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武二十一年，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的孫子脫吉思貼木兒戰敗以後，北走土刺河畔，為其部下所殺。北元內部陷於混亂，分裂為三大部：韃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與明廷關係最密切，而韃靼部勢力最強大。「韃，即蒙古，故元後也。」(《明史 列傳215》)韃靼仍傳蒙古汗，從脫吉思帖木兒死後，又兩世傳至坤帖木兒。永樂元年，坤帖木兒為韃靼別部首領鬼力赤所殺，鬼力赤去元國號，稱韃靼可汗。韃靼另部首領阿魯台又殺鬼力赤，立坤帖木兒之弟本雅失裡為可汗，阿魯台自行專政，勢力強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為三。」(《明史列傳216》)，分別由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個首領執政，與韃靼對立。

　　明廷對蒙古各部採取「恩威並施」，羈糜和防禦並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設三衛，封其大小首領以各種官職。瓦刺部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大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東王。到永樂八年韃靼部被朱棣擊敗後，阿魯台表示內附，明封其為和寧王。

　　但在永樂年間，韃靼和瓦刺雖名義臣服，卻經常騷擾明廷北部邊境，韃靼還策動兀良哈在遼東侵擾。所以，明成祖朱棣從永樂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動用五十萬大軍，先後五次親自率兵出塞，重創韃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魯台的韃靼勢力，並在第五次出征的回軍途中死去。隨後阿魯台又被瓦刺部擊敗，部眾離散。由是瓦刺部併吞各部，勢力越來越強大，奉元朝宗室脫脫不花為可汗，英宗正統八年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去，他的兒子也先繼承太師之位，一統了長城以北，虎視明廷。

　　朱棣於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後，為加強邊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後設置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九處邊防重鎮，佈置重兵戍守，同時還在沿邊修繕了長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統前期共二十多年間，總體而言北部邊防還算相對平靜，這局面持續到正統十四年。

　　二

　　英宗朱祁鎮，宣宗的長子，乃孫貴妃所出。也有野史說是宣宗與一位宮女所生，出生後即被抱走，由貴妃撫養。即位時英宗僅僅7週歲，由張太皇太后垂簾，內閣三楊(楊士奇、楊薄、楊榮)輔政。到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三楊也已先後因老病先後淡出。英宗年幼，缺乏主見，自然依賴心腹太監為其謀劃。儘管明自朱元璋開始就嚴禁太監干政，這一情形還是出現了。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進士出身，做過官，後因故受牽連被貶職，仕途無望後遂自閹入東官侍奉太子講讀，成為年幼的朱祁鎮的啟蒙老師。王振謙恭自守，以聖賢之道教導、約束太子，頗得宣宗與三楊的賞識。朱祁鎮幼沖登極不久，一次與小宦官們偷偷玩球，被王振碰到，立即予以批評。翌日一早，王振又當著大臣們面責小皇帝行為不端，王振的舉動，深受在場大臣們的讚歎。英宗親政後，還是個14歲的少年，對政治沒有熱情，而他幼年時受教於王振，對王振的依賴之情很強，就由著王振去處理冗雜的政務，心甘情願地交出了權力。皇帝既然如此，大臣們也不甘落後，《明史 列傳192》載：「帝方傾心向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勳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 王振終於逾越了至尊的皇帝成為朝政的實際主宰。

　　正統十四年春二月，瓦刺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進貢馬匹，卻冒稱三干人。王振本來一直就暗中和瓦刺做馬匹買賣，關係本來不錯。這回遇到對方有欺詐行為，便順勢殺價，下令減其馬價，並派使臣把這一決定通報瓦刺，於是雙方失和。其實，也先名為進貢，實為偵察。經常賄賂翻譯，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譯人員私下擅自答應，而朝廷卻不知道這回事，在回答瓦刺的詔書中沒有允許通婚的意思。對此，也先覺得受到了輕視，於是隙怨加深。

