。 就建築風格而言，最早考察智化寺的著名建築學家劉敦楨，可能沒有考慮到，大地震後重修而改變了明代原有建築風格，加上獨具清代皇家宮殿特色的兩方殿頂九龍圖藻井，已被盜賣，他沒能得見。所以，他在1931年完成的《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中，才質疑「如來殿之外形，雖大體與清代一致，其細部手法盡多特異之點」？（注2）就圖案紋飾手法而言，全寺各殿閣已很少能見到明代時期的寺廟圖案紋飾風格，更多地顯現出清代寺廟中的那種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融為一體的特點。就連各殿閣供奉的佛、菩薩、金剛、梵王等尊像，都是藏傳佛殿風格。這種風格在明中後期對西南邊部實行「改土歸流」前，在中原地區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說京師了。智化寺大修後，香火又盛，法事連連，人潮不斷。尤其是大學士明珠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奏請「時當太平，應更撰饗祀樂章事……作樂以象太平」，遂有第十五住持容乾於三十三年（1694年）把宮中樂音、律章引入寺中，融合寺中先前的寺樂，形成風格獨特的「京音樂」之後，盛況更是空前。「京音樂」連同智化寺殿中的明代壁畫、藏殿中的轉輪藏、藏殿、智化殿、萬佛閣中的藻井一起被譽為智化寺的四寶。容乾大和尚被認為是「京音樂」的第一代藝師。

（三）智化寺寰落，廟宇形同大車店

雍正皇帝繼位後，仍同先皇帝般看重智化寺。據說，他還諭令萬善殿住持，從皇家磁器庫選挑當代的燒瓷，供奉如來殿，以示他重視該寺。

到了乾隆朝，一件僕毀塑像，拉倒石碑的奏折，從此改變了智化寺的命運——由盛轉衰。

乾隆七年（1742年），曾校閱《明史》而深知王振當年擅權作惡的山東道御史沈廷芳，發現智化寺內仍有「逆振之像，儼居高座，玉帶錦衣，香火不斷……不禁發指」，遂奏請「立毀其像，投諸水火，並僕李賢之碑，以示懲創」。

後來，王振塑像所在的後廟西廡，改成了閻王殿。智化寺的香火漸稀。這種情況延續了一百五十多年。整個廟宇破舊，未再重修。

1900年，八國聯軍搶掠北京，加速了智化寺建築的殘破程度。到了20年代初，高懸「敕賜智化寺」匾額的山門，已被封堵，進出只走西側甬道旁門；殘破的如來大殿內，昔日肅穆莊嚴的如來佛尊，蒙上了厚厚的灰塵，像前的瓷瓶、香爐、寶塔罩滿了塵埃，即便在午前陽光下，也難看清這些寶物的真面目在。寺廟香火少，致使智化寺逐步變得難以為繼，住持和尚吸食大煙，寺裡的七八個和尚，窮得連袈裟都買不起。於是，僧人們便打起創收的主意，出租後院多間小房以維持生計，更有甚者是盜賣寺院廟產。當時廟裡有很多古柏都被賣掉做棺材。出租後院，使廟宇成了大車店。院內住著各種各樣做買賣的，有賣火燒的、賣羊肚的、買蠶豆的、吹糖人、搖拔郎鼓的、賣針頭線腦的、開煤廠的，也有賣棺材的，等等。二、「至正瓶」從江南廟宇移奉智化寺及其原因

今日智化寺如來殿，大地震前稱「萬福閣」修葺後，因如來本尊巨像自江南廟宇移奉到「萬福閣」，而更名為「如來殿」，其殿上層，仍諧音為「萬佛（福）閣」。

江南廟宇中珍寶移奉到智化寺，宥起於一宗驚動康熙皇帝和朝野的「聖人教」案。

江南這座廟宇，初建於唐僖宗光啟二年（886年），此後歷朝皇帝多有敕封。尤其是元朝延佑年間，元仁宗賜存多種全套佛經經卷。幾百年間，祭拜人流未斷。廟宇漸漸形成佛道同存的格局——中心大殿供奉如來佛祖；側殿為道家仙師，各路小神也位列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道家祖師張道陵天師的後世嫡孫張九富，在廟中設壇，仿照佛門「三乘聖教」，開壇立「聖人教」，聚眾甚多。官府逮捕，押解入京。刑部三法司奏請「張九富設立聖人教名色，蠱惑庸眾，擬絞監侯」。五月初二，康熙帝批「處死太過，著減等發落」。退朝後，皇帝詢向大學士李霨，才知道江南這廟宇情況和張九富身世。兩天後，康熙帝更改了諭旨，並囑三法司怎樣重新擬一份奏折：「張九富……殊為可憫……可將張九富無捏造妖言事票明……再奏」。張九富被釋歸，「聖人教」仍存在。江南此廟卻給皇帝留下了印象。這年十一月，欽天監監副邵泰衢奏請禁邪教，以崇正體。皇宮萬善殿住持宗果奏請將江南此廟宇中如來本尊佛連同供物一併移來京師智化寺供奉，並改「萬福閣」為「如來殿」。上頜之。群臣奏頌：「皇上仁愛生民……仁民愛物」。

