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某種程度上促成張學良最終下定決心的一件事是「蔣介石的中統系統發現張學良通共，而當時張與延安方面的聯繫都是通過東北軍王以哲的電台。」

　　西安事變主角之一的楊虎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至今內幕仍然沒有全面公開。2013年正逢楊虎城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多年來一直在搜集西安事變相關史料的楊虎城之孫楊瀚再次致信馬英九，要求國民黨尊重歷史事實，為祖父平反

　　距離1949年10月1日不到一個月的一天夜裡，楊虎城高大的身軀倒在中國重慶的一個角落，此後人們大多認為，楊是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特工人員殺害，但是後來的國民黨對發生在他身上的歷史始終沒有做出公開明確的闡述，這讓他的家人一直耿耿於懷，包括楊虎城之孫楊瀚。

　　在最近的幾百天乃至幾千天裡，楊瀚保持了一個習慣，早上六點鐘來到他簡單的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在北京的冬日裡，當第一縷陽光打到人們臉上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從工作中暫時休息一會兒了。

　　根據楊瀚的瞭解，台灣方面對於楊虎城被殺最早的陳述「說是在重慶撤退的時候被土匪殺了。」此後，國民黨黨史館負責人邵銘煌曾經發了一個聲明，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講，只是對楊被殺表示遺憾，也沒有講楊虎城被誰殺。」

　　2008年，楊瀚在台灣見了時任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我們兩個交談的時候他也是表示遺憾。」

　　在北京的辦公室裡，楊瀚分析國民黨方面始終無法公開面對此事，應該是出於對蔣介石地位的維護，「蔣介石最大一次奇恥大辱就是西安事變，殺楊虎城又是他在政治上一個最大敗筆，他不光殺楊虎城，連楊虎城的孩子、下屬都殺。所以研究蔣介石的人和維護蔣介石的人都不願意涉及這兩個事。」

　　西安事變仍然沒有塵埃落定

　　楊瀚始終在強調「西安事變仍然沒有塵埃落定」。在他的概念中，西安事變的策劃、組織、發展、最後的結束，在公開的資料中，一直沒有很詳細的、很真實的細節。

　　2009年開始，楊瀚開始做西安事變資料收集工作。為什麼要重新考察西安事變?他覺得，「這個事沒有完，台灣對這個事從認識到宣傳，始終是避諱的。」

張學良（左）楊虎城（右）

　　在楊瀚看來，西安事變對此後中國的歷史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用什麼樣的歷史觀去看待，很重要。還是需要堅持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在他所強調的唯物史觀的實踐中，楊瀚發現，有些人著重通過日記來評價一個人，「我認為這是不客觀的。」

　　近些年，研究蔣介石的日記成為潮流。

　　楊瀚覺得，政治人物的日記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內心世界，並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動，特別是他的政治活動。「蔣介石一天批的公文發的電報可能有幾千字，可他的日記最多是幾百字，少的幾十個字，這個能反映一個政治人物的整個思想狀態麼?」楊瀚看蔣介石日記有幾個感觸，蔣介石在裡面有罵人記錄，有打人記錄，但是從來沒有殺人記錄。「蔣介石一生中殺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再來看「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與張學良的溝通。「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給蔣介石發了電報。作為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記裡只見到他罵日寇，但是他沒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從南昌回到南京後，他一下軍艦就召開會議，確定依靠國際解決東北問題。「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蔣介石確定下來的。」楊瀚注意到，蔣介石從1927年的濟南慘案開始，每天日記裡都寫兩個字「雪恥」，「從1927年寫到1931年，從1931年又接著往後寫，一直寫到1937年。」

　　「研究歷史人物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唯物，什麼叫唯物?就是唯事實。有些事蔣介石沒有檔案，現在發現從『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給東北方面的回電一個都沒有。這個怎麼解釋?」國土遭遇外敵侵略，作為中央政府竟然沒有任何反應，這很不正常，楊瀚判斷「蔣介石別的檔案都那麼齊，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幾天沒有東西，已經說明了問題。」

　　楊判斷，「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沒有了後方，失去了軍事供應系統與財政供應系統——這促成了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楊瀚稱，關鍵時刻張的部隊沒有軍餉，作為西北綏靖公署主任的楊虎城專門給他調錢解決燃眉之急。

　　同時，東北軍在與紅軍的戰事中不斷失利，使得張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負面影響。「國民黨開五全大會的時候，張的兩個師剛剛被消滅，張學良到南京，很受奚落」——這更促成了張楊的走近。