　　當時，明雖使瓦刺稱臣，但默許瓦刺奉元室後人為可汗，對雙方而言，臣服和默許都僅僅是一種妥協，彼此都將對方視為潛在的對手和威脅。但王振自高自大，氣焰驕橫，未把瓦刺放在眼中。駐守山西的官員將領也多為王振的私人，與瓦刺時常發生衝突。反是也先韜光養晦，不動聲色地積蓄實力。這一對比，戰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統十四年入夏以來，朝野即開始流傳也先正集結兵馬，準備進犯。朝廷已派出要員赴大同、宣府整頓軍備，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備不虞，戰事已然一觸即發。而此時只有王振不動聲色，並沒有把塞外的遊牧者的軍事準備視作威脅。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負，呼風喚雨的權力帶來了狂妄心態的膨脹，以為區區瓦刺根本不配對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宮前作過九年碌碌無為的小官，作為書生本色，尚懷有建功立業的夢想，想作出些驚天動地的偉績。而蕩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個最理想的功業，《明史》載其此前就「構釁瓦剌，振遂敗。」主動出兵受朝臣制約，自己沒法參與，皇帝也未必情願，對方來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權力慾滿足之後，王振還想再享受一下軍事成就感帶來的高潮。

　　就這樣，到秋七月，準備充分的也先先發制人，率先動手，聯合兀良哈等部從遼東、甘肅等三路進犯作為牽制，自己則親率大軍兵發大同，戰爭正式爆發了。

　　三

　　也先蓄力已久，兵鋒所指，所向披靡。大同官兵連連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軍一到，便全部陷落。邊境警報日日不斷傳到朝中。朝廷派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領、各率兵一萬人.前往抵禦。井源等人率兵剛一出行，王振就勸皇帝御駕親征。21歲的英宗對兵事同王振一樣一竅不通，對戰爭只有浪漫的想法，能有機會成就二祖那樣的事業，當然歡喜。兩個天真漢就這麼一拍即合。親征命令剛剛下達兩天，馬上就要御駕起程，如此倉促不作準備，令舉朝震驚。英宗命兄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領軍馬從行，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野、學士曹鼐、張益等人從征。吏部尚書王直以及大小群臣，跪伏在宮閉門外懇請皇帝留駕，不予准允。

　　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統領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大軍西出居庸關，經過懷來到達宣府。時值秋雨連綿之際，連日風雨交加，關於出師不祥的謠言四起，大臣們對親征一事還在爭個不停，一時群情洶洶。而前方傳來的消息越來越緊急。隨從的多個大臣連續上奏章，請求皇帝留駐車駕，王振大怒，今勸諫的大臣全部去隨軍打仗。尚未到達大同，倉促出征帶來的後勤問題就出現了，軍中已經開始缺糧，士兵飢寒交迫，一路皆有餓死者，還未抵達前線，軍隊就已怨聲載道，毫無戰意了。

　　八月初一，大軍抵達大同。也先已經得報，瓦刺兵馬假裝退避，以誘敵深入。王振躊躇滿志，還想繼續北上，遭到了眾臣的抵制。尚書王佐、鄺野整日跪伏在草叢中，請求皇帝南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更以天象變化提出了警告。又被報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出戰陽河口全軍覆沒。不利戰報接連不斷，令不通戰事的王振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連續數日以來，王振心裡非常焦躁，前方吃緊，又找不到人商討軍情，文武大臣一開會就只談退兵的事，又哭又吵，將相離心，根本沒法進行下去。這一日，天空黑雲籠罩，雷雨大作，恰正趕上前軍傳來消息，井源等先頭部隊又敗績。鎮守大同的監軍宦官郭敬悄悄告知說，大勢不好，已無勝望了，軍隊切不可前進。王振這才有兵馬南還的意思。

　　第二天，留廣寧伯劉安鎮守大同，大軍班師回京。大同總兵郭登告訴學士曹鼐等，皇帝車駕南還應走紫荊關，這樣才可能不會遇到危險。但王振不知兵，對可能出現的追兵也不可能有所預見，在他想來，危險尚遠，何況出征以來，連個敵影都未見過，根本不肯採納這個意見。王振原籍是蔚州，他想請皇帝順便臨幸他的家鄉府第，以光耀門庭。已經走出四十里，到蔚州境內的雙寨後，他忽又擔心大軍所過損害他家的莊稼，又轉而向東。走到狼山時，蒙古騎兵已經迫近，恭順侯吳克忠的殿後部隊被瓦刺軍擊敗，吳克忠戰敗身亡。成國公朱勇等率領三萬騎兵前往抵禦敵軍，朱勇不明敵情，倉促之下於鷂兒嶺被瓦刺軍設下埋伏，明軍猝不及防，又吃了敗仗，被殲滅殆盡。

