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終老異國之謎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逝世後，國內媒體對張學良生前為什麼不能回大陸一事，曾發表多篇文章。各種觀點爭論激烈，莫衷一是。時至今日，這仍是一個有待討論和研究的重要話題。筆者擬從鄧穎超致張學良親筆邀請函以及張學良的覆信談起。

　　大陸方面已做好迎接張學良的準備

　　長期以來，史學界特別是東北的張學良研究者，一直都在爭論鄧穎超是否真有一封信函寄給遠在美國的張學良。新世紀伊始，筆者有幸見到了鄧大姐這封信的影印件。

　　1991年3月10日，當張學良和夫人從台北桃園機場踏上飛美探親之途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共中央對標誌著這位著名愛國將領真正恢復自由的訪美之旅格外重視。中央書記處特別注意到張學良在台北機場登機前對中外記者的談話中，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鄧小平同志得知後，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家主席楊尚昆，表示：「你們應該開個會呀，研究研究這個問題」，並對如何迎接張學良的歸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指示。

　　根據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相關指示，中共中央有關部門馬上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其中作了4項重要的安排：一是當年6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91歲壽慶活動;二是紀念「九一八」事變60週年;三是派人去瀋陽修葺張氏大帥府和大帥陵，為張學良歸來後赴遼寧撫順安葬其父張作霖的遺骸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級以上的黨內負責同志，親赴美國舊金山轉達中共中央對張學良的歡迎之意。前三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但是，究竟派什麼人親赴美國迎接張學良歸來?反覆比較，最終確定了呂正操同志。呂是張學良的故鄉海城人，東北軍的舊部袍澤，與張學良有過一段師生之誼，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與張有著至深的私人感情，當時雖已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來，但他是幾位人選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總理待遇)。在中央確定呂正操前往美國迎接張學良以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寓所親自召見了他。

　　這是因為，此前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已以私人名義親筆為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信。當時由於鄧大姐尚不知赴美歡迎張學良的中共代表究竟是?-，所以，她在那封信上對赴美中共代表的人名暫空。她寫給張學良的信全文如下：

　　漢卿先生如晤：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數十年海天遙隔，想望之情，歷久彌濃。恩來生前每念及先生，輒慨歎愴然。今先生身體安泰，諸事順遂，而有興作萬里之遊，故人聞之，深以為慰。

　　先生闊別家鄉多年，親朋故舊均翹首以盼，難盡其言。所幸近年來兩岸藩籬漸撤，往來日增。又值冬去春來，天氣和暖，正宜作故國之遊。今穎超受鄧小平先生委託，願以至誠，邀請先生伉儷在方便之時回訪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或定居。茲特介紹本黨專使 ×××同志趨前拜候，面陳一切事宜。 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為安排。

　　問候您的夫人趙女士。

　　即頌春祺!鄧穎超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這已是鄧穎超寫給張學良的第二封親筆函件了。第一件是一年前張氏在台北舉行90歲壽慶時她致的賀電。那時鄧穎超的賀電高高懸掛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崑崙廳祝壽的禮堂正中，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關注。鄧穎超第二次親筆寫成的邀請函，語言更加誠摯熱情，充分表達了對這位愛國將軍的敬重之情。

　　呂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於5月23日悄悄從北京啟程。他們一行5人直飛舊金山以後，才發現晚來了一步。原來張學良早在幾天前即從此地飛往美國東部城市紐約訪問親友了。留在舊金山的則是趙四小姐及她的兒子張閭琳。在這裡，呂正操只是出席了為趙一荻慶壽的活動，即刻率領隨員飛赴紐約。

　　張學良致鄧穎超信透出遺憾

　　5月29日，呂正操首次在紐約曼哈頓貝祖貽夫人的住所拜見了老上司張學良將軍。初次見面呂正操只是禮節性的晤談和贈送壽禮。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在紐約曼哈頓一家瑞士銀行的經-理辦公室裡，避開所有外人和張學良進行了長達一小時之久的單獨談話。他首先將鄧穎超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張氏當時見了鄧大姐的親筆信，感慨萬千，顧不上使用放大鏡，就將眼睛貼近了那封信，反覆看了兩遍，動情地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請替我問候鄧女士。」

