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刀鋒在即將生銹的前夜

　　萬曆十五年，五十九歲的戚繼光更加衰老了。這位幾年前叱吒風雲、令邊寇為之喪膽的英雄，這位馬蹄催征、征戰南北的職業軍人，這時已完全成了一個龍鍾的老人。雖然從大帥的位置上退下來不過三年，但短短的三年時間，卻足以把一個人改變得面目全非。

　　如同一片刀鋒在即將生銹的前夜，忍不住就要憐惜自己的光芒一樣，自從明白了此生再也不可能馳騁沙場之後，戚繼光的病更重了。同時，他開始回頭梳理自己的一生。幾年的閒居生活裡，他時而埋頭兵書，時而憑窗長嘯，時而輕撫壁上那柄和他一樣閒置的青鋒。幾間小小的草堂裡，除了為數不多的幾個最好的朋友偶爾來看看他外，人跡罕至，車馬冷落。

　　庭前梅花怒放，屋後翠竹青郁，濃烈的中藥在砂制的藥罐裡煎熬著這位風燭殘年老人的最後歲月。天氣晴好的日子，戚繼光也會拄著竹杖，帶著一個家童登上門前的青山向北方遙望。亂雲飛渡，關山蒼茫，少不更事的家童無法知道，自己這位聲名顯赫的主人，此刻的心緒早已飛到了烽火連天的壯年。家童遠遠地跟隨著，手裡端著主人還沒有喝完的藥水。夕陽西下，血一樣鮮紅的陽光盡數潑向戚繼光和他足下的青山綠水。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戚繼光深深地知道，自己一旦還能再握兵符，率領八千子弟，所有的疾病與衰老都會離他而去。雖然是如此的不甘心，但一個人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提升於大地，他也無法改變命運。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棋子，不論他是一代名將還是鄉間農夫。戚繼光在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唯有在一陣長嘯之後又埋頭於他的兵書——現在，這部兵書成了他留給世界的最重要的禮物和遺產。

　　就在這一年(1587年)陰曆十二月十二日，戚繼光在貧病中死去。與他同一年去世的，還有一個和他名聲相仿，對後世的影響更大的海瑞。這一文一武兩位大明官員，在萬曆年間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大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不過寫了萬曆朝的六個人，而海瑞與戚繼光均佔有其位。黃仁宇對海瑞下的定義是：「古怪的模範官僚」。戚繼光則是：「孤獨的將領」。

　　說戚繼光是孤獨的，一點不假。

　　文官體制下的尷尬武官

　　明朝是一個極度集權的朝代。朱元璋設計的帝國運行模式是一整套僵化的文官制度。這個制度中，文官和儒教處於主導地位，而武將則處於從屬地位。可能是出於對唐朝藩鎮擁兵自重、不尊王命的畏懼，明朝自朱元璋開始，便日益培養重文輕武的傾向。到了戚繼光時代，離洪武年間已有一百多年，大明正值壯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時期，文官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最高點，武官則下降至冰點。

　　「武將領兵作戰，和文官集團的施政原則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能平衡，衝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調劑無效，通常就會導致戰爭。有時候嚴重的天災造成大面積的饑荒，百姓面對死亡的威脅，也會鋌而走險，訴諸武力。但是我們帝國的文官，則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動用武力，對他們來說就是失敗的象徵。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

　　大明帝國上下，大多數文官以中庸之道為處世的原則，標榜穩健和平。武將在刀劍矢石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的心目中卻成了血氣之勇，匹夫之強。即使武將們奮勇殺敵，克敵制勝，在文官們看來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退伍的軍人更沒有地位可言。那些從戰場上還鄉的士兵，不但不能因戰爭的洗禮而獲得鄉人的尊敬，反而被看做是增加了一個不事農桑的無業遊民。這對一個視安穩為泰山的帝國來講，一個只會行軍作戰而不會稼穡的男人無疑是危險的，需要加以防範。正如黃仁宇說的那樣，一個軍官會發現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儀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總而言之，和他已經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這種觀念上的南轅北轍，使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他們也常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敵養寇。