　　十日，大軍抵宣府，敵軍暫時受阻，天也放晴了。王振心情一好，又想起回京後還要做的一些重要事情，比如祭祀等，忙不迭安排開了，行軍節奏就放慢下來。就這樣，一直到了十三日下午，英宗車駕方才行至土木堡，這裡距離懷來城僅二十里，距離京都也僅三百里。眾人都認為皇帝車駕應該立即退入懷來城。可是王振卻因為運載器械、糧草的一千餘輛輜重車未到，便下令車駕留駐等待。兵部尚書鄺野再上奏章，請求皇帝車駕趕快進城而以大軍殿後，嚴加防守。對這道奏章，王振競放在一邊，不作回答。鄺野又到皇帝行軍營帳堅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懼?』振叱左右扶出。」(《明史 列傳55》)

　　眾臣紛紛指責反而使得王振逆反心理爆發，於是，皇帝車駕便停駐於土木堡一天一夜。此地地勢較高，附近沒有水源，又正當敵人進軍的要衝之路。十四日辛酉時，想要車駕起行時，敵軍已經逼近。人馬喝不到水已經兩天，飢渴難耐，掘井二丈深仍不見有水。南十五里倒有一條河，因行動遲緩，早為也先軍隊搶先控制。也先分兵包圍，從土木堡附近的麻谷口進攻，守口的都指揮郭懋抵敵拒戰一整夜，已經無力再抵擋的住了。這時總兵楊洪領兵駐於宣府，有人勸楊洪趕緊出兵衝擊敵軍的包圍，讓皇帝車駕能突圍出來。可貪生怕死的楊洪卻下令禁閉城門，不肯出兵。十五日壬戌時，也先派使者帶著書信，前來約和。於是，英宗召曹鼐草擬敕令同意約和，派兩名使臣與瓦刺來者一同前往敵營。這時候本當按兵不動，一面重整部隊靜觀動態，一面派人火速求援。王振卻又心急，忙傳令移動行營，越過壕塹向前行進，繞行迴旋之間，軍伍已不成行列，號令全失，亂作一團。向南未走上三四里遠，敵軍從四面圍攻上來，官軍兵卒爭先奔逃，潰不成軍。蒙古鐵騎衝破戰陣掩殺過來，明軍相互踐踏，死者滿山遍野，根本無力組織抵抗。皇帝與其親兵乘馬突圍不出，被敵軍衝散，促擁而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鼎、張益以下，數百人全部戰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戰死於亂軍之中。隨從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禎、楊善等幾個人逃了出來。二十餘萬大軍全軍覆滅，大量器械、糧草等輜重被全部繳獲。

　　四

　　兵敗如山，大勢已去也。

　　此時的英宗倒是顯露出了天子本色，他鎮靜自若，下馬盤膝面南而坐，靜待命運的安排，身邊只剩下一個叫喜寧的太監。一個蒙古兵過來，要脫他的衣服和鎧甲，英宗不給。那個士兵大怒，就想要加害。這時，一個年長的小頭目過來，說：「此人看來非同凡人。你對待他應與別人不同。」於是促擁皇帝去見賽刊王，也就是也先的弟弟。英宗泰然自若，問：「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聽到這些問話大為吃驚，騎馬去見也先，說：「我的部下抓來一人，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來先前那兩個議和的中國使者查證，二人一見大驚失色，這果然是大明天子。(《明史紀事本末 卷55》)

　　也先大喜，把皇帝送到到伯顏帖木兒的大營，今好好保護。此時太監喜寧貪生怕死，已經向也先投降，在皇帝身邊伺候聽命的只有一個校尉袁彬，另還有一個蒙古的翻譯哈銘。於是也先讓袁彬派遣以前出使蒙古的梁貴帶著也先的手書，前往通知懷來守臣。手書中提及皇帝被扣留的情況，並提出索要金銀玉帛。當時懷來城緊閉城門，只得攀牆入城。懷來守臣又派人把也先的手書火速送到京師，當天夜裡三更時分，送書人從西長安門進入皇城，上報朝廷。

