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為什麼急於把國都遷到北京? 朱棣遷都之謎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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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為什麼急於把國都遷到北京? 朱棣遷都之謎

2015年07月27日 明朝皇帝,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382 次

  1368年,當徐達的軍隊攻入元大都之時,京畿地區實際上已經脫離中原漢族政權的統治達四百多年。

  元末天災頻仍、戰亂相繼,元大都迅速衰弱。徐達大軍攻入城中之後,朱元璋出於對故元殘餘勢力反覆的考慮,將城中原有居民遷往今天的河南開封等 地。平定元大都後,朱元璋下詔改元大都路為北平府。 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統計說明,昔日百萬人口的元大都,僅剩一萬餘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離散,郊野荒殘。

  遷移新都

  隨後,經歷洪武初年大規模移民運動,北平的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規模,達到了十萬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約有三 萬人是來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萬人,則為北京駐軍及其家眷。駐軍遠多於居民的特點,也體現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職能:作為針對「北元」的軍事基地與防 御性城市。除了城內十萬人之外,在郊區,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員、部隊及其家屬,被編入到周邊的一些衛所之中。

  儘管洪武初年的移民為北平城提供了新的人口,但與江南富庶地區的重要城市,如南京、杭州、蘇州相比,北平的人口規模,仍有相當大差距。不僅北平如此,除山西省之外,幾乎整個中國的北方,在經歷元末的戰亂與饑荒之後,人口都大量下降。


  洪武大移民後,北方中國有所復甦,然而這一進程也是相當之緩慢,並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及至1399年新的內戰開始,北平城的總人口,仍在十五萬以下,而佔半數以上的,仍屬衛所駐軍與軍屬。這也說明,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間,北平城的職能,並沒有大的轉變。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亂,史稱「靖難之役」。「靖難之役」造成的後果,是北方地區的人口再度下 降。據史書統計,戰後「順天八府所屬在人戶十八萬九千三百有奇」。「順天八府」管轄的區域,大致與今天的河北省相當,並包含了北京與天津。

  儘管北方再罹兵禍,但隨著以北平為中心的燕王勢力贏得了戰爭,明朝的政治權勢,也隨之向北移動。朱棣入南京,奪得大統。這個變化的必然結果,是儘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卻天然地偏向於北方。

  抬升北方政治實力的第一步驟,是將原洪武建文兩朝的北平,升級為北京。 北平與北京,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區域規劃上,卻有天壤之別。北平從「府」提升為「京」,等於是為明朝奠定了南北兩京的政治格局。

  洪武之後,元大都舊城已被破壞殆盡,只剩下燕王府作為藩王府邸被保留了下來,氣象大不如前。要提升為新的首都,勢必有浩大的工程營建。永樂四 年,明成祖遣尚書、侍郎、副都御使、僉都御史等員七人分赴五省采木,督軍民匠役燒造磚瓦,並命工部征天下諸色匠役、軍士、民丁,明年赴京聽役。從上述的事 實可以看出,營建北京,工程浩大,幾乎調動全國民力。

  在明成祖遷都北京的政治考量中,除了因「靖難之役」導致的人事、政策偏向之外,「天子守邊」論,是長期為後世史家重視的一個說法。《明太宗實 錄》中,一再記載成祖前五年儘管長期在南京,但相當關注蒙古的軍事動向。隨後,幾乎與營建北京同步,成祖於1410年、1414年、1422年、1423 年、1424年五次親征漠北,深入沙漠,終至馬革裹屍榆木川。明成祖用兵北方的用意,是寄望於一朝掃平漠北,不遺子孫禍害。從而使得遷都北京不再受軍事上 的威脅。

  明弘冶年間的大學士丘也從軍事角度論述成祖遷都北京的用意,丘說:「文皇帝遷都金台,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 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需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以軍事角度論,從北京發兵,向沙漠進攻,利於軍隊及後勤補給的調動,最高軍事領導人也易於判斷蒙古的軍事動向。但僅從單一的軍事角度立論,顯然迴避了成祖 與南京的緊張關係。

  從明初三代對蒙古的策略來看,朱元璋對「北元」採取的政策,是積極防禦,而成祖則是積極進攻。這兩種態勢,都沒有使得明朝與蒙古關係發生根本改 變。永樂帝通過遷都、軍事進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終證明並不是一個成功的策略。遷都北京之後的兩百年間,明帝國的首都與北方地區,反覆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征漠北,最終只贏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暫和平。


