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其父洪鏡揚是鄰近諸村的保正，家裡「薄有田產」，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在當地是好的。洪仁坤有兩個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讀書求功名的，在家裡有受寵而優越的地位。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一共經歷17年，未能進學，也就是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一次「做館」當私塾師，教小孩識字和文化基礎知識，這是當時相當多老童生所從事的不固定職業。一般說來，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當時有3個廣西人說他「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貲」。如果是事實，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與馮雲山「出遊天下」之後所為。經常賭博，雖不光彩，但算不了什麼大問題。組織他人為商戶護送煙土、洋貨，以獲得「抽頭」，作為活動經費，也並非絕無可能。當洪仁坤成了氣候，自己及極少數同夥決不會說起這些不光榮的經歷，拜上帝會和太平軍中就不會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辭》沒有說洪秀全造反前幹過些什麼，可能不瞭解，亦可能知道並非只當塾師，只是不願說罷了。所以，這3個廣西人提供的材料，後來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這個一向自視極高並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擊很大。回到家裡，隨即大病一場，「死去七日」(一說兩日)還魂後，「俱講天話」。對這次生病，尤其是「魂遊高天」，人們照他自己和馮雲山、洪仁襖所說的，做了許多文章。我認為，有幾點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內心在極其複雜的煎熬中掙扎，三是強烈刺激造成的輕度精神病變，四是清醒夾雜狂想、夢幻的心理活動，五是考慮如何利用迷信造反。這樣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後，性格自然會有明顯變化，但並沒有成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藥而治，生活也毋需別人呵護。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一起落榜的書友(一說又是表弟)馮雲山出於對考試的極端不滿，又從星相術角度看出洪仁坤「多異相」、「有王者風」，極力鼓動他為首造反。馮的勸說，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夢幻，於是斷了科舉仕進的念頭。洪仁坤決心造反之後，就說什麼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這改名是很費一番心思的，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進不了學———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實現「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還能夠「手握乾坤殺伐權」，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當然不止是造反、報復，更重要的是佔有和享受：佔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的了」。這些早期直言不諱的言志，說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為教主的拜上帝會的創立，其主要思想理論來源是梁阿發編寫的通俗布道書《勸世良言》。它並沒有全面、系統地介紹基督教教義，而又不時援引中國傳統觀點來印證《聖經》。不過，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學知識，諸如，天父全能，耶穌救贖，獨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等，卻被洪秀全及馮雲山借用而且不斷發酵。從後來天王府前的不倫不類的世界地圖，可見洪秀全此時對西方、世界仍然幾乎一無所知。他「向西方尋找(的)真理」，就是《勸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學知識。以此為基礎，不斷按他的需要揚棄和注入一些內容，來創立以他為教主的拜上帝會。從製造迷信開始，進而逐步加緊控制信從者，接著就發動造反，奪取政權，建立地上的「天國」。從這一過程看來，洪秀全所創造的拜上帝會類似於一個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揚救世主下凡，統治全國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頭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過，大多沒有或沒來得及以奪取政權、統治全國全世界作為直接內容來宣傳。洪秀全則十分明確地將這一點作為核心內容。他宣稱，「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歸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萬國獨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論與造反做官論相結合。為什麼要救世主呢?因為世界末日到了。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論調。1850年5月，他將末日論具體化，說他得到上帝啟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將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將有瘟疫，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信的人則「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到1851年永安突圍時，則進一步大開支票、封官許願，凡踴躍作戰的，「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少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