　　十七日那天，京城裡一片恐慌，百官集於朝堂之下，散朝不退。戰敗的消息絡繹不絕，相繼傳來，人們私相傳舌，謠言不斷，又陸續有戰敗的兵卒包著纍纍創傷回到京城，向他們打聽情況，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直到噩耗傳來，滿朝悲棟。

　　當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馬載著貴重寶物及繡花綢錦，皇后錢氏又盡搜宮中的寶物帶上，去拜詣也先，請放皇帝車駕南還。不過這回卻得不到也先的答覆。

　　這一事件，史稱「土木堡之變」。從出征到慘敗，乃至英宗被擒，僅僅一個月時間。不過，故事還沒有結束。

　　五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京城陷入一片愁煞人的淒風苦雨之中。

　　次日，太后下詔，立英宗長子朱見深為皇太子。當時見深年僅兩歲，指定由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輔導太子，代為總理國政，並詔告天下。郕王朱祁鈺召集廷臣，急商對策。侍講徐珵提出星像有變，北京不可久留，應當當南遷。眾人議論紛紛，有贊同有反對，各懷心事。這時，一人昂首而出，聲如洪鐘：「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此人正是尚書鄺野出征後留理兵部事務的兵部侍郎于謙。此言一出，眾皆啞然，郕王深以為然，將徐珵責退。於是，堅守京師，寸步不讓的策略就這樣定下來了。

　　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鈺駕臨午門，諫議官和大臣們依次宣讀他們檢舉抨擊王振的奏章，請抄滅其族後，以安定人心。一時哭聲震天。郕王沉吟不語，起身欲入內庭，內使剛要關門，群臣緊隨其後，蜂擁而入。主事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憤，無人肯退。恰金英身邊的太監馬順正好是王振一黨，被眾人揪出痛打，被當場活活打死。王振的侄兒，錦衣衛指揮王山也被捉住，拉回跪在朝堂下面，群臣們對他唾口大罵。朝廷之上一片吵吵嚷嚷，「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完全亂了班次，成了鬥毆場和鬧市，禮儀和秩序全失。郕王不由也變了臉色，但又無法鎮住場面，幾次站起，要退朝回官卻欲罷不能。這時于謙排眾而出，上前拉住郕王衣袖，懇請銖滅王振族屬，並辯解說：「臣等本為社稷，無他耳。「郕王遂予允准，降下令旨，褒獎並勸勉百官回衙做事，馬順罪在當死，群臣過失不予追論。群臣這才拜謝而出。這天發生的事太突然了，全靠于謙鎮定自若，處理得宜方才平息。待于謙從擁擠中幫助郕王回宮後。袍袖都被撕破了。「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明史 列傳58》)王振被抄之後，郕王愈發看重于謙，任命其為兵部尚書。

　　時為非常時期，且太子年幼，國不可一日無君。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聯合上書太后求立長君。奏章送入不久，太后傳出懿旨，答應百官所請，命郕王即皇帝位。就這樣，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鈺正式登上帝位，並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改明年為景泰元年，頒詔大赦天下。

　　六

　　再說瓦刺一方。也先是知兵之人，知道孤軍深入，不宜久留，但英宗非比常人，勒索一下明廷，交換一點財物有點不值。於是挾持英宗北撤。也先深謀遠慮，不會得意忘形而因小失大。故對英宗十分恭敬，行叩拜禮，並擺酒宴壓驚。自己陪坐一旁，慇勤款待，今他的妻老出來拜見。又請皇帝住進了伯顏粘木兒的營帳，距也先營帳十餘里。伯顏帖木兒及其妻迎出來，禮節一如也先。

　　二十三日，也先挾持英宗皇帝來到大同城下，索要金銀貨幣，口稱只要如數付給，就放英宗回京。大同總兵，都督郭登閉門不讓一人進城，英宗傳旨說：「我與郭登有姻親，為何這樣拒我於城外?」郭登派人傳出奏章，堅持：「臣是奉皇上命令把守城池，不敢隨便開閉城門。」跟隨皇帝的校尉衰彬.一邊用頭撞擊城門，一邊大聲呼叫。但郭登絲毫不妥協。瓦刺雖然也勒索到了萬兩金銀，但大同城嚴陣以待，守備森嚴。令也先無可奈何，知道難以攻破城池，只好悻悻撤兵北還。