　　明朝的軍隊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但如此一來，流弊也因之而生，這支軍隊雖然人數龐大，但根本沒有多大的作戰能力。

　　在明代，當西方國家已經告別冷兵器，裝備上了火槍和重炮時，大明帝國依然在以力能扛鼎或是百步穿楊這樣的老辦法來選拔軍官。這些選出來的軍官，絕大部分不過是些有勇無謀的莽夫，一旦真正指揮對敵作戰，不是逞匹夫之勇就是毫無兵法可言。此外，武官的另一個來源是世襲，高級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而中下級軍官則無須再降。

　　這些子承父業的軍官，不能說沒有稱職的，但更多的是因父親祖父而得到了一個做官的機會而已，全然沒有職業軍人的素質。這樣一來，文官對武官顯然又輕看了三分。終明朝一世，武將地位低微自不待言，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到了崇禎年間，更是一向由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也就是說，一個武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只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很不幸的是，戚繼光的出身就是上面所說的軍官來源的第二種，即世襲。在當時看來，這比那些通過武舉考試博得出身的軍官還要低一等，武舉們畢竟能扛幾百斤的石鎖，能射中百步以外的靶心，而世襲軍官，除了說明他有一個同樣是軍官的父親或爺爺外，乏善可陳。

　　戚繼光的父親是大寧都司，一個中級軍官。等到戚繼光子繼父業時，他被任命為登州衛指揮僉事。雖說他「好讀書，通經史大義」，但在時人——尤其是飽讀詩書們的文官們眼裡，乃不過一介武夫而已，很有可能就在這個低級軍官任上虛度一生，喝酒打獵，納妾討小，把無聊的日子過得津津有味。

　　但倭寇成全了戚繼光。

　　後台張居正

　　英雄和他的敵人有時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公正地說，英雄和敵人只是相處的地位不同，同為對手，正是因為有了對手的存在，他們也就有了存在的價值。就像獵狗和狼一樣，它們雖然拚死搏鬥，但如果一旦沒有了狼，獵狗的存在也就沒了意義。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一個軍事家，他存在的價值是通過敵人來顯現的。敵人越是強大，英雄的價值也就越高。

　　倭寇讓戚繼光的人生有了轉機和亮色。

　　倭寇是16世紀令中國沿海居民聞之色變的惡魔的代名詞。這些由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組成的海盜，乘坐著長達一百尺、寬達三十尺、船殼厚達七寸的戰船，從海上而來。先是走私，繼而便發展到殺人越貨，再後來則登陸於岸，攻城略地。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來自山口、豐後、大隅、薩摩和博多灣，以及對馬和五島列島。他們的初衷不過是想通過和中國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以便迫使中國政府開放對外貿易，給他們一個發財的機會，他們中的領導人甚至幻想能通過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國謀得一官半職。

　　明朝的海禁由來已久，不許片帆出海，這是關乎祖制的問題，倭寇完全打錯了主意。倭寇最先出現在洪武年間，但好武的朱元璋這一回採取了極忍讓的態度：他令沿海一帶的居民後撤，不准中國軍民出海，以此來避免和倭寇的親密接觸。

　　朱元璋之後，永樂曾派鄭和七下西洋，那是中國海上交通最威風的時代。鄭和下西洋時所造的船隻，最大的船，長達四百四十尺，寬一百八十六尺，遠比倭寇的船更雄壯更具續航能力。但鄭和下西洋並不是要樹立這個帝國的海上霸權，而是像一個財主在向鄰里炫耀他的財富。永樂死後，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一去不復存在。更何況，從鄭和到戚繼光，一百多年過去了，帝國不但造不出鄭和年代的船隻，甚至連鄭和的航海圖也被兵部尚書劉大夏當做不祥之物付之一炬。

　　戚繼光和倭寇還沒有正面交手，就差點吃了個大虧。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樂清、瑞安、臨海，戚繼光支援不及時，遭言官彈劾，被免職。幸好免職後讓他戴罪立功，否則，恐怕就不會有日後的抗倭英雄戚繼光了。