自江南移來，供奉在智化寺如來殿珍寶中，除如來本尊像外，尚有元仁宗延佑年刊行的多種佛經經卷（注3）；佛前各種銅佛像、七層玲瓏塔、元代精品青花瓷。精品瓷中，就包括令當今國人對元青花精品瓷感到撲朔迷離的、已流徙到今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的那兩件大元至正十一年燒造的元青花雲龍紋象耳「至正瓶」。

三、「至正瓶」器形詳解

「至正瓶」銘文正誤珍藏在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的兩件「至正瓶」，其中之一的頸部有紀年紀事題記即銘文。迄今為止，對「至正瓶」銘文的介紹，一律都說是「62字」。對「至正瓶」銘文的誤釋，首先出在字數上。目前所有的文章和著述都說「至正瓶」紀年紀事題記的銘文是62字：「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裡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捨香爐花瓶一付祈保闔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實際上，「至正瓶」上的銘文是61個字，其中有1個字是妄加的。對「至正瓶」銘文的第二個誤釋是將 「符」字釋為「一付」。不僅文字錯誤，而且將銘文的字數人為地增加了1個字。

對「至正瓶」銘文的第三個誤釋是斷句錯誤。現有對銘文的斷句是：「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裡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捨香爐花瓶一付，祈保闔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最明顯的斷句錯誤是將「張文進、喜捨」，斷句為「張文進，喜捨」；將「捨香爐花瓶，符祈」，寫作「捨香爐花瓶一付，祈」「。發生上述誤釋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除了沒有認真比對「至正瓶」題記的圖片和無法細緻查看「至正瓶」實物之外，還在於不掌握元瓷歷史資料，不瞭解元瓷燒製大師及其身世。

在元代，「一付」寫作「一副」。但「符」為何被釋為「一付」？也許是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珍藏的是兩件瓷瓶，形似一對的緣故。因此，介紹「至正瓶」的文章，乾脆就把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珍藏的這兩件「至正瓶」稱為「一對」。實際上，這兩件「至正瓶」並不是一對，而是來自兩對瓶。張文進是元代的一位瓷器燒製大師。他還有一個弟弟，名叫張文喜，也是元代瓷器高手，燒造青花的大師。兩兄弟的合作成果之一，便是「至正瓶」。「至正瓶」題記「張文進喜」即指張文進和張文喜。關於張氏兄弟的身世，史料記載，他們出生在洛陽、開封附近的瓷器世家，逃荒到江西浮梁即今日的景德鎮，繼續從事陶瓷事業，並拜當時的瓷器大師錢奉聖先生學習燒製青花瓷，並成為青花瓷的傳人，得到師傅和官府的特許，容許其使用特有的商標「張家造」。綜上所述，「至正瓶」銘文應是61字，其文字和斷句應當是：「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裡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捨香爐花瓶，符祈，保闔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

四、文物販子為虎作倀

「至正瓶」等智化寺文物被盜賣經過關於「至正瓶」流失英國，不能不提到一個名叫吳賁熙的人。此人，目前所見的文章和著述，不是稱之為「古董商人」、就是稱之為「旅英華裔古玩商」，還有稱之為「很有眼力的大收藏家」，更有稱之為「愛國華僑」的，桂冠不少，卻唯獨沒有說到他的真實身份和犯罪行為，當然也包括他的終局。吳賁熙，系福建閩南人。此人愛貪小便宜，說話口噴唾沫，外號「吳管追」（閩南話，口噴熱水）。吳賁熙的職業是賣棺材，在琉璃廠附近開棺材鋪。在智化寺衰落時期，他一方面把智化寺做倉庫，在佛堂存放棺材；另一方面，與寺內住持和尚勾結，砍伐寺內百年古柏做棺材。關於「至正瓶」流失英國，還不能不提到另一個名叫紀小辮的人。此人是一個混跡在琉璃廠的文物販子，住在羊尾（讀yi）巴胡同。因為橫行琉璃廠，惡吃惡打，人稱「紀三爺」。

