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一擁而上

　　1951年11月14日，正當開城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侵朝美軍第八集團軍軍法處處長詹姆斯·漢萊上校在釜山召集新聞記者，發佈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聲明，稱據可靠情報，共軍在朝鮮殺死了5500名美國戰俘和290名其他盟國的戰俘。

　　第二天下午，美國軍事電台就開始連篇累牘地播送所謂「暴力事件真相」。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就此事件發表談話說:「漢萊所報道的共產黨屠殺美國戰俘的事件，是本世紀所發生的最野蠻的事件。」

　　美總統的談話，產生了巨大煽動力，西方世界的大批報刊電台一擁而上，推波助瀾，頓時把東方共產黨人虐殺美國戰俘的「野蠻暴力事件」渲染得有聲有色。美聯社有一條新聞還提供了一組有趣的數字對比:在朝鮮戰場上，手執武器的美軍官兵與共軍作戰中，陣亡人數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國戰俘，被共軍殺害的竟然多達6270名!頂頂扣人心弦的宣傳，還在於形象化的歷史比擬，他們說，中共軍隊對付美國戰俘最殘忍的一招，莫過於重演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故伎——強迫戰俘進行「死亡行軍」。

　　霎時間，大量傳播媒介都爭先恐後地描繪起「死亡行軍」的故事來，竟鬧得沸沸揚揚，讓讀者和聽眾怵目驚心，毛骨悚然。

　　二戰中的「死亡行軍」

　　所謂「死亡行軍」，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菲律賓群島。

　　1942年夏季，日軍相繼猛攻巴丹半島和哥黎希律島，美菲聯軍大敗，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壓撒偕夫人乘潛艦逃出戰場。接替指揮戰局的溫賴特少將遵照白宮旨意，認為堅持抵抗只會造成無謂傷亡，便命令全部美菲軍隊無條件投降。

　　日軍派人把溫賴特將軍押送到中國瀋陽，關入監獄。同時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員做長距離徒步行軍，從巴丹半島的馬利維爾斯奔向位於聖費南多的俘虜營，行程長達一千多公里。此時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糧食又缺乏，日軍對戰俘更是恣意虐殺，等到達目的地時，死傷人數竟達二萬五千餘人。幾個月後，有三名美國士兵從日軍戰俘營中僥倖逃出，越海到達澳洲布利斯坦，揭開了這次「死亡行軍」的秘密。

　　麥克壓撒將軍得悉詳情後，義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聞界公佈全部細節。當時，華盛頓最高當局為了掩蓋太平洋戰場的敗跡，決定禁止發佈這一暴行的詳細記錄。但在美國，畢竟沒有遮得住新聞記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軍」的內幕還是逐漸地傳播開來，弄得家喻戶曉。當時事態的發展，證明了華盛頓的憂慮是多餘的。公開「死亡行軍」的內幕，不但沒有影響美軍的士氣，反而激起美國軍人、美國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敵愾。

　　美國軍方顯然想抄襲以往的成功，於是複製了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故事。而美方所說的「死亡行軍」，指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第一、第二次戰役中轉運美軍戰俘的事。

　　艱難的戰俘轉運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參戰的志願軍相繼發動了兩次戰役，殲滅「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5.18萬人，徹底粉碎了麥克壓撒發動的「聖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初步扭轉了朝鮮戰局。這兩次戰役中一共俘虜敵人14211名，其中有美軍3781名，英法軍147名。任何戰爭，都應努力避免將敵方的被俘人員置於戰線附近，這是起碼的軍事常識。志願軍俘獲的大批西方戰俘，只有盡快地轉運到朝鮮北部的後方戰俘營，才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產生一個戰俘長途轉運的問題。

　　當時，美軍雖然在地面戰場遭受慘敗，卻擁有巨大的海空軍優勢，多達1600架的各類作戰飛機，從空中封鎖著志願軍的交通運輸線，每天要投下數以萬噸的炸彈，任何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都不放過。這種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聯合國軍」被俘人員無法安全及時地轉運後方的根本原因。

　　志願軍九兵團某團政治處朝語翻譯李炳雲，講述了他參加初期轉運美俘的艱難經歷——

　　第二次戰役結束，他所在的團在東線鹹興一帶，抓了114名美國俘虜，必須及時轉運到位於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部隊特地組織了一支精幹的小分隊，指派一名團政治處的司務長任隊長，一名懂英語的文化教員任英語翻譯，一名衛生員照顧傷病戰俘，讓李炳雲擔任朝語翻譯，另外還配了六名警衛戰士，負責轉運途中的安全保衛工作。隊伍出發前，團政委召集小分隊十名幹部戰士開會，說明這次俘虜轉運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好各項政策，包括寬待俘虜的政策。小分隊的成員聯名向團黨委寫了決心書，保證像參加作戰任務一樣，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務。

　　這114名美國戰俘，是打掃戰場時零星集中起來的，且都是東躲西藏忍饑耐寒苟活下來的倖存者，多半帶有不同程度的病傷，情緒特別頹喪，有的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為避轟炸，轉運隊從傍晚五點鐘出發，13個小時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動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價卻是驚人的:一名警衛戰士為了尋找兩名掉隊的美俘墜崖身亡;三名重傷戰俘因防空時受顛簸傷勢惡化死去;還有六名戰俘失蹤，屬於蓄意逃跑。他們又改為白天行進，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襲中，四架野馬式戰鬥機飛掠過來，當場炸死了七名戰俘，重傷四名，小分隊成員中，衛生員中彈身亡，司務長和一位警衛戰士負輕傷。