　　九月以後，景泰登基，也先見明政局穩定，知道英宗不再是「奇貨可居」了，遂動了放英宗南歸的念頭。不過，這回是換明廷態度冷漠，不痛不癢了，屢以瓦刺使者態度傲慢，書信言語荒謬駁之。

　　也先不覺有些惱怒了，上回大敗明軍，俘虜英宗的戰果竟然不過如此而已，明的態度依然如舊。於是動了再征的念頭。到十月，也先挾持英宗同行，統帥大軍繞過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荊關，一路破關斬將，很快來到京師城下。也先這回倒是師出有名，是為送回太上皇，所以目標乃是直指京城。

　　七

　　危難之中，方見英雄本色。一代英雄于謙就這麼走上了歷史舞台的前沿。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永樂十九年進士，授御史。宣宗即位後，對其就十分看重，認為才可大任，宣德五年，巡撫河南山西，年僅三十三。此間「謙至官，輕騎遍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俱疏言之。」不僅宣宗，三楊對其也十分看重，「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 (《明史 列傳58》)皇帝曾手書公名，超遷兵部右侍郎。官至二品。

　　郕王朱祁鈺即位前，開始尚誠惶誠恐，謙讓再三。于謙懇切進言：「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說服了郕王。郕王即位後，關於京都的防衛策劃，全部交由于謙負責。

　　當時，明軍精銳在土木堡之戰中幾乎喪失殆盡。于謙派出官員，分頭去各地把各官府所剩兵丁召策起來，再以民夫把沿河運輸糧草的官軍替換下來。然後，把這些軍兵全部分到神機營等各營操練，以備調用。還令工部籌集物資材料，由內外局廠日夜加工，趕製攻戰器械。京城九門，由都督孫膛、衛穎等率領兵守護。又奏請將因土木之戰護駕失職而被關押的將領楊洪、石亨釋放，責戴罪立功，命楊洪仍守宣府，石亨總領京城兵馬。

　　十日，也先軍長驅深入，直至京城西北關外。于謙令石亨率軍紮營於城北，都督孫膛率軍紮營於城西，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戍守京城，22萬大軍背城擺開陣勢。這時，眾臣在主戰主守上，意見紛壇。主將石亨主張京城九門全部關閉.堅壁不出，以避敵鋒銳。于謙說：「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 他親穿戰袍，身披鎧甲，紮營於德勝門，表示身先士卒，決死一戰的決心。由是全軍士氣高昂，萬眾一心，誓保京城不失。

　　也先擬用分化之計，遣使議和，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入城。朝廷以通政禮部恃郎王復，寺卿趙榮為使出城朝見太上皇。也先、伯顏帖木兒身披盔甲，手持弓箭，侍立一旁。王復等面見太上皇時，也先厲聲大喝：「你們幾個小官，有什麼資格，快去換王直、于謙、石亨那些眾臣前來。」景帝不允。也先見明廷不派大臣出見，又強索金帛以萬萬計，結果又被拒。一怒之下，縱馬隊在京師四周大肆搶掠，伺機進攻。明軍則固守大營，嚴陣以待。

　　十三日，明軍與瓦刺軍在德勝門外首次正面交鋒，展開了激戰。這天天寒降雪，又起大風，接著雷電交加，轉為降雨。也先派出一哨人馬，偵察明軍虛實。這時，從德勝門明軍營中走出一支馬隊，兩隊人馬相遇，剛一照面，明軍騎兵撥轉馬頭向回疾跑。也先得到偵察騎兵的報告，認為明軍不堪一擊，立即指揮精騎萬餘向德勝門明軍大營衝來。瓦刺馬隊剛要迫近明軍營地，突然一聲炮響，伏兵四起，早已埋伏的神機營以火器猛烈攻擊，蒙古騎兵抵擋不住，紛紛落馬，總兵范廣以騎兵正面發起總攻，蒙古精騎大敗而回。也先之弟孛羅卯也被火炮擊中身亡。