　　呂正操向張學良表示了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意願，張學良頗為感動。但是，由於事體重大，張學良鄭重向呂正操表示了暫且不能返回大陸的矛盾心境：「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台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6月4日，張學良在紐約的祝壽活動結束以後，主動提出再次會晤呂正操，會面地點選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官邸。

　　這次張學良和呂正操的談話整整持續了3個小時，談話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呂正操著重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張學良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深表贊同，並希望有生之年能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綿薄之力。張氏向呂正操表示：「我過去就是做這件事的，我願意保存我的這個身份，遲早有一天會用上。我雖然90多歲了，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儘管張學良坦率地向呂正操表露不能馬上返回祖國大陸探親，但他仍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

　　周夫人穎超大姐惠鑒：

　　×××來美交下尊札，無限欣快。又轉達中樞諸公對良之深厚關懷，實深感戴。良寄居台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

　　敬請×××代向中樞諸公致敬。

　　另轉請×××轉陳愚見。

　　肅此

　　敬頌夏安張××頓首　再拜六月二日

　　張學良在紐約出席旅美華人為他舉行的壽慶活動後不久，即與夫人趙一荻於 1991年6月27日經-夏威夷飛回台灣。他並沒有像剛從台北出來時在機場上對記者說的那樣爽然：「我不排除到東北的可能性。大陸是我的老家，我當然願望回去」，而是原-路回到了他在台北郊區的寓所，繼續過起了隱居生活。

　　張學良為什麼已有了回國之便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對此海內外媒體議論紛紜。筆者對其中格外引人注目且迄今眾說不一的理由逐一辨析：

　　疾病是阻礙張氏歸鄉的主因?

　　媒體認定的第一個理由是：張氏夫婦因生病而失去了回大陸探親的機會。

　　根據筆者多年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認定，張學良在晚年確曾染患過多種疾病。從1946年張學良被蔣介石幽禁時起直到1990年代他真正獲得人身自由，這漫長的歲月裡他先後患過幾次重病。如1944年抗戰期間，張學良曾在貴陽得過當時極為難治的盲腸炎(即現在只需小手術的闌尾炎)，後經宋美齡過問，從重慶派醫生兩次對他進行手術治療終於大難不死;第二次是1954年在台灣高雄，張學良患突發性咯血，病情危重，也是在宋美齡的支持下得以搶救脫險;第三次是1964年的腸胃綜合症，入台北榮民總醫院治療近半年，初時懷疑腸癌，後經-驗查乃一般痢疾，不久即愈;第四次是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張學良忽然頭疼難忍，猝然暈倒，被家人急送到榮民總醫院進行搶救，經-主治醫師賴繼有等人的連夜檢查搶救，認定他患有急性腦血腫，起因是張氏的第四腦室蛛網膜下腔出血，而且由於突發，顱內已造成瀰漫性血腫，病情相當危急。

　　當時的張學良已屆九三高齡，年齡較大，病情危重，且病變出現在顱-腦的要害部位。榮民總醫院感到搶救回來的希望不大，但幾天緊急搶救後，張學良竟然奇跡般得以生還。這在台灣腦外科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月後張氏即得以康復出院，又像常人一樣在院落裡散步了!顯而易見這場突發疾病並非他改變回大陸探親初衷的原因。

　　自然，另一種說法也難以成立。那就是日本記者野川在張學良第一次訪美回台不久，在日本《讀賣新聞》上撰文所說：「張學良有機會回大陸而不能回的原因，是他在美國紐約期間，被醫生查出左腳生了數枚阻礙-他行走的骨刺。」

　　張學良腳生骨刺確有其事，但不是在美國查出，而是1992年1月張學良回台後到榮民總醫院治理感冒，請他熟悉的骨科醫生診查腳部疾病時，發現在他的右腳(而不是野川所說的左腳)小趾骨上生出了兩個小小的骨刺。醫生認為這兩枚骨刺雖小，但必須馬上採取控制性治療，不然會發展至影響張氏步行走路。後來張學良在台灣一邊治療，一邊從北投舊宅搬到台北天母的一幢住宅樓裡，以電梯上下代步，就是因為生了骨刺的原因。