  不過,無論是成祖與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還是蒙古的軍事動向,最終產生了明永樂初年的兩京制,並在永樂十八年正式遷都北京。或多或少,永樂帝對 於功業的追求,都與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關。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倣傚之。唐太宗以玄武門之變篡奪建成太子之位,開唐初盛世。以功業抹去篡逆惡名,成祖的 舉動,與此相彷彿。無論政治與軍事,永樂帝都與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樂的帝國之夢,征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則始終 在北,更在於北京的安危與強盛。

  重心北移,這就產生另一個永樂朝的大變動,由南方向京畿地區大規模植入軍隊、富戶、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毀滅與「靖難之役」的廢墟上,新造北京城。

  營造北京城

  將軍事重鎮升格為帝都,將政治、經濟與文化功能全部植入進來,等於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於洪武期間的新城。由此,永樂朝對於北京大規模的人口遷入,就完全不同於洪武朝民人與軍事占主體的人口特徵。

  改造北京的城市屬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這一措施的第一塊基石,體現在遷徙江南富戶入京之上。永樂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京,萬 歷年間順天府尹王之垣給朝廷的報告中有「國初從浙江等處富民三千八百餘戶以實京師」,以富戶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戶的總人口,應在2萬以上,並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這次詔命富戶充實北京之外,永樂二年,再詔「徙廣東富戶實京師」,人數不詳,不過可以推測總體規模,應當小於元年的詔令。

  富戶北遷,帶來不僅是南方相當成熟的商業產業體系,同樣,這些富戶持有大量的資本,北上之後,進一步活躍了北京的資本市場。富戶在北京的生計,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從事農副產品的生產與販賣,更有從事南北海陸貨運的商賈,集中於京師。

  永樂年間的金幼孜曾描繪北京城「閭閻櫛比,雲簇,鱗鱗其瓦,盤盤其屋,馬馳聯轡,車行轂,紛紜並驅,雜沓相逐,富商巨賈,道路相屬,百貨填委, 邱積山蓄。」金幼孜的說法,存在一定的誇大,但也說明了北京城在永樂朝後期相當繁盛的局面。遷徙富戶,在極短時期之內為北京製造了商業繁榮,這是不爭的事 實。然而富戶雖然附籍應天,卻仍承擔本籍徭役的特殊情況,導致富戶與其產業、親屬相隔離。京城富戶,多有南返之願。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樂初相對嚴格的政策,遂一再變異。宣宗之後,附屬應天籍的富戶,屢有南逃。至明中後期,永樂初期遷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戶,留北京的,僅剩二百餘戶。

  遷徙富戶,只是永樂初年向北京進行人口與財富轉移的頂層設計,與之配套的,勢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為加強軍事力量的衛所人員遷入。這些遷徙過程,可以分為六個不同群體加以考查。

  第一類,是將各類罪犯及其家屬遷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遷罪犯及其家屬至北平,人數不詳;永樂元年(1403年),詔「發流罪以 下墾北京田,犯杖罪者給牛具種子,五年後賦役如民田;犯徒流遷徙者不給直,三年後如民田例科差」,人數不詳。永樂四年,謫吏遣邊,遷湖廣、山西及山東的郡 縣官吏共214人(戶)往北京,謫吏遣邊。永樂期間數次發罪謫至京,總體來看人數規模並不太大,總的人口規模,應在一萬以下,且多數應配置在北京周邊。

  第二類,移民實京。建文四年九月,遷山西、山東「丁多田少或無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規模不詳。永樂二年、三年,兩次遷山西民至北京州縣,每 次1萬戶。永樂五年,再遷山西及山東民人5000戶至北京州縣。移民實京所遷徙的人口,規模較大的,以上述數據中評估,永樂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 就至少在12.5萬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民,也應當不是在成居民,因為它是作為墾田移民而進入北京地區的。


  第三類,南京民人、匠戶入京。大規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樂期間,遷南京民與工匠2.7萬戶遷入京。這一批人口,應在十三萬人以上,這些人口,多數居住在京城。

  第四類,文武百官及吏員。北京作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員,自是題中之義。此類人口及家屬,約在2萬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類,駐京衛所。以京城之中,駐軍的龐大,是可以想見的。及至永樂末年,《明史兵 志》載京城衛所,達72衛之多。明制,一衛為5600人。那麼,僅京郊地區的駐軍,就達到了40萬之多,這些衛所,大部分是從南京附近轉移而來。駐軍及家 屬,應在120萬人左右。其中,各門的守衛中就有12衛,約6.7萬人,閤家屬,應在20萬人左右,居京為主。