　　也先攻擊德勝門未逞，乃移師西直門，又遭到孫膛與石亨的前後夾擊，無功而還。十四日，瓦刺軍進攻彰儀門時，受到明軍的猛烈抵抗。不想明軍中有百餘名自願報效的宦官急於爭功，見瓦刺部眾稍退，從後陣躍馬而出，一下子衝亂了自己的陣腳。瓦刺軍乘機反攻，明軍大潰，將領武興中流矢死於陳前。瓦刺軍追至土城，當地百姓紛紛爬上屋頂，齊力飛投磚瓦，喊聲驚天動地。恰明援軍趕到，瓦刺軍不敢戀戰，回師撤退。

　　應該說，于謙更適合於危難之際擔起重任，而治世裡，「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這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的「以德治國」則過於凌厲無情和頤指氣使了。

　　于謙、王文被捕後，「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明史 列傳58》) 就這樣，于謙慨然赴死，如他詩中所言：「只留清白在人間。」不過我個人倒覺得有一句現下的流行歌詞更貼切：「當花瓣離開花朵，暗香殘留。」

　　十一

　　天順八年元月，英宗忽身體欠安，臥床不起了。

　　他躺在榻上，靜靜聽著窗外的雨聲的低吟逐漸停息。

　　「怎麼，雨停了?」他明知故問。

　　是的，雨停了，雨總有停的時候，就像淚總有流乾的時候，燭總有燃盡的時候，生命也會有終結的時候。

　　他想起了很多，先父皇在立他為太子時眼中的慈愛和期許，王振滔滔不覺令人耳炫的言語，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和一望無際的淒清，想起在那兒和他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他還記起，但也先從京都敗退後，他隨同伯顏帖木兒的隊伍與也先在塞外會合後，當時糧草已盡，也先從火堆裡遞上一塊馬肉給他，並說：「皇帝請放心，我一定會送你回去的。」那份馬背民族的豪邁不羈，是他一輩子也學不來的。還有，南宮裡的冷清歲月，夏日，他喜歡獨坐樹蔭之下，可不久，錦衣衛得知，上報皇帝，這些樹就被砍掉了。

　　他三十七年的日子，有七年太子，二十二年皇帝和八年幽閉生涯。既有不識愁滋味的放縱，又有失去自由的孤寂落寞，還有皇位失而復得後的勤政。

　　可我究竟還是一個失敗者。他想。

　　元月十七日，英宗去世，而這一天正是他重新執政的七週年。他留下的遺詔宣佈，由他開始，明宮從此廢除宮妃殉葬。這是英宗在經歷過磨難之後對生命的一點領悟，也是他唯一為後人稱道的仁義之舉。

　　到瓦刺軍攻打京都的第五日，各路勤王兵馬相繼趕到，遼東勤王明軍率先出擊。也先恐歸路被截，只得火速撤軍而去。十一月八日，京師解嚴。到第二年，于謙重整軍備，收復邊關失陷8城，北方邊防得以恢復。京都保衛戰，勝在上下同心，同仇敵愾，令正統後期政治、軍事上的積弊均為之一掃，在遭受土木之戰這一嚴童挫折以後，仍能整肅軍馬，重拾武備，使敵不能南侵，中原免遭一次野蠻的蹂躪和破壞。這期間，景帝信重于謙，于謙也不辱君命，立下永垂萬世之功。

　　八

　　他從小就讀過很多關於塞外風光的詩詞，像「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等等。塞外的廣袤雄奇曾經使他夢寐之中心想往之。然而當他的車駕真的行走在這塞外的時候，心裡剩下的卻只有悲哀、懊悔和失望。

　　從馬車裡望出去，塞外是如此荒涼，一條崎嶇的道路無邊無際地伸向遠方，四週一望千里，渺無人際。此時正是晚秋初冬之時，四下枯草凋零，一片蕭瑟，而這一年秋，雨特別多，風特別寒。天也特別冷。