　　至於他夫人趙一荻女士因患病而不希望回大陸，倒是實情。趙四的病情要比張學良重得多。她早在1946年由大陸入台後不久，即先後罹患了嚴重的肺癌、紅斑狼瘡等疾病。但趙四小姐的病都在宋美齡的直接過問下接連在台灣治癒了，特別是她左肺因癌變於1960年代後期進行徹底切除根治後，到晚年基本維持舊狀，並沒有重大病變。至於她隨張學良去夏威夷定居後，身體狀況日漸下降，也是不爭之事實。特別到1996年後，趙一荻在檀香山因病入院更是家常便飯。

　　但是所有這一切，均不是張學良夫婦不能回祖國大陸探親的真正原因。

　　日本天皇訪華與少帥歸鄉有關係嗎?

　　1992年8月26日，台灣《聯合報》刊載了特派記者程川康寫的一條新聞：《張學良決定近期回鄉探親》。他在文中這樣寫道：「可靠消息來源指出，背負西安事變責任，在台灣幽居長達40餘年的前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將軍，決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華航班機取道香港啟德機場，轉乘中國民航返回東北遼寧老家……-張將軍的確切返鄉日期，將視身體狀況及東北氣候而定。一般預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這條消息發出後，不但台灣和東南亞各報刊蜂起轉載，就是祖國大陸幾家有影響的傳媒也深信張學良必回無疑。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間就過去了，張學良非但在當年9月沒有返回大陸，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也沒有回鄉探親的行動。更讓人大感驚奇的是，不久後他竟然帶著夫人趙一荻再次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作了長期定居國外的準備。這其中內幕究竟如何?海外報界再次發出種種捕風捉影的猜測，其中最讓人吃驚的解釋，則是張學良因為返回東北的時機與日本天皇訪華時間相碰，而不得不放棄了他計畫多時的回鄉計畫，事實果然如此嗎?

　　後據一位去台灣訪問過張學良的東北籍人士說，此種傳聞，就連張學良本人聽了也頗感奇怪。能夠否定上述推測的證據，莫過於張學良本人生前的談話記錄。1990年張學良首次在台灣會見記者時，他那個《緘默五十年，張學良現在有話要說》的長篇訪談，就是和日本NHK電視公司的記者一起做的。當然，他也毫不留情地當著日本記者的面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但當他談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國就是到日本觀看秋操時，隨口說了下面一段話：「如果可能，我還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許是上了年紀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麼樣子?想親眼看看……-」

　　張學良如果當真在晚年實現了再訪日本的願望，那麼到了日本本土，豈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塊土地上嗎?這讓以上說法不攻自破。

　　趙四小姐起到「剎車」作用?

　　對趙四小姐持有微詞的學者大有人在。這些學者中有些人曾在美國和台灣親自見過趙一荻本人，他們瞭解趙一荻在少帥身邊至關重要的特殊地位。紅顏知己說的每句話，都可能左右張學良這位近代歷史人物的重要行動。這當然都是客觀事實。

　　毋庸諱言，趙一荻在台灣和夏威夷期間，曾公開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意思，有些話甚至口無遮攔。她的心態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讓張學良改變主意和動搖歸鄉信念的消極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舉證說：在台灣期間，即便與張學良私交甚好的台灣「新聞局」處長郭冠英、《聯合報》資深記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對這位世紀老人進行電視採訪，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趙一荻的首肯。他們認為有趙一荻中間作梗，才使張氏的回鄉計畫不能如期實現。這些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但若把張學良臨死前不能回東北的責任加諸趙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趙一荻之所以多次公開表示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並非如外界非議的那樣是因為她對家鄉和祖國沒有感情。恰恰相反，趙一荻對祖國和故鄉的情結之深，決不遜於少帥。她平時偶爾流露出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隻言片語，有些話確屬實情，如：「他(指張學良)現在連走路都要坐輪椅，還能乘飛機長途旅行嗎?」有些話則是因為她和少帥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不得不那樣說，特別是她在台灣時公開表示張學良不想回大陸等語，很可能是為當時政治局勢所左右。只有熟悉趙一荻的親屬們，才能真正體會這位當年在天津長大的江浙才女的思鄉之心。