  第六類,少數民族降民。洪武、永樂、洪熙、宣統四朝,不斷有少數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數民族人口數目,史書對 於記載並不清晰。其中,數量最大的一次,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內附,人口數為572人。宣德年間,進士李賢曾上疏談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見京 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這裡的「萬餘」,應當指戶數。但到底有多少少數民族入住北京,則沒有清晰的說明,也因為少數民族的「戶」不能以漢 族中戶的統計單位對等,這一人口規模,就難以評估。另外值得說明的是,蒙古降人戶籍,多數入衛所軍籍,所以它的總人口,與衛所軍戶的數量,又有一定的比例 關係。

  大體來看,永樂年間(1403~1424年),歷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區,總人口應在150萬以上。不過,我們仍難以知道居住在北京城中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據人口史學家的估算,這一時期北京城的駐京人口,已經達到八十萬之多。

  1403~1424年,一座新首都被建造起來。相對於江南地區諸多大城市,是通過歷史文化與社會交融生長出來的情況不一樣的是,明初的北京,明顯是通過政治權力捏合併拼湊起來的一座城市。

  相對於明王朝的中心區域(黃、淮、長江),北京是一個新歸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時間處於「異族」統治之下。並且,這次大規模的人口移 植,明顯帶有強力遷徙的特徵。而此次遷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戶、匠戶與及軍戶三類人口,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佔據數額最大的三個群體,並且這三類人, 基本都由南方遷徙而來。

  從江南至於塞下,攜家帶口,千里迢迢,路途遙遠,在古代條件下,這種遷徙對於平民來說,相當不易,對於富戶來說,也並非易事。

  這還僅僅是旅途的艱辛。對於遷徙者來說,更有一種背井離鄉的仇怨。自宋之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轉移至江南地區。這一地區的民人、工匠、富戶,遷徙之前的生活條件,相對較為優越。他們被迫使進入另一種生活空間,諸多不滿,淤積於胸。


  再有,大量少數民族中的歸順者被安置到北京周邊,對北京的社會穩定,也構成一定的壓力。在古代社會,不同民族之間的政治妥協往往難以有效地維繫下去,叛服無常引發戰爭,是相當常見的現象。

  相對於內部人口結構的不穩定而言,北京城還面臨「北元」的軍事壓力,即使是永樂帝這樣的雄才之主,也只能解決一代人的和平。

  不難想像,這個在沙盤之上新鑄的龐大京師,雖然外觀恢弘壯麗,人口繁盛一如蒙元時期,卻時刻處在緊張與困惑之中。從人口遷徙的角度,也可以回 答,為何終明一代遷都之議始終不絕,並且這些倡議,往往是由京師的達官顯貴發出。對於在京南人來說,這個勉強捏合的沙盤,不過是政治強力對南京的粗糙復 制。尤其是15世紀,人口初遷之際,這種對南方故土的懷念與對強制遷徙的怨恨,都是引發北京危機的動亂之源。

  脆弱的城市

  1425年夏,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動盪不安。

  這一年五月十三日(陰曆),48歲的明仁宗朱高熾暴崩於欽安殿,在位時間,不到一年。仁宗暴崩,謠言紛紛,人心擾攘。皇太子朱瞻基,此時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南京與北京在古代交通條件下的信息往來,至少需半月。但隨著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朱瞻基仍在南京,皇位空缺的危險出現了。

  1425年5月至6月這段帝位更替的時日,山東安樂州漢王朱高煦的間諜在城中四處活動,偵取信息,聯絡政要。朱高煦主要的活動對象,集中在軍 界,也就是北京城這些衛所的指揮官之中,甚至包括掌中軍都督府、太師張輔。朱高煦在軍中素著威望,蓄謀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殺之。

  但朱瞻基並非庸才,處明初風雲變幻的政治動盪之中,他對於皇位空缺引發的政治危機,相當敏銳。在南京聽到仁宗駕崩的急報之後,朱瞻基星夜返京,晝夜兼程,於六月三日,就返回了北京,避開了朱高煦的伏擊,化解了一場政治暗殺。


  1425年宣宗繼位時刻的政治危機,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當然,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龍子龍孫的帝位傳遞問題,而後才是北京城的內部安置,這是一個相當長遠的問題。同樣,明宣宗對於問題的癥結,也相當之瞭解。