吳賁熙在做棺材生意的過程中交結了不少琉璃廠的古董商人和文物販子。紀小辮便是他交接的臭味相投的朋友。

1920年代，父輩在奉天任匯豐銀行襄理，常往返北平、奉天。他酷愛收藏奇瓷異器，得知智化寺如來殿有幾件好瓷器，曾與寺中普遠大和尚交談，探口風，欲請走佛前供奉的瓷器。為此，他還專門跑到普遠大和尚的原籍——京東順義花梨坎，請普遠的親戚從中說合，未果。1929年夏秋之際，父輩得知如來殿前的瓷器被賣掉，便連夜從奉天趕往北京，找到普遠大和尚，才知道賣掉的，不但有佛前的銅佛和瓷器，還有如來肚內的經卷和佛殿頂上的兩塊九龍圖藻井天花板。經手人就是住在廟裡賣棺材的吳賁熙和混跡琉璃廠的文物販子紀小辮。父輩通過打聽，找到了紀小辮，知道了智化寺中寶物去向：兩塊各重近一噸的九龍圖藻井，首先由吳賁熙買通智化寺住持普遠和尚，以做棺材為由購得，接著轉賣給紀小辮。紀小辮為避人耳目，乘天下大雨，僱傭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為生的一個勞力，將九龍圖藻井運到家中。轉兩天，又運到了燕京大學設在盔甲廠的學校內的一間空房中。接受這兩塊九龍圖藻井的人是一個名叫塞勒的洋人，是吳賁熙的朋友。吳賁熙拿走的有佛經卷和6件瓷器，其中有兩對瓷瓶，兩件瓷罐；紀小辮自己留下了所有的銅佛、一件青花香爐和一件雍正銅胎蒜頭瓶。吳賁熙幾個月前已經走了。父輩當即買下了紀小辮手中的青花香爐、雍正銅胎蒜頭瓶和一尊銅佛，作為證據，報了官。當時的奉軍將領張作相將軍（1881——1949年）命令北平警察局追索。

北平有關部門立即開展調查，先是對智化寺進行登記，當時有土地26畝，房屋l99間，銅佛像七尊，泥像木像71尊，寶鼎一座，銅鐘二口，鐵鍾一口，大小鼓七面，鐺子一對，九音鑼一副，銅鈸、鑄各一份，有僧8人。

北平警察局則派人到北京西郊海甸燕京教會大學新址，找校長吳雷川（1870——1944年），索要叫塞勒的洋人。得知塞勒的全名叫「倫道夫·西.塞勒（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年）,正式的中文名叫「夏仁德」，是民國十二年（1923年）8月經燕京教會大學首任校長、後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介紹入校，任心理學系教授。夏仁德是美國北長老會教士，來華後在民間下層人中傳教。他在入校任職表上寫著「1898年出生在美國費城」。吳校長找來夏仁德。夏說，是住在廟裡的棺材鋪老闆吳賁熙對他說，智化寺缺錢，有兩塊九龍圖天花板，不但工好，而且千年不蝕，他可以幫助買下，條件是幫他去美國或英國。

警察局追討這些失物和吳賁熙下落。夏仁德說，九龍圖藻井板已從天津裝船運往美國；吳賁熙由他協助，已由上海搭船去了英國。

吳雷川校長答應向司徒雷登尋求幫助，索要這兩件九龍圖藻井板，並查找吳賁熙及經卷、瓷器下落。

後來，美國傳來消息說，兩塊九龍圖藻井被運到了夏仁德家鄉的費城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博物館的威爾遜又把其中一塊賣給了納爾遜博物館（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吳雷川校長憤怒，無法追回這兩件國寶，他於1931年春提出辭去校長職務，並把這消息告訴了當時的中國建築學家劉敦楨、梁思成二人。這才有劉敦楨當年自南京來北平，考察智化寺如來殿的舉動；才有梁思成去美國，借講學之機，找尋國寶之事。

五、寶瓶流失異鄉

盜賣智化寺文物販子的結局與「至正瓶」的現狀以賣棺材為業的吳賁熙，帶著盜走的元代佛經經卷和「至正瓶」去了倫敦。他通過當時的福建「福清幫」，把六件元瓷推介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的創始人帕西瓦爾.大維德。吳賁熙用從盜賣智化寺文物而獲得不義之財，在倫敦萊斯特廣場的中國城開了家餐館，從此沒敢返回中國，死在倫敦。民國時期混跡琉璃廠的文物販子紀小辮，在盜賣智化寺九龍圖藻井的當年就被北平警察局關進了秦城監獄的前生——功德林監獄。該監獄始建於清末司法改良時期，改建於民國時期段祺瑞執政期間,國民黨政府又改建為北平「第二模範監獄」，新中國成立後曾一度改造成關押和改造戰犯的監獄。由於功德林監獄幾經改造，紀小辮的檔案無從查詢，不知所終。燕京大學教授夏仁德，因盜賣偷運中國國寶等非法「地下活動」，1950年8月，被新政府定為「文化特務嫌疑」，驅除出境。另據資料顯示，夏仁德任職燕大期間，在1935年「12.9運動」及其之後，同情並保護過中共地下工作者，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黃華在避難過程中，都曾得到過夏仁德的幫助。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後的1973年，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夏仁德應邀來華參加「五一」慶典，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並參加了宴會。夏仁德在訪華的最後一天對兒子亨利說：「就是我現在死的話，也可以瞑目了。」在智化寺文物被盜期間任職的智化寺第25代住持普遠大和尚，1950年，新政府要求他離廟還俗，返回了京東順義天竺鄉花梨坎村原籍。