　　犯了錯誤受了處分的戚繼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繼光深知那些衛所的軍隊要和身經百戰的倭寇作戰無異於驅羊喂虎。這時，他想起了岳飛的岳家軍，決定創建一支戚家軍，以便和倭寇決一死戰。

　　戚繼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華、義烏等地的農民。他一生堅持這樣一個準則：進他的隊伍的兵，必須是農民，決不收城市市民。他認為來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遠不如純樸的、吃苦耐勞的農村青壯年。戚繼光自1559年開始徵兵，當年征了三千，兩年之後，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則增加到一萬。

　　這種幾乎完全由將領個人進行的徵兵和練兵方式，在極度集權和武將地處下位的明代是極其罕見的。多年以後，當李自成、張獻忠的流賊和女真族的外虜共同動搖著大明的根本時，明政府也沒有採取過這種應急措施。這說明，一則，戚繼光時代的倭寇為患已成燃眉之急;二則，戚繼光取得了來自文官集團的支持。

　　戚繼光時代，文官集團最顯赫的人物是張居正，他既是首輔，又是當時的天子的老師。據說，連天子對這位嚴肅的老師也十分害怕。天子即位之初，張居正被先帝臨終托孤，因此，「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

　　戚繼光以一個農民式的狡黠看出，要想在帝國這塊猶如鐵板似的文官制度中獲得遊刃有餘的自由，唯一的辦法是得到文官集團最高領袖張居正的支持。戚繼光要改變武官的低微地位，要有效地避開文官集團的忌妒和猜疑，都要求他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後台，因此他想到了權傾一時的張居正。

　　已經無從考證戚繼光和張居正到底如何相識相知並結成非同尋常的關係了。嚴格地講，他們的關係既有友誼的成分但並不只是友誼這樣單純，既有上下級的和諧，但並非只是上下級關係那樣簡單。從戚繼光每次給張居正寫信都非常謙卑地自稱「門下走狗小的戚某」來看，他們的關係耐人尋味。

　　他的成功是個異數

　　戚繼光時代的明朝政府軍，多年不事征戰，加上待遇又低，武將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萬人左右的龐大軍隊，卻屢受倭寇和北邊瓦剌侵擾，戚繼光要重振軍備，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

　　如前所述，戚繼光在1559年徵兵三千，黃仁宇說：「在戚繼光以前，軍隊中受重視的是個人的武藝，能把武器揮舞如飛的士兵是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好漢。各地的拳師、打手、鹽梟以至和尚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們被有組織的倭寇屢屢擊潰以後，當局者才覺悟到一次戰鬥的成敗並非完全決定於個人武藝。」

　　力能扛鼎或是能夠舞動幾十斤重的關王刀既然被視為英雄，並能升任中下級武官，明朝軍隊中那種突出將領個人武功的做法便成為時尚，整個軍事觀念當然還停留在來將通名然後再大戰三百回合的冷兵器時代。

　　但這時鳥銃、火槍和大炮都已經進入了實戰。戚繼光以一個軍事家的極度敏銳看到了這一點。因而他的部隊裡，強調的不是個人武藝的高低、手中揮動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種協同作戰的團隊精神。戚繼光將他的三千軍隊分為幾百個戰鬥小組，每一小組由一名隊長、一名後勤和十名戰士組成。

　　十名戰士則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長槍作為攻擊的主力，他們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長方五角形籐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圓形籐牌，用以抵敵作掩護;之後則有兩名士兵手持一種叫狼筅的武器，即連枝帶葉的大毛竹，長一丈三左右。長槍手之後，另有兩名士兵揮舞放置有火箭的鏜鈀。在這種名叫鴛鴦陣的戰鬥組合中，很明顯，個人武藝的高低並不是起決定作用的，相反，參戰者的協同配合和嚴明的紀律才是勝利的根本保證。

