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戰爭爆發時人們對這樣的結果還沒有預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遠的西南重慶，四個月後，將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敵人的總後方，並在之後的八年裡，成為全國人民抗戰的精神砥柱，支撐整個民族的抗戰希望。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事始於1937年7月7日那個午夜。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既是一場空前浩劫，也是一個轉折，它改變了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備受欺侮的歷史。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這個曾經無比輝煌的民族終於再一次以強者姿態站立在世界面前。

　　戰爭爆發的那一刻，人們對這樣的結果還沒有預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遠的西南重慶，人們還在安然享受這個和煦的夏夜，四個月後，這裡將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敵人的總後方，並在之後的八年裡，成為全國人民抗戰的精神砥柱，支撐整個民族的抗戰希望。可以說，沒有以四川為主的西南大後方，中國的抗戰歷史將會是另一種走向。

　　戰略

　　從抗日戰爭的前後演進來看，西南大後方的確立並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與中國抗戰的方略、現實條件、戰局進展密切關聯。

　　事實上，對中日之戰的爆發，國人早有預料。1922年，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根據對當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周邊國家的軍事態勢的分析，指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他還在其著述中明確指出，開戰之後，中國應採取持久戰方針，在中西部地區構築防線。他說，「中國有地大、人眾的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得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後已。」

　　這是國人對中日戰爭的較早認識。蔣百里的觀點被國民黨高層接納，並被李宗仁發展為指導國民政府抗戰的「焦土抗戰」政策。所謂「焦土抗戰」，李宗仁曾撰文闡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的政治方針和決心;二是指採取遊擊戰、運動戰、堅壁清野相結合的持久戰、消耗戰，而非速決戰。蔣介石也在諸多場合表示，中日開戰後，要想求取勝利，中國軍隊只能採取「積小勝而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方略。

　　如此，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確立了對日抗戰所採取的方針戰略。但持久戰的進行，需要具備安全穩固，可以為戰爭消耗提供支持的堅強後方。儘管抗戰方針早已確立，但國民政府在選擇後方基地問題上卻頗多轉折。

　　由於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多集中於華北、華東等沿海地區，這些區域也是國外勢力滲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戰事發生，這些城市將最先受到威脅。因此，民國政府西移勢在必行，最初，選擇的目標被設定為西北區域。

　　西北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遷都洛陽辦公，直至年底才遷回。期間，國民政府於洛陽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會議討論了以西北為未來長期反抗根據地的問題。隨後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提案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擬議退守西北並以之作為長期反抗的根據地。

　　以西北為國家戰略後方，是國民黨中央早已有之的構想，在孫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蔣介石也曾於北伐戰爭期間提出，革命政府應該「視西北的陝、甘、察、綏和西南的桂林、成都」為根據地，認為「中國革命發展之途徑，當由西南延長至西北，據此大陸，以與帝國主義者在東南沿海、沿江、沿鐵路而至之侵略形勢相抗拒，造成中國大革命之決戰場」。

　　在三十年代初，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的構想是，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西北與中原。

　　事實上，對中日之戰的爆發，國人早有預料。1922年，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根據對當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周邊國家的軍事態勢的分析，指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他還在其著述中明確指出，開戰之後，中國應採取持久戰方針，在中西部地區構築防線。他說，「中國有地大、人眾的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得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後已。」

　　這是國人對中日戰爭的較早認識。蔣百里的觀點被國民黨高層接納，並被李宗仁發展為指導國民政府抗戰的「焦土抗戰」政策。所謂「焦土抗戰」，李宗仁曾撰文闡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的政治方針和決心;二是指採取遊擊戰、運動戰、堅壁清野相結合的持久戰、消耗戰，而非速決戰。蔣介石也在諸多場合表示，中日開戰後，要想求取勝利，中國軍隊只能採取「積小勝而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方略。

　　如此，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確立了對日抗戰所採取的方針戰略。但持久戰的進行，需要具備安全穩固，可以為戰爭消耗提供支持的堅強後方。儘管抗戰方針早已確立，但國民政府在選擇後方基地問題上卻頗多轉折。

　　由於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多集中於華北、華東等沿海地區，這些區域也是國外勢力滲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戰事發生，這些城市將最先受到威脅。因此，民國政府西移勢在必行，最初，選擇的目標被設定為西北區域。

　　西北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遷都洛陽辦公，直至年底才遷回。期間，國民政府於洛陽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會議討論了以西北為未來長期反抗根據地的問題。隨後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提案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擬議退守西北並以之作為長期反抗的根據地。

　　以西北為國家戰略後方，是國民黨中央早已有之的構想，在孫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蔣介石也曾於北伐戰爭期間提出，革命政府應該「視西北的陝、甘、察、綏和西南的桂林、成都」為根據地，認為「中國革命發展之途徑，當由西南延長至西北，據此大陸，以與帝國主義者在東南沿海、沿江、沿鐵路而至之侵略形勢相抗拒，造成中國大革命之決戰場」。

　　在三十年代初，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的構想是，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西北與中原。

　　為了建設西北後方，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會還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