　　1990年趙一荻在台北的幽居生活剛剛解除，就輾轉收到了侄兒趙允辛寫來的一封信。當趙一荻從家書中獲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親筆信：「日子過得真是快。我離家已經60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真是非常的感謝您這樣孝順姆媽，侍奉她幾十年。而且給她一個溫暖和快樂的家。我們姐妹都虧欠了她。她在世的時候未能盡孝。」

　　一個對親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會不思念自己的故鄉?

　　同年秋天，趙一荻又給她在北京的侄女趙允安寫過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她的思鄉之情更是溢於字裡行間，又一次自歎：「我離家已經-六十年了!」並明確地寫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夠團聚。」

　　從這些公開發表的文件可以看出，趙一荻對祖國大陸是有感情的。但由於她多年生活在台灣，受到消極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所以難免發生一些讓今天讀者見異見怪的事情。她或多或少起到「剎車」作用，但決不是張學良不能回大陸的主因。

　　是誰在阻撓張學良回歸大陸

　　既然上述種種說法都不能完全成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張學良不能實現晚年夙願?筆者認為，他不能回到大陸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政治的陰影始終籠罩著這位一生熱愛祖國、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台獨」的人。

　　眾所周知，自1936年張學良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起，他就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友誼。從近年不斷挖掘的珍貴史料和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重要人物的書信中不難看出，張學良從中國政治舞台淡出前後，曾與中共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便他身陷囹圄與世隔絕後，周恩來仍然通過秘密渠道與張學良有信函往來。所以，當張學良1990年一旦恢復自由，面對海外媒體即數次表露出對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對周恩來的敬慕之情。鄧穎超病歿時他又專電叮囑北京友人，代他和趙四小姐為故世的鄧穎超送上一隻花環，以示哀悼。張學良這樣不加掩飾地表露感情，充分說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敬仰與心儀。至於他對養育他的祖國和東北故里的深情，更是從他恢復自由後的多次公開談話中一再表現出來。

　　筆者對張學良恢復自由前後的諸多史料進行多年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張學良之所以至死不能回到他心儀多年的祖國、故鄉，原因就在於當時執政台灣的國民黨右派人士給予他的精神打壓過於沉重，特別是表面上以張學良基督教友自居實則是「台獨」分子的李登輝，從中製造了嚴重障礙。

　　早在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在台灣病逝前，以東北大學學生張捷遷為首的一批華裔旅美學者，就已在海外策劃如何敦促執政的國民黨盡快給張學良以真正自由的事宜了。然而，蔣經國當政時期雖然對張學良的自由已有相當大範圍的鬆動，改變了蔣介石在世時派軍統特務嚴加管束的局面，可張氏的人身自由在1988年以前仍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輝上台後，口頭上高叫給張氏自由，事實上仍然利用國民黨情治機關時時加以限制。他擔心張學良一旦恢復自由身，會不會與中共取得聯繫，甚至捨台灣而投奔中共?張捷遷等東大旅美校友會成員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倆。他們公開在美國報紙上向李登輝叫板：「如果張學良真有自由，就應該允許他到美國來。如果不讓他來美國參加東大校友會的活動，我們可以自費赴台，專為張學良祝壽。」

　　張學良得知此事後，特別給張捷遷寫了封言詞隱晦的短函，暗示了他當時在台灣的處境：

　　捷遷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遷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靜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你們三對夫婦來台灣，把他們丟掉，似乎不太對吧?我鄭重地對你講，時非其時，你們來不會見到我的。我想起兩句唐伯虎的詩，書於後：「萬事由天莫強求，強求不成反成羞。」