　　英宗朱祁鎮就這樣開始了另一種人生。在這裡再不能頤指氣使，一呼百諾，沒有繽妃佳麗，笙歌曼舞，也不再是紅牆綠瓦、山珍海味，有的只是風、沙、霜、雪，茫茫大漠。夜晚，帳篷裡燒著牛羊干糞，臭味刺鼻，外面則雨雪霏霏，寒氣逼人。枯坐燈下，那份淒苦，那份孤寂，令他不由生出李後主詞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感歎。

　　這時，他的性命也是在死亡邊緣上走鋼絲，時時暗藏殺機。儘管也先以臣下之禮待他，信誓旦旦一定恭送他回京。不過誰知道也先什麼時候不會忽然轉變念頭?一不如意就改變主意，這樣的經歷作為皇帝的他是經常有的事。還有，如果也先真的送他回去，那又如何?新皇已即位，也先屢次遣使議和，均被拒絕，大明已經不需要他了，他現在是多餘的了，而他比以往任何時侯更牽掛著那邊，但那邊呢，可能已經把他忘記了吧?每念及此，不覺悲從中來，不能斷絕。

　　不過，那邊並沒有忘記他。自從也先退兵之後，議和瓦刺以換回太上皇的建議就一直沒有斷過。但于謙力排眾議，說：「國家神器重要，比較起來，人君皇帝則是次要的。」當時北疆尚未完全安寧，雙方時有中小規模戰事發生，于謙是鐵桿主戰派，對瓦刺深惡痛絕，認定其中必有陰謀。次年(景泰元年)春正月，太上皇的信送到朝廷，要求派大臣前去迎接他。景帝命公卿大臣們討論，朝臣奏請派出官員出使北去。但景帝說，必須選擇能認識太上皇的人，才得北行。群臣恐懼，迎接太上皇回朝之事方才一時沒人再提起了。

　　然而仗總有停歇的時候，畢竟始終窮兵黷武卻又奈何不了對方是件消耗國力的事情。從景泰元年六月開始，邊疆逐漸安定，雙方都不再挑釁對方了。對也先的議和建議就可以再度商討了，吏部尚書王直等上書奏請逢迎太上皇。主和派手上的道德武器開始發揮威力，在「君臣大義」、「天倫之禮」這些王朝鐵律面前，尊貴如帝王也不得不讓步，即便于謙也不能再用「社稷為重，君為輕」這樣的聖人之言阻擋了。

　　《明史 列傳58》載「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

　　就這樣，英宗朱祁鎮在羈留塞北一年之後，終於踏上了回鄉之路。

　　九

　　入秋以來，景帝朱祁鈺心裡鬱悶，卻又無法找人傾訴，他是朱祁鎮的弟弟，但只小幾個月，不過他性格內向，為人謹慎，從小就對皇位不是特感興趣，沒有和皇兄爭的意思。不過機運巧合，世事忽變，鬼使神差之下輕而易舉就登上了帝位。而今，當初極力擁戴他即位的眾臣們又紛紛勸諫，請他傚法肅宗李晉尊迎玄宗李隆基的佳話，還稱此舉可以名垂後世。

　　呸!他愈想愈氣憤，宮廷裡的內情，皇權的實質，他比那些書獃子清楚的多。對皇帝而言，權力就是命運，放棄權力就等於把自己的命運交於別人。這是皇朝的規律，他可一點不含糊。何況到現在，太子還是祁鎮之子，朝廷多為英宗舊人，如果太上皇要歸位也名正言順。可他又上台才一年，不能失掉眾臣的擁戴，以至朝野離心，更不願被後人譏為趙構。稍讓他欣慰的是于謙「天位已定，寧復有他」的許諾，他深知于謙忠勉，不似其他大臣那樣看風使舵，蛇鼠兩端。有于謙在，一旦宮內有變，京師軍隊會站到他這一邊，事情就穩妥多了。

　　第二天，景帝命禮部提出迎接、朝見太上皇的儀注。禮部很快訂出迎接方案。議上，景帝傳下旨來：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眾廷臣見迎接之儀如此菲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戶部給事中劉福等上言：「禮貴從厚，不宜太薄。」景帝聽完不快，只說太上皇帝在書信是這樣說的，希望禮儀從簡。群臣當面不敢再說什麼，此事就這樣定了。