　　歷史的混亂

　　「在歷史夾縫中，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驚天動地的事情。」楊瀚如此評價祖父楊虎城。與習慣自己思考的張學良不同，當年楊虎城會與他的機要秘書講心裡話，而且有時候聽他們的意見。

　　善於決策又敢於決策的楊虎城最終帶出來一支強悍的西北軍，「他當時兩個軍，孫蔚如的三十八軍、馮靜齋的九十七軍，這兩支部隊西安事變以後就分化了。馮投靠蔣介石，孫蔚如的部隊被縮編為第四集團軍，但抗日的時候，這兩支部隊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變前，楊控制著西安城。

　　但是張學良始終猶豫不決——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經與張建立了關係，1936年以後雙方構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員頻繁往來於西安與延安之間，「張學良見了共產黨之後，態度也就更積極了，跟楊達成了更大的共識。原來楊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張問楊怎麼抗?張一直講他要勸蔣抗日，然後楊說你根本不可能勸動他。

　　事實上張楊之間也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在楊瀚看來，「張學良只是對抗日這個問題上和楊虎城有一個共同點，但是對社會的認識跟楊相差甚遠。」

　　這個時候兩廣事變發生。1936年廣西、廣東派人來找楊虎城和張學良，要聯合起來反對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當時張學良和兩廣達成一個協議，兩廣起兵以後他們也起兵，他們的東北軍、十七路軍出隴海、出潼關，切斷隴海線和平漢線。

　　但是問題出來了——「蔣介石特別聰明，他通過召開五屆二中全會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全部調到南京，開會的同時，集中力量，又動兵又動錢，解決了兩廣事變」。

　　楊瀚的說法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楊虎城並不贊同張學良去南京開會，「張學良非要去」，在幾個月的會議時間裡，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楊虎城沒能收到張學良的反饋，直到蔣介石解決了兩廣事變，張學良返回西安。

　　此後，蔣介石來到西安督促張學良「剿匪」，楊瀚說，這讓楊虎城覺得有了很好的機會「逼到最後關頭，因為他不做(抓蔣)的話楊虎城自己幹，因為楊說讓蔣介石不能再走掉。」

　　西安事變就此發生。

　　「西安事變」後，楊瀚說，因「種種只有張學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張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東北軍20多萬人陷於群龍無首境地，何去何從，將領間出現了嚴重的內部矛盾分歧。「少壯派愛國將領」們再次熱血噴發，決定採取斷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指使部分軍隊再次發動兵變，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釀成又一次震動全國的「二二」血案。為避免東北軍全面內戰的慘劇發生，經過各方勢力的調解，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介石要東北軍調駐安徽的方案，東北軍遂東調，分住豫南、皖北、蘇北地區，各部均直接歸南京軍政部管轄，其東調中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萬毅等部後來加入了中共武裝。

　　若干年後，一批自稱王以哲等人的後人發佈了一封給馬英九的公開信。

　　信中稱，其是「一批楊虎城製造的『二二』兵變受害者的後代」，並表示「楊虎城伏法，可謂罪有應得」，要求駁回楊瀚竟替其祖父平反的「無理要求」。

　　楊瀚表示，某種程度上促成張學良最終下定決心的一件事是「蔣介石的中統系統發現張學良通共，而當時張與延安方面的聯繫都是通過東北軍王以哲的電台。」在這個過程中，王以哲成了不容忽略的角色。

　　1936年10月，事實上已知道了西北前線狀況的蔣介石來到西安，「到西安後，他跟張楊都不太談，直接找軍長、師長談，想瞭解軍心，這是他一種慣用方式，針對其他軍閥或者其他軍政領導也是。」楊瀚稱，蔣見了王以哲第一句話就說「你的電台通共」，把王以哲嚇壞了。王以哲很快派手下的軍法處長跑到南京去找到中統，中統當時有一個負責人是齊世英，是東北人，王向齊世英坦白了和共產黨的交往，特別出賣了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滯留南京，此後東北軍發生兵變，王以哲等被殺。「張學良回不來了，東北軍開始混亂，這個時候齊世英派了人，又去做王以哲的工作，他表示堅決服從中央。而南京當時意見讓他把部隊拉出來，他還堅持不走，按此理解，他就是想取代張學良，控制整個東北軍，所以後來人家殺他一點兒不冤枉。」楊瀚說。

　　波詭雲譎西安城

　　當年蔣介石認為，西北的局面還可控，有信心繼續對共產黨進攻，所以他又來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還沒有下決心抓蔣，1936年10月之後，楊向張提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可以利用蔣來西安的時候，抓住他，「張學良一聽傻了，半天沒有吭氣，沉默了。」