被吳賁熙盜賣的「至正瓶」也發生了戲劇性故事。

吳賁熙首先想在琉璃廠賣掉「至正瓶」，但卻被琉璃廠當時的瓷器鑒定高手判定為贗品。在20世紀中期之前，中國古玩行似乎有一共識——「元代無青花」。大陸和台北故宮舊藏沒有一件元青花可能也與此相關。產生這一共識的原因，主要是元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原且存續歷史相對短暫，在理論上對元青花論述未臻成熟；在實踐中，元官府對青花的燒製、使用和交易實行嚴格控制，加之元青花成品數量有限，且對窯廠實行嚴格保密和對廢品實行嚴格深埋。帕西瓦爾.大維德得到「至正瓶」既偶然也必然。帕西瓦爾.大維德，全名帕西瓦爾.維克多.大維德. 伊齊基爾.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1892年出生在英屬印度孟買的一個猶太家庭，1921年移居倫敦，1964年去世。其父薩松.雅各布.海.大維德爵士(1849——1926年)是18世紀至20世紀期間居住在孟買的巴格達猶太人社區的重要一員，著名富商和1906年成立的印度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在印度總督府、英國上議院以及孟買市政廳任職長達20年之久。其母漢娜.薩松，是出生於巴格達的富商伊萊亞斯.大維德.薩松(1820—1880年)的女兒。伊萊亞斯.大維德.薩松的貿易遍及印度和遠東，在鴉片戰爭後的1844年依托香港做中國貿易，1850年更是移居上海。帕西瓦爾.大維德繼承了父親和岳父的財產與產業，在香港、上海以及孟買、神戶等多地擁有辦事處。在與中國和遠東地區的貿易過程中，帕西瓦爾.大維德深受中國瓷器藝術感染，注重收藏中國瓷器和東方藝術品，畢生積累了千餘件中國瓷器。帕西瓦爾.大維德收藏的「至正瓶」得以著稱於世，分別得益於英國的中國瓷器大家羅伯特. 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年)和美國的中國瓷器大家約翰.亞歷山大.波普博士（Dr 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年）的研究和介紹。當帕西瓦爾.大維德見到「至正瓶」之後，立即請在倫敦大學講授中國陶瓷藝術的霍布森進行了鑒定。霍布森早在1915年即出版專著《中國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霍布森對「至正瓶」初步鑒定之後，於1929年在《老傢俱》（The Old Furniture）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明代之前的青花》（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對「至正瓶」進行了介紹。1934年，霍布森又將「至正瓶」收入《帕西瓦爾．大維德爵士所藏中國陶瓷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霍布森對「至正瓶」的介紹，引起了美國佛利爾藝術館的中國古陶瓷學者約翰.亞歷山大.波普博士的注意。他在反覆比對了帕西瓦爾.大維德收藏的「至正瓶」之後，以這兩件瓷瓶為標準器，將供奉於伊朗阿爾德比爾神廟的中國青花瓷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宮中收藏的中國瓷器中幾十件與之風格相近的中國瓷器，進行詳細比對，將所有具有「至正瓶」風格的青花瓷定為14 世紀青花瓷，將元代青花瓷器從明代青花中分離出來，定名為元青花，並提出「至正型」理論。他於1952年和1956年分別發表兩本奠定元青花理論的著作，即《14世紀的青花：伊斯坦布爾托布卡普宮博物館所藏的一組中國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1952年）、《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國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1956年）。

從此，以「至正瓶」為代表的元代青花瓷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喚醒了國人對元青花的朦朧，催化了對元代精品瓷器的探討和熱情。最後需要交代的是，大維德爵士於1950年將畢生收藏的千餘件中國瓷器包括「至正瓶」悉數捐贈給倫敦大學，並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對外公開展出。2009年，由於缺乏資金而難以為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帕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館將所藏的1691件中國瓷器全部移交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陳列於何鴻卿爵士專門籌建的陶瓷研究中心, 自2009年4月23日重新對外公開展示。 （作者：巴土嘎.劉 杜文萍）

註釋1：杜赫德的《中國全志》，法文名為 Desription Geographigue, Hislorigue, Chronlogigue, Politigue. Et Physigue de I' Empire de La China et La Tararie Chinoise》，1735年，巴黎出版。

註釋2：《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發表在1932年9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三期。

註釋3：被盜賣後，如今只剩下《大金色孔雀咒經》、《陀羅尼集經》、《大寶積經》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