　　但因為蔣介石當時忙於「剿共大業」，所以對西北的建設規模也極為有限。事實上，此時的蔣介石對日本仍然採取妥協退讓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蔣介石仍在對外關係演說中表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蔣介石的這種態度，源於在他對中日力量懸殊的對比認識基礎上，他認為中國軍力遠差於日本，戰必敗。這種心態直到大西南確立為抗戰後方時才有些微轉變。

　　選擇

　　對於以西北為後方，當時國中人士意見並不統一。如蔣百里在1935年主張應以湖南作為中國國防建設的中心地帶，而地質學家丁文江則認為「烏克蘭」在華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蔣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為抗戰大後方的想法也並未完全成熟。儘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當之無愧的國防戰略要地，且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資源的相對匱乏也限制了其作為大後方的條件。

　　以抗戰後方的標準，對西南和西北的進行對比，可以發現西南是具有很多優勢的。從地理環境看，西南地區群山環抱，尤其是針對日軍可能來犯的東、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複雜，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的運動與展開。實際上，抗戰八年期間，除空襲外，日軍從未真正對四川構成直接威脅;從經濟環境來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稱的四川明顯優於西北，足以支撐戰局;從交通與國際交往的因素來看，西南地區向北可聯接蘇聯;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緬甸和印度支那，這些地區當時均屬英法殖民地，便於與外界溝通，獲得盟國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後，中國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敵手，國民政府與外界的海路聯繫全部中斷，大西南與外界的陸路聯繫成為當時唯一通向世界的門戶。此後的滇緬公路、駝峰航線的相繼開通，均證明了西南與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儘管以四川為核心的西南地區是抗戰後方的更理想選擇，但直到1935年之前，國民政府並沒有把它真正列入實質性的考慮之中。因為此時的西南地區還不在國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這種狀況在1935年發生了徹底轉變。

　　統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慶珊瑚壩機場，身繫玄色斗篷的蔣介石在宋美齡陪同下走下飛機懸梯，跟隨其後的是陳誠、顧祝同、楊永泰等幾位高級官員。

　　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早已等候於福特飛機之外，此時的他內心複雜。他知道，蔣介石踏出飛機的那一刻，將是他失去對四川控制權的開始。

　　實際上，自辛亥革命之後，四川軍閥派系林立，大小軍閥各據防區，連年混戰。因為山高水遠，再加上忙於北伐與「剿共」，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勢力始終被隔絕於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這一局勢開始發生變化。因為由陝南入川的紅四方面軍把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打得慘敗，迫使其不得不向蔣介石求援。同時又值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向西南挺進。這無疑為國民黨政府製造了一個絕佳機會。蔣介石曾對其幕僚說，「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當，必可造成統一局面。」

　　事態的變化是按照蔣介石的預想演進的。他先是派遣全權代表自己的「參謀團」入川，又於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軍十餘萬人進入貴陽。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機，蔣介石親至重慶，並從此開始了他長達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這半年時間裡，蔣介石以吳忠信取代貴州軍閥王家烈，從而掌控貴州;對雲南軍閥龍雲，他以多方手段來懷柔拉攏;而對四川，蔣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經過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結束了以往各自為政的局面，最終實現了「中央化」。

　　後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對中國命運影響深遠。蔣介石通過此行對川、滇、黔地區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這促使他最終做出決策，一旦抗爭爆發，以四川為核心的西南諸省將作為國民政府抗戰的大後方。

　　這一年10月，在蔣介石即將離開四川前，他於成都接連作了兩次講演。在演講中，他對四川的物產、地理、人民諸多稱讚，認為四川「是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他說：「……我們今後不必因為在華北或長江下遊出什麼亂子，就以為不得了，其實沒有什麼!只要我們四川能夠穩定，國家必可復興!」最後，他明確無誤地宣告：在對日戰事發生後，無論中國出現什麼情況，何種困難，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國家必可復興，「其實不必說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們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為。」

　　至此，蔣介石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確定了下來。國民政府也著手開始對西南進行大規模開發建設，尤其是針對西南地區的工業建設和交通設施，國民政府從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

　　1936 年四五月間，蔣介石再次視察西南時，他已經感到滿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績，現已有顯著進步，至為欣慰……。」此時，以貴州為中心的湘黔線、黔桂線、川黔線和滇黔線公路網初步形成。為大西南作為抗戰後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此時的蔣介石，也一改以往對日示弱的態度，講道：「去年一年工夫，我們川、滇、黔三省畢竟統一，國家生命的基礎得以穩定，……這是我們抗日的最大勝利。」並表示「決不簽斷送主權的條約」。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遷都重慶宣言》， 指出「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至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國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遷都重慶，標誌著以四川為主的西南大後方最終形成。大批的人員、物資以及政府機關、工業企業、文教單位向西南遷移。在軍事上，國民政府將大批部隊集結在西南、西北地區，形成拱衛大西南的軍事部署，以確保抗戰後方的安全，使之成為真正的抗戰堡壘。

　　西南大後方的最終確立也堅定了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1938年底，蔣介石兩次重申要「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北固陝西，南控滇、黔、桂諸省，穩紮穩打。同時促進國際變化，以求盟友。如此則日本一定多行不義必自斃。」

　　最終，在西南大後方的支持與保證下，中華民族上下一心，最終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