　　《明史》稱：「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其實，不僅是戚繼光號令嚴，大凡歷史上有名的戰將，無不以鐵的紀律作為制勝基礎。在戚繼光的一本奏折裡，他曾提到過發生在1562年的一次戰鬥。當時，他命令部隊攻取倭寇佔領的一座易守難攻的石橋，第一次進攻失敗，一哨官兵三十六人全部陣亡;他又令另一哨進攻，隨即又陣亡一半多。

　　這時，餘下的人企圖後撤，戚繼光親赴現場督戰，當場將後退的哨長一刀劈死。餘者皆震驚，遂奮不顧身，終於取得了勝利。幾年以後，當戚繼光率領這支通過與倭寇的數十次較量而成為帝國勁旅的部隊北上薊門時，他面向這支部隊和當時守衛北關的其他部隊訓話。訓話中途天降大雨，其他部隊紛紛作鳥獸散，唯有他從浙江訓練的這支部隊「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於是「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倭患既除，東南沿海為之一清。這時，蒙古軍隊屢犯北邊，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請召同為一代名將的俞大猷和戚繼光北上戍邊。但最終成行的卻不是在當時名望比戚繼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繼光。這不能不看做是張居正在起作用。對將領而言，他存在的意義就在於戰爭，就在於不間斷地征戰討伐。因此，戚繼光對剛平息了倭寇，立即又北上戍邊的安排非但不會有煩言，反而會對此感恩戴德。

　　這時的戚繼光已升至武將的最高官階：總兵。當他北上薊州時，剛息海疆的豪邁和激情一定在胸中湧動。他向朝廷建議，把北方各鎮的十萬名士兵全部交給他訓練三年，保證能將他們訓練成帝國的勁旅。由於這一計畫過於龐大和駭人聽聞，遭到了文官集團的極力反對，未被採納。

　　但張居正批准戚繼光把在浙江時所練的士兵二萬人調到薊州，這一舉措在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明朝仍是罕見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暗示：戚繼光訓練出來的這支部隊，隱隱已有成為他個人力量的勢頭。事實上，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代，這支軍隊都被眾口一詞地稱作戚家軍，人們忘記了它其實是明政府的正規部隊。

　　張居正的信任和支持都是空前的，他為了賦予戚繼光統籌北部邊關的全局，創立了一個叫總理薊州軍務的官銜，以示和其他地區的總兵相區別。這一官位在明朝歷史上是沒有的，在視先人成例為憲法的時代，這種做法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張居正只得無奈作罷。

　　但是，張居正身為首輔和太師，對他寵愛有加的戚繼光建功立業始終是一棵蔭庇的大樹。他找出了另一個辦法，那就是把薊州境內的其他高級將領調往別鎮，以免他們可能成為戚繼光的絆腳石。同時，張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譚綸又非常及時地向皇上提出：薊州等邊地的文官不得干預軍事，並且主張戚繼光在三年的練兵期內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評。這兩項提議，立即遭到了文官們氣勢洶洶的糾彈，這時，張居正的巨大能量顯示出來：皇帝下旨恩准了譚綸的建議。

　　此後，凡是那些有意和戚繼光為難的文官，都被張居正不動聲色地遷調他處。

　　1578年，張居正回故鄉江陵守父喪。他好像怕這短期的離任會引起戚繼光的不安，特地寫信給戚，告訴他接任薊遼總督，也就是戚繼光的頂頭上司梁夢龍。他說：「孤之此行，甚非獲已。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闕矣。薊事已托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張居正居喪期間，戚繼光每遇疑難之事，總是令傳騎飛馬直報江陵張居正府中。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將成為日後他們的反對者痛擊他們的證據。

　　戚繼光自然沒有讓張居正失望，他出任薊州總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約，從此不再入侵中原，雙方開設邊貿互市。戰事平靜下來後，戚繼光向朝廷提出在明初所建的長城上增設堡壘，以增強戰時的防守能力。這一提議遭到了北方官兵們的強烈反對，但由於張居正的全力支持，這一浩大的工程依然如戚繼光所願完成了。