  1425年酷熱的六月,儘管宣宗已經回京,但為防止動亂,京師戒嚴的命令猶在。朱瞻基曾要求張輔體恤士卒、解除戒嚴,後者認為,解除戒嚴必須在 朱瞻基登基並穩定人心之後。按照禮法,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繼位,需要群臣、親王三次勸進,儲君不斷表示謙讓,最後「不得已」才能繼承帝位。這是一個相當繁 瑣、又必須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讓受」過程。朱瞻基的繼位,就在這個勸進過程中,拖延了半個多月,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登基,宣佈翌年為宣德元年。

  即位詔書按照新君登基的慣例,羅列了一大串赦免與寬仁新政。但頗為耐人尋味的是,作為一份針對全國性的政治綱領性文件,詔書特意談到處理北京地 區匠戶的辦法:見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單丁應役二年之上者,放回休息。內有犯罪被刑剜剌, 已成殘疾者,即與開除本身差役,全其餘生。其無知小人挾仇妄指平人為匠者,今後有司宜嚴加禁止,違者罪之。

  詔書中的「匠」,是指入匠籍人口。匠籍與軍籍,是明代較低的一個社會等級,這兩籍之民,不得應試,並世代承襲。詔書中也清楚地說明,匠籍中,還包含了犯罪者, 永樂初遷徙的罪犯,就應當入了匠籍。同時,也有平民被誣陷入匠籍者。

  在永樂年間大規模向北京轉移的人口中,僅一次就遷徙南京匠戶5000入京(約2.5萬人),加上作奸犯科被貶入匠籍者與及被劃入匠戶的人口。在京城中,匠人是一個有四五萬之眾的龐大底層人群。顯然,這個群體是極其容易滋生不滿乃至於引發政治動盪的。

  詔書中的「放回」,當指脫離差役。這是宣宗極大的恩赦,撫慰京城底層勞役群體長期營建北京、山陵工役的不滿。在應對了匠人勞役問題之後,宣宗在即位第二天,進一步賞賜京師軍、匠兩籍:上以京師見役軍伍、匠,勞勤日久,人賜綿布二匹鈔、五錠鞋二雙。

  就明代的軍籍民人而言,儘管不能脫籍,也不能參加科舉,但軍隊支配有大量田產,軍士也享有一定的屯田數目。由此,也可以理解宣宗在安撫北京軍、匠兩籍上的舉措不一。對於匠人,宣宗高調赦免勞役並有所撫恤,對於軍籍,則是賞賜財物。

  隨後,宣宗對北京地區的民人,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恩賞,人數多達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賞銀九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明初,一兩銀子可購大米二石,以今天的標準換算,一石約為94.4公斤。這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宣宗恩賞力度之大。

  非但如此,恩賞遍及權力機構運作的所有相關部門人員。宣宗的這一行動,相比起對匠戶與軍戶安撫措施來說,不僅規模更為宏大,牽涉社會各階層的人員更為廣泛,它甚至還針對在京的朝貢使臣及其龐大的隨從賞賜。

  在宣宗即位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三次對京畿之內的民人,進行政治赦免與恩賞,這一態勢,足以說明的宣宗所繼承的北京城,遠不是那麼那麼太平。

  宣宗所應對的問題,不僅僅是來自樂安州漢王朱高煦的挑戰,他更為憂心的,應當是這個沙盤之上的北京城的斷裂。明宣宗所作的一系列努力,換取了短暫的回報。

  1426年,朱瞻基親征叛亂者朱高煦。在討逆之前,朱瞻基事先公佈朱高煦的罪行,其中一項,是樂安州使臣要求皇帝誅殺戶部尚書夏原吉。而永樂、 洪熙與宣德三朝重臣夏原吉,正是宣宗即位之際京城各項仁政的執行者。朱高煦的謀反理由,顯然是對成祖靖難起兵的拙劣模仿。京城之中,出現了空前一致的團 結,民人為朝廷主動提供戰馬者,不在少數。

  對於北京城來說,一年前的人心洶洶,似成過去。明宣宗的平叛工作,進展得也相當順利,大軍兵臨安樂州,朱高煦出城受縛。隨後,宣宗在軍界查出山 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等與朱高煦勾連,這些都是軍中的高級將領,而整個朱高煦謀反案,總共被誅殺者640餘人。 人數之眾,大概是明洪武藍玉案之後,牽涉軍界高層最為廣泛的案件。

  1426年,這大概是明帝國定都北京的兩百二十餘年中,難得的團結之年。而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時間中,北京城仍是一個通過政治權力強制捏合併創造出來的沙盤,它時刻有崩裂之虞,這將在往後的兩百餘年中,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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