　　「楊虎城馬上說我說說而已，張學良馬上表態說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出賣朋友。」於是此事被暫時擱置。但是1936年12月，蔣介石又來了，楊虎城正式跟張學良談了，「這一次不能讓他再走了」。

　　原定12月6日由東北軍在交通沿線控制蔣介石，然後押到秘密地點，由十七路軍解決城裡的中央武裝力量——這是張楊原定的計畫，「說好了上午行動，中午應該抓完。楊虎城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也沒有消息。」

　　於是去問張學良。

　　「張學良說他上午接了一個電話，聽說何應欽也要來西安參加這個軍事會議，等他們來了一塊兒去抓。」

　　12月9日，西安學生遊行，警察開槍，蔣介石下令如果學生去臨潼請願，格殺勿論。張學良的責任是勸學生回城，「說你們再往前走就要流血。」但學生說我們身上只有鮮血了。

　　楊瀚說，「張學良被感動了」，於是哭了以後他就表了態，「一定在一個星期之內用實際行動給你們一個回復。」

　　後來有了所謂的哭諫，結果張被蔣罵了出來。

　　12月9日夜，楊虎城招待南京大員看戲。在戲園子，楊突然接到電話說請他馬上回總部，部屬報告，發現孫銘九帶著兩卡車全副武裝的軍人朝臨潼(蔣介石駐地)方向去了。「他們分析說是孫銘九去抓蔣介石了」，楊虎城說好，咱們要積極配合，全城大戒嚴。

　　於是西安城內一片肅殺。

　　「佈置完了，楊虎城又回到戲園子，發現張學良又來了，還談笑風生，楊覺得不對勁，不像有行動的狀態，於是就故意讓人把戲延長了好多，但是外面沒有槍聲。回到總部後，楊虎城得知，孫銘九說，「張司令怕學生晚上去臨潼鬧事，讓我去沿途截學生了。」次日，楊勸張說，現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張學良派專機將久經沙場的將領白鳳祥和劉桂五調回西安，但他認為「捉蔣還是一個簡單政治。」楊瀚覺得，張學良在當時並沒有真正的全盤考慮，「他不知道這是一種政治大博弈啊。」

　　「張認為蔣和他真的是像蔣說的那種兄弟關係，但是蔣事實上一天也沒有把他當作那種關係。」

　　數十年後，蔣介石辭世，張送給蔣介石的輓聯稱「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有如仇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12月14日，南京方面派員來到西安，在西安外圍，中央政府的部隊開始推進，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西安城內部隊的分化。但楊虎城當時心裡還是很有底，「因為人在手裡。」

　　但是張學良要送蔣回南京，楊瀚稱，在此之前，張楊在是否放蔣、如何放蔣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吵，「張學良急不可待，非要25號就要把蔣送走。這其中有張的極端表現，還有宋美齡的作用。」

　　楊瀚在宋子文的回憶錄中發現，張把自己和楊虎城爭吵的情況全部告訴了宋子文和宋美齡。「這幾個人一塊兒在那兒密謀怎麼逃出來。」「他把楊置於什麼地位?」

　　第二天張給楊打電話，楊到現場後，「一看蔣介石已經在汽車旁邊等著。如果楊當時表示強烈反對，那就得把張學良也扣起來，弄不好就掏槍了。」

　　回到南京後，張學良給楊虎城發了電報稱「一切都好」，但是他也給蔣介石寫了認罪書。「問題就複雜化了，首先承認了你有罪，而且我要處罰你，處罰你的部隊，這樣西安方面就要跟南京對抗。反對審判張學良，要求無條件釋放張學良。」

　　當時如果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合力，再加上紅軍，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張學良還繼續認罪，給蔣介石出主意，寫了處理西安問題的甲乙案，他最早提出把東北軍調到安徽和江蘇，而且提出放楊出外(國)。」

　　西安事變，誰贏了?楊瀚的判斷是：最大贏者是民族。

　　但是楊虎城的命運在此後發生了巨大轉折。

　　命運之變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出國。「他整個部隊、整個政治勢力都沒有了，從心理上講有很大遺憾，又有很大成功感。為國家、為民族，這個事做成了，而且達到目的了。」

　　1937年11月26日，出國考察的楊虎城在他生日那天回到香港，見了宋子文。「宋子文對他做了安全保障，但是在騙他，所以楊虎城最後在香港說了一句話『我們上當了。』」楊虎城被捕時，楊瀚的父親還在西安讀書，楊虎城身邊帶了他的小兒子楊拯中，隨即其夫人謝葆真及警衛、秘書也被一同收監。「蔣介石折磨他，沒有自由，逼著你投降，折磨的目的就是為了投降嘛。」楊瀚說。