　　英宗八月初二自也先駐地出發，十四日至居庸關。十五日，一轎二騎俏然進入安定門。路人漠然注視，不知轎內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關於朱祁鎮兄弟如何相見，《明史紀事本末》渲染說二人噓寒問暖，彼此謙讓了一番。《明實錄》則只有一句「帝迎見於東安門，駕入南宮，文武百官行朝見禮。」禮罷，南宮大門悄然關閉。往後的整整7年，英宗再沒有走出過南宮一步。

　　十

　　景泰三年，英宗的兒子太子朱見深被廢，代之以景泰帝的獨子見濟。次年，見濟天亡，這似乎給英宗帶來一線希望，但隨後上書要求復儲的官員均被下執，禮部侍郎章綸，御史鍾同因此被視為南宮同黨，杖責而死。景帝對來自南宮的任何微小動靜都會大生猜疑。御用監少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宮，受賜鍍金繡袋與鍍金刀，阮浪又轉贈好友宦官王瑤。此事被錦衣衛發現，阮浪、王瑤即被殺。南官大門終日緊鎖，每天的膳食皆從門穴中遞進。如此嚴密的防範仍不能使景帝完全放心，最後下令伐盡南宮樹木，以防有人逾越高牆，與太上皇取得聯繫。

　　到了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景帝帶病參與祭祀，結果病情加重，臥床不起。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輒，太常卿許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貞以及原王振門下太監曹吉祥等人開始密謀擁立太上皇。而且石亨是德勝之戰的功臣，職位相當於京都衛戍司令，有他參與，事情基本無礙。元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貞率兵千人，控制了長安門，東華門。一行人將南官大門撞開，跪倒在英宗面前，同聲高呼：「請陛下登位。」英宗被攙扶登葷，一行人立即趕往奉天殿。殿下的守衛大聲喝止，英宗高喊：「朕太上皇帝也。」守衛只得唯唯而退。

　　十七日早朝時分，按照慣例，百官於五更前即在午門外朝房等待。忽然宮中鐘鼓齊鳴，官門大開，徐有貞高聲宣佈太上皇帝已經復辟。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此時無從選擇，在徐有貞等催促下整隊入官拜賀。物換星移，風雲突變，時隔九年之後，英宗英宗終於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寶座上，重新成為了大明主宰。這一年，他3l歲。

　　就在英宗登奉天殿行即位禮時，奉天殿的呼聲巳傳入景帝耳中，最初他驚問「是于謙嗎?」俄爾得知英宗復辟，只說了聲說：「好，好!」(《明史紀事本末 卷57》)當天，英宗傳旨逮捕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二十二日，殺于謙、王文。二月初一，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往西內。十九日，郕王薨於西宮，時年三十，以親王禮葬於西山。成化十一年，復帝號，稱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帝死因於正史不載，只暗示是病死。但明人陸鉞的筆記《病逸漫記》說：「景泰帝之崩;為宦官蔣安以帛勒死。」此為民間的一種說法。《明史本紀十一》對其的評價還算公允：「景帝當倥傯之時，奉命居攝，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雲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於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事起倉猝，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不能不提及于謙。作為景帝最為依仗的重臣，又是「國防部長」，他的命運在英宗復辟的時候就已注定了。于謙是盡忠報國之士，但也過於書生氣，更不善權術。「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 于謙做事不避嫌怨，不避風險，一心在污濁的政治現實中獨樹一個清潔的形象，同時這也造成他個人的孤高不群和官員們對他的誤解和疏離，「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耽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捃摭不已。」此外，宣宗賞識、景帝倚重，政治上的大用和為官的清廉讓他充滿了道德優越感，使他成為一個嚴厲的道德設計人和律法者。「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眾。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 于謙追求政治的純潔性，顯示出不切實際、不計後果的激進傾向，和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刻薄態度。比如對待瓦刺，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議和，以至英宗歸國之後，明與長城以北基本斷絕了往來。他不顧大局，力主北伐，「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對待功臣他獎賞很薄，認為「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所以石亨雖為他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卻雖「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以至到了後來，眾人都覺得皇帝「寵謙太過」。而他支持迎回英宗，也是出於道德考慮，而無政治遠慮，終釀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