　　戚繼光在薊州重鎮任總兵達十六年之久，是他前任十人任期的總和。在這一職務上，他的兩位前任「坐失律誅」，而他卻「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戚繼光的成功，在他所處的時代無疑是個異數。這一切，除了他個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張居正一以貫之的重要支持。可以說，沒有張居正也就沒有戚繼光。

　　但是，到底是什麼使張居正和戚繼光的關係如此密切，如此非同尋常呢?個人志趣的相投似乎不是主要原因。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大抵可以看出如下一些耐人尋味的細節：據說張居正在不到五十七的壯年而逝，和縱慾過度有關。兵部尚書譚綸曾把房中術獻給張居正，而戚繼光，這位前線叱吒風雲的統帥，則不惜重金購買了數個被稱為「千金姬」的美女作為禮品送給首輔大人。此外，據一些筆記所載，戚繼光在與倭寇作戰中，更是多次將斬獲的珠寶及春藥等物秘獻與張居正。

　　這些細節雖然令我們為一代英雄居然有如此作為而感到氣喪，但它向我們表明了一個英雄的真實人格，更說明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即使是英雄也需要趨附於鐵腕人物才有成為英雄的可能。而從某種意義上，我們更可以說，英雄的偉業竟然是靠美女和春藥來維持的。假設沒有那傾國傾城的千金姬，沒有那久而不洩的房中術，也沒有那如火焚身的春藥，我們不知道張居正對戚繼光是否還會如此信任和支持?如果沒有張居正的支持，戚繼光在一個文官至上的年代裡，根本無法建立一個軍人的榮譽和功業。

　　貧病中死去的孤獨英雄

　　張居正死後，正如「樹倒猢猻散」的古語所揭示的那樣，戚繼光立即從壯年的輝煌落入晚年的淒涼。1582年六月，張居正去世，旋即，彈劾張居正者紛紛而起。次年，其實也就是張居正去世半年後，張居正的學生萬曆下旨追奪張居正的官爵;1584年，更下旨籍沒張居正家。江陵守令先登錄張家人口，將張居正的家門封鎖達半年之久，以至張家餓死十餘人。

　　張居正在位時，依附者大多得到了好處，比如戚繼光更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這種政治的依附也有危險和風險，好比散戶在股市相股，你搞不清楚這一股到底會給你帶來多大的贏利或多大的虧損。張居正死後，有大臣「好心」地提醒萬曆：戚繼光是伏在宮門外的一頭猛獸，這頭猛獸只聽張居正的調遣，別人是無法節制的。張居正和戚繼光雖然沒有謀反的事實，但他們有謀反的能力。

　　於是，戚繼光先是被調任廣東總兵。次年，全國都處在大規模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之中，戚繼光心灰意冷——也沒法不心灰意冷，他向朝廷請求退休，希望以這種體面的離去保持一個老軍人的晚譽。但是，皇帝並沒有給這位曾為帝國江山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名將一點面子，而是宣佈他是張居正黨羽，處以革職——不論革職還是退休，其結果都一樣，但皇帝顯然更願意以革職來作為處分。

　　古人說過，世間之難堪事，莫過於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晚年的戚繼光除了和三五個好友來往外，便只能在書房中潛心編他的《止止堂集》。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也就是公元1588年1月17日，這一天，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新崛起的英國人擊敗，英國人從此取得海上霸權長達三個世紀之久。

　　而在東方的古老中國，海禁依然是閉關鎖國的主題，英雄戚繼光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路程，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死時正值春節將臨之際，遙遠的北京城裡，宮廷內外，一派喜氣洋洋，大紅大綠的門樓被塗抹得艷俗而誇張。沒有人對一個沒落英雄的貧病而死表示出一丁點憂慮或同情，人們忙著過年，忙著花天酒地地迎來送往。至於軍備與國防，那是多麼遙遠的事情啊，這個帝國已經無法承受外來的打擊了，因此他們堅決不相信世界上會有外來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