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酷吏治國」的一個高峰期，以致司馬遷著《史記》，專門辟出《酷吏列傳》，集中記述了西漢十一名酷吏的故事，其中有十名即活躍於武帝時代，分別為：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減宣和杜周。

　　漢武帝時代之所以酷吏輩出，從大的歷史趨勢來看，這是申韓法術在漢代的回流所致，誠如錢穆所言，「漢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舊。戰國晚年申韓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繼黃老而為漢冶之指導。此種趨勢，在文、景時逐漸開展。一面漢廷削平吳、楚七國之亂，一面又漸漸有所謂『酷吏』出現」（《國史大綱》）。從具體的時代背景來看，經過幾十年「無為之治」之後，在文帝、景帝與武帝時代，民間遊俠與豪強崛起，朝間列侯與大臣恃強，隱隱然對國家權力與專制皇權形成了威脅。對於意欲打擊豪強、懲治權貴、重新進行權力洗牌的漢武帝來說，他要下一盤很大的棋，而酷吏正好充當他棋盤上的車馬炮。

　　酷吏出身寒微（上述十名酷吏，除了周陽由為世家子弟，其他九名均起自卑微，義縱與王溫舒還曾經當過盜賊），無私門可憑倚，因而易於帝王驅使。而且，酷吏心狠手辣、鐵面無情，敢於以鐵腕手段貫徹上峰的權力意志，所以在「打黑」、「維穩」方面（比如打擊不聽話的豪強、摧抑勢力坐大的商賈），往往表現出色，一旦他們幹出了政績，則獲皇上賞識。

　　義縱在長陵及長安縣的縣令任上，由於「直法行治，不避貴戚」，甚至將太后外孫脩成君的兒子逮捕法辦，武帝覺得他很能幹，便提拔他當河內郡都尉，掌管一郡治安——如果瞭解漢代皇帝與外戚之間的權力鬥爭，我們便不難理解武帝為什麼要對膽敢冒犯貴戚的義縱加以重用。義縱也不負皇上厚望，一到任就將當地豪強穰氏滅族，一時間「河內道不拾遺」。有此政績，皇帝又升他當南陽太守。

　　與義縱同為盜賊出身的王溫舒，發跡履歷也跟義縱差不多。王溫舒在當廣平郡都尉時，「打黑」的手段很有一套：先在郡中挑選十餘名好漢當屬吏，「以為爪牙」，又將這些人所犯的罪行掌握在手，作為把柄，然後縱使他們去督捕盜賊。凡替王都尉賣命的，雖有百罪，也不追究；而不肯賣力的，王都尉則抓住他過去所犯的罪行，處以重刑，甚至滅族。這些爪牙當然要賣力賣命啦，「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武帝聽說後，擢升王溫舒為河內郡太守。

　　這時義縱已從河內郡陞遷他郡。王溫舒在河內郡掀起的「打黑」風暴，讓義縱之前對穰氏一家的滅族血腥一下子變成了毛毛雨。王太守早在廣平郡之時，就已經將河內郡的「豪奸之家」摸了個一清二楚，至河內後，立即盡捕「郡中豪猾」，共計千餘家，然後奏請皇上將重罪者滅門，輕罪者處死，抄家沒收財產。武帝立即准奏，於是王太守大開殺戒，導致河內郡「流血十餘里」，不但道不拾遺，而且「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讓王溫舒執掌京師的政法與治安。

　　然而，酷吏雖以「能幹」受重用，最後的命運卻多以淒涼收場。《酷吏列傳》記述的十一名酷吏中，除了杜周得以善終之外，其餘十人均無好下場：景帝時代的酷吏郅都被竇太后處死，寧成和尹齊被治罪，周陽由和義縱都被處以棄市之刑，張湯、減宣和王溫舒自殺。楊僕與趙禹的人生結局稍好一點，楊僕病死，趙禹則因犯事罷官，接受「休假式治療」，最後老死家中。

　　西漢酷吏之所以無善終，以我閱讀《酷吏列傳》後的感覺，倒不是因為所謂的「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死於官場的傾扎與自身的罪孽。郅都被處死，是因為他迫害了臨江王；周陽由因與同郡太守申屠公爭權，互相告黑狀，而雙雙獲罪；張湯則受仇家陷害下獄，自盡謝罪；王溫舒因接受部下賄賂及其他罪行被捕，畏罪自裁；減宣也是畏罪自殺。其中寧成與義縱、張湯與減宣之間「狗咬狗」的故事，更是顯示了酷吏政治的險惡。

　　寧成以鐵腕著稱，被景帝任命為中尉，專門對付那些犯法的貴戚與豪富，搞得「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後，調任寧成當內史（京師行政長官），這時，懼恨他的外戚紛紛出來揭發他的罪行，將他送入監獄。寧成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越獄逃回家鄉南陽，購田放租，幾年後，皇帝大赦天下，寧成也積了「數千金」的家產，於是耀武揚威，「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驅使當地百姓的權威比太守還大。昔日的「打黑」英雄成了社會「黑老大」。

　　但倒霉的是，寧成遇上了更加心狠手辣的義縱。義縱由於在河內郡「打黑」得法，升任南陽太守，一到任，就將寧氏家族抓起來審訊，徹底瓦解了寧家在南陽的勢力，寧成也被治罪。義縱鐵腕「打黑」的成績得到武帝的青睞，調他到京師當內史（恰好是寧成當過並且落馬的官職），因為京師一帶，豪民為奸，私鑄五銖錢，其時趙禹、張湯雖以嚴酷出名，位列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意思是說，「打黑」不力，朝廷需要義縱來施展霹靂手段。義縱上任後，殺了許多人，可是「奸民」卻越殺越多，連朝廷的監察官都看不過眼。後來，一個叫做杜式的官員逮住義縱妨礙公務的機會，控告義縱犯了欺君之罪，義縱遂被棄市，下場比寧成還慘。

　　張湯受陷害入獄時，減宣曾經落井下石，張湯最後絕望自盡，有減宣「助一臂之力」。其後，減宣因為追殺一名屬吏，不小心將箭射到上林苑的門上，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被判了滅族之刑，只好步張湯後塵，自殺。冥冥中，似乎報應不爽。當然這不是造化的報應，而是因為，申韓法術的回流與酷吏政治的推行，將官場搞成了赤裸裸的鬥獸場，一再上演「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叢林政治活劇。酷吏在率獸食人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自挖墳墓。說到這裡，我們應當發現，儒家希望將政治納入德性秩序之內的努力，未必就是闊迂。所謂「仁政」，難道不正是暗合了哈維爾主張的「反政治的政治」精神嗎？

　　酷吏當政，除了毒害了政治倫理，也摧毀了社會的優良治理秩序。雖然酷吏的鐵腕可以收一時之效，使地方社會出現短暫的「道不拾遺」局面，然而，社會的自生活力及禮俗秩序被嚴重破壞，政治高壓一過，社會立即潰崩。《酷吏列傳》說，自王溫舒以嚴酷手段治政之後，郡守、都尉、諸侯等大都傚法王溫舒，但結果，「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如此看來，太史公在《酷吏列傳》開篇引用孔子之話：「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當然有他的深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