　　願上帝祝福!張學良於台北

　　種種壓力下，李登輝不得不同意在圓山大飯店給張學良公開祝壽，事實上這一祝壽活動是給張氏以政治上的平反。但在張學良回祖國大陸這一問題上，李登輝等國民黨右翼人士仍不肯放鬆分毫。這一點可從張捷遷另一封寫給李登輝的求情信中略見端倪。

　　張捷遷是在張學良有去美國探親自由後，再次向李登輝要求，給張學良去祖國大陸探親的機會和條件。他的信充滿了幻想：「他(指張學良)珍愛台北家園，依靠基督，自稱浮雲野鶴。心靈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過，老年時常念念不忘故鄉故園，六十多年來從沒有祭掃父墓。難免淒然……--如他老不訪故鄉，不掃父墓，不為復校剪綵，似乎末盡道義責任，不會甘心，臨終將難以瞑目。」張捷遷在這封信中，甚至向李登輝提出解決張學良去大陸訪問的經-費，以及一些與此相關的細節問題。然而，台灣當局對這封信根本不予理睬。

　　2001年張學良在美國檀香山病逝後，較為權威的知情者、張學良1991年首次訪美時與他有過3個月接觸的貝祖貽夫人蔣士雲，曾借台灣《中國時報》一角，首次向關心張學良的海外公眾，披露了其中內幕。該報稱：「貝夫人透露，少帥居停紐約時，北京派不少人來看他，中共當局已經準備妥一架專機，只要少帥願意返回大陸，專機即隨時飛至紐約搭載少帥。貝夫人當時曾力勸少帥回大陸看看，並說這是他的『大好機會』，少帥本人亦很想回東北老家瞧瞧。然終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斷、爽快的少帥，為何捨棄良機，未回睽違四十餘載的故國?少帥向貝夫人解釋說：李登輝只准許他到美國來，他不能借此機會就跑去大陸。這樣做對李登輝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講義氣的人，不願為難李登輝。貝夫人對少帥說不要管那麼多，就利用這個好時機回去走走。少帥一直猶豫不決。他對貝夫人說，他回到台灣以後，將請示李登輝，批准他回大陸。貝夫人答道：『你不用問他，問也白問。他一定不准。』少帥回去請示的結果，果如貝夫人所料，李勸張學良勿回大陸。貝夫人說，少帥上了李登輝的當……--貝夫人說：『少帥後來嘴巴雖然不說，但心裡一定很後悔沒回大陸。』」

　　1993年4月17日，張捷遷在台灣替東北大學向張學良遞送「名譽校長」的聘函後飛回香港，他接受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的專訪時，也透露了國民黨當局對張學良的「限制」：「張老先生於1990年秋天，確曾打算來香港。那次是因為他有位朋友的兒子結婚，很想來參加。但受到某方面的限制，以致沒能成行。」潘耀明追問：「張先生來香港應該沒有問題。是否受到香港政府的限制?」張捷遷否認：「不是受香港政府的限制，而是當時有人告訴他不能去香港。」潘耀明又問：「是否受台灣高層的限制?」張捷遷說：「這點，我不能說是什麼人，我亦不願意說出來。但他(指張學良)最近跟我說，那次他的確是很想來香港的。」

　　李登輝之所以能左右張學良的行跡，一是以他和張學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為在張學良受蔣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後，李首次給予張學良赴美探親的自由，以此作為控制張氏的感情籌碼。

　　而張學良對李登輝等人的政治伎倆洞若觀火，他在進不能順利返回祖國大陸足償夙願，退不想死守台島頤養天年的情況下，才明智而果斷地選擇了第三地——美國，作為他壽終正寢的地方。顯而易見，他對此有過周詳的考慮。死前自稱是「無黨無派」的張學良，在自知生前無法見到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大背景下，他希望把歸宿選在美國，是符合自己「一生都在為團結和統一奔忙」的政治信仰的。

　　張學良雖然終老海外，但在這位偉大愛國者病逝檀香山後，中共中央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張氏病故異國後，親自發去唁電，代表中共中央稱他為「偉大的愛國者」和「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也許是為張學良將軍作的蓋棺論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