　　1949年，蔣介石下令除掉楊虎城，「你殺他一個人還能說得過去，但是殺了他家人還有秘書、副官。」據楊瀚瞭解，「毛人鳳給他的特務講，這個事(殺楊)辦完以後老頭子非常高興。而且很有趣的是殺完楊後，蔣介石給毛人鳳和葉祥之(音)每人獎勵大洋一萬塊，理由是處理大陸事情有功。沒有說什麼事，現在應該包括這件事。」

　　在此之前，楊虎城的家人始終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1949年12月，解放軍進入重慶，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

　　楊瀚認為，現在台灣方面領導層還沒有認可這一事實，「主要是敢不敢的問題，事實很清楚，台灣國史館的軍情局卷宗裡有一個『監楊卷』，有一個『監張卷』，裡面肯定有這些情況，毛人鳳殺了楊，絕對不會把這個事口頭匯報就完了。不光是文字，還得有照片，因為殺黃顯聲都拍了照了。」這兩個卷宗，楊瀚並沒有看過，但他堅持認為，「現在拿出的文件上寫的戴笠批示入『監楊卷』，所以對楊的這一案一定有，不會沒有。」

　　1969年春節，14歲的楊瀚從父親口中知道了楊虎城的事情。楊瀚的父親楊拯民，抗戰時期曾經與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兩家人的關係在後代身上得到了延伸。楊瀚回憶，從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喪事到張學森女兒張閭蘅的事情，楊拯民無不多方盡心。

　　1999年，楊瀚踏上了去夏威夷探訪張學良的旅途。

　　但是，見到張學良後，楊瀚發現，張對當年的故人故事似乎不想多談。

　　「我很奇怪。」在楊瀚的概念中，中國大陸一直宣傳「張楊」，而且這個事(西安事變)確實做得很漂亮，他覺得張與楊兩個人應該是生死情誼。

　　「我當時理解，他糊塗了。但是他一百歲的時候講話還很好。」楊瀚也沒有多想，他覺得自己此行能夠見到張學良，表述一下兩代人的交情，夠了。

　　但是張不願多提西安事變的態度，總讓他心裡覺得異樣，在此後的時間裡，楊瀚慢慢開始探尋當年的歷史，探尋祖父楊虎城的人生。

　　楊瀚發現，張學良後來的態度愈發與他此前的方向不一致。「他在1955年給蔣介石寫了西安事變的回憶，這個很關鍵，把楊虎城怎麼給他提出建議、怎麼抓蔣這些都講了。」在回憶裡，張「承認自己無知，他那個時候有點兒怕死了。」

　　在軟禁了幾十年後，一段時期內蔣對張學良的待遇非常寬鬆，他可以隨便看報紙、聽廣播，隨便和那些管他的人一塊兒玩，突然，這些「相對自由」又被禁止了，「他覺得可能要殺他了。」

　　這與楊虎城可能不太一樣，楊瀚覺得，他的祖父「代表中國的民族主義，維護民族最大利益，不畏各種強權，勇於犧牲。」

　　但是很多人並不理解楊瀚對其祖父歷史的追問，「很多人認為他們已經瞭解楊虎城了，但是我現在所呈現的楊虎城和原來不太一樣。」當然，也有人認為楊瀚是在出風頭。

　　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當年5月，楊瀚致信連戰，他表示，自己是為「一個忠黨愛國的老黨員，國家的二級上將，沒有罪名，沒有審判就被秘密處決，殃及子女部屬」而申訴，要求國民黨為楊虎城平反昭雪。

　　楊瀚並沒能得到公開的正式回應。不過不久在台灣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60週年歷史文化圖片展覽中，設立了一個張學良與楊虎城的專櫃，楊虎城的形象60年來首次出現在國民黨的展覽中。

　　2006年，楊瀚致信馬英九，希望他「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以21世紀政治家的魂魄推動為楊虎城將軍平反。」楊更將此事上升為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支點，「希望作為中國人你能夠放下上個世紀積存的恩怨包袱。」根據楊瀚的瞭解，看到這封信後，馬英九曾經向國民黨黨史人員瞭解過楊虎城回國與被殺的情況，但此後便無下文。2013年9月18日，楊瀚發出致馬英九的第二封信，引發了輿論的眾多關注。

　　但是楊瀚現在坦陳自己「對馬英九不抱太大希望。」他始終認為，「楊虎城檔案就在台灣軍情局，但如果這樣做了(平反)，對蔣介石是一種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