　　無數的困難中，最熬煎人的困難是缺糧。所帶的上百斤炒麵，當作上等口糧，只夠調成糊糊給病傷戰俘做「營養餐」，且所剩無幾。李炳雲為籌糧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處宿營地，別人可以一屁股坐下來休息，他除了到處號房子，還得找糧食。令人為難的是，村民們可以把活命的糧食勻給志願軍，卻堅持不肯分給美國俘虜兵。

　　面對嚴酷的現實，許多戰俘越來越感到絕望。一天晚上，在一個小山村，夜間空襲的飛機剛剛飛走，突然，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美軍上士突然撲向左臂負傷的警衛戰士，奪下連發卡賓槍，奇怪的是，他不朝志願軍開槍，卻對著俘虜群噠噠地掃射起來。他一邊掃射，一邊狂喊:「我以上帝的名義，拯救你們，解脫你們……」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傷十七人;我一名警衛戰士重傷，半小時後死去。司務長額角負傷，鮮血直流。

　　司務長迅速安排了幾個人為傷俘包紮，一邊命令全體戰俘就地坐下，一邊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級報告情況，請求支援。

　　取得戰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體戰俘集中到村後的密林中，一邊防空，一邊開大會。

　　額頭包著繃帶的司務長臉容瘦削，身上的棉軍衣又髒又破。他將近40歲年紀，為人敦厚，平時不愛多說話，不料這一回對美國戰俘說起話來卻滔滔不絕:「這一路來，大家都很苦，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紅了，「兩年多以前，我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上士班長，在戰場上給共產黨軍隊解放了，也就是當了俘虜。開頭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實——共產黨軍隊是尊重俘虜寬待俘虜的，把俘虜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員的英語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簡直要哭出來。就在這時，戰俘群裡有一個上尉戰俘站了起來，嚴肅地向司務長敬了一個軍禮:「我懂漢語，請允許我替你們翻譯。」上尉轉過身，面向戰俘們，流利地將司務長的話譯成了英語。

　　一片靜寂，戰俘們聽得專注極了。

　　有幾名戰俘大聲提了幾個問題:「聽說把我們送到後方，是要慢慢殺死我們，或者是去當勞工，是這樣嗎?」

　　「唉，哪有的事啊!」司務長歎息道，「跟我一起當俘虜的，有成千上萬的人，開頭謠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擔心，後來不少人領到路費回家了，我自願留下，還當上了幹部。這段經歷我平常不愛跟別人說，可是跟你們說了，這是因為我把你們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請你們一定要相信志願軍的俘虜政策。眼前的閒難，都是美軍的空中封鎖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上尉譯完司務長的話，又告訴俘虜們，說他二次大戰時期在中國呆過很長的時間，相信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紀律，千萬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員也作了翻譯。

　　會後，戰俘們一致推選上尉當戰俘聯絡代表，配合小分隊一起工作。上尉還找司務長單獨談話，轉達許多戰俘夥伴的共同心情，對連續發生的不幸事件，都願意進行深深的反省……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後方領導接到報告，派一輛卡車開到了山村，帶來兩袋大米、一包鹹魚和許多食品罐頭。後半夜，卡車接走了二十多名病傷嚴重的戰俘，直奔戰俘收容站。一周後，其餘的戰俘也比較順利地到了目的地。

　　這次戰俘轉運行軍，比起從「三八線」出發的千里輾轉，也許並不是最典型的一次。聽說有一支戰俘轉運隊伍遇上B-29重型轟炸機的「大把抓」轟炸，同時投下十幾噸的炸彈，構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數十人的戰俘隊伍連同志願軍押運人員，霎時化為烏有。如果朝鮮半島上真的存在戰俘「死亡行軍」的話，那是指揮戰爭的美軍將領為西方戰俘們製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記者

　　要感謝西方那些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和敢於說真話的人們，是他們用良知揭開了「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謎底。

　　最先向美國官方發難的是美國自由派報紙《華盛頓郵報》、保守派刊物《夜星》，他們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漢萊上校提供的數字表示了懷疑。接著，《時代先驅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來自東京的快訊，還附加編者按語稱:「五角大樓的一位權威人士斷言說，陸軍司令部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幹下了屠殺戰俘或其他野蠻行為。」

　　漢萊被新聞界逼得走投無路時，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當然是得到高級官員的批准才發表講話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總參謀處經過正常的途徑發下來的」，「我從總部新聞處得到許可以後才發表了數字。」而他的上司——「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當然不好把責任再推給他的上司——美國總統，於是，李奇微窘態百出，先是發表聲明，表示對漢萊講話「毫無所知」，說要「派人對此事進行調查」，又對漢萊「遽爾發表」談話表示「非常遺憾」，後又說「目前僅僅可以證明有365人被殺」。可這個數字本身也還是虛假的。

　　李奇微將軍如此出爾反爾，自然貽笑大方。從此，再也無人理睬「朝鮮半島的『死亡行軍』」之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