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早在清初，思想家顏元就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一個「日奸」的啟示

　　1863年5月10日傍晚，馬關海峽。

　　日本長州藩軍艦庚申丸、癸亥丸向美國輪船「彭布羅克號」(Pembroke)發起突然進攻，掀開了日本式「義和團」運動的序幕。此時，距離日本在美國武力下被迫開國正好十年整。

　　十年來，這場被動的「改革開放」，造成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以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為主的「攘夷派」，結合以孝明天皇為首的朝廷，對幕府發起挑戰，「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滅洋」)運動風起雲湧。攘夷派「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漸佔據上風，迫使幕府宣佈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長州藩便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

魏源的《海國圖志》並未引起國人的重視，卻成為日本的暢銷書。

　　馬關炮響後兩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輕人受長州藩藩主密令，在橫濱躲過了幕府官吏的檢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魯雪基號，轉道上海前往歐洲秘密留學並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這些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著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麼做才好呢?攘夷嗎?那不可能!」

　　這群年輕人中，就有後來著名的伊籐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於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他們的家鄉正在遭受著劇烈的變化。

　　日本長期的鎖國政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著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1864年，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採取軍事行動。「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籐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遂決議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繫管道，既阻止攘夷這樣的「義和團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伊籐和井上兩名「日奸」的遊說最終失敗，「四國聯軍」發起強攻，長州藩大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約，拆除下關的炮台及賠償三百萬元。

魏源的《海國圖志》並未引起國人的重視，卻成為日本的暢銷書。

　　馬關炮響後兩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輕人受長州藩藩主密令，在橫濱躲過了幕府官吏的檢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魯雪基號，轉道上海前往歐洲秘密留學並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這些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著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麼做才好呢?攘夷嗎?那不可能!」

　　這群年輕人中，就有後來著名的伊籐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於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他們的家鄉正在遭受著劇烈的變化。

　　日本長期的鎖國政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著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1864年，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採取軍事行動。「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籐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遂決議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繫管道，既阻止攘夷這樣的「義和團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伊籐和井上兩名「日奸」的遊說最終失敗，「四國聯軍」發起強攻，長州藩大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約，拆除下關的炮台及賠償三百萬元。

　　但在這場戰鬥中遭受慘敗的長州藩，與敗在英軍手下的薩摩藩一樣，痛定思痛，轉而親近英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隨後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而被「愛國志士們」追殺的「賣國賊」伊籐和井上，也隨後成為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推動了日本帝國的擴張，自己又被朝鮮和中國的「愛國志士們」視為最兇惡的敵人，伊籐最後更是被朝鮮愛國者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身亡。

　　而更為弔詭的是，在伊籐和井上留學英國之前，作為堅定的尊王攘夷派，他們甚至還多次策劃了針對外國公使的刺殺計畫，包括縱火焚燒法國使館。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籐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伊籐博文與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

　　日本文化的綜合性和雜交性，令日本知識分子沒有中國士大夫那種優越感，所以在承認差距、改變自身方面，他們相當的痛快和徹底。幾乎在西方文明傳入的同時，他們就認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而且在國家制度、人民的獨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距。這種認識，推動了日本引入更徹底的君主立憲制，實現更為根本的改革。

　　而類似的「變臉」功夫卻在中國罕見。即使早在1840年就開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士大夫)卻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前，甚至都沒能形成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魏源「睜眼看世界」的《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國更受歡迎。吉田松陰曾手抄《海國圖志》，奉為至寶，而其師佐久間象山更是直稱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國，《海國圖志》卻迅速地絕版了。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海國圖志》這種書顯然是多餘的，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政教禮儀超乎萬國之上」，自己並不需要「變臉」。

　　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

伊籐博文與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

　　日本文化的綜合性和雜交性，令日本知識分子沒有中國士大夫那種優越感，所以在承認差距、改變自身方面，他們相當的痛快和徹底。幾乎在西方文明傳入的同時，他們就認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而且在國家制度、人民的獨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距。這種認識，推動了日本引入更徹底的君主立憲制，實現更為根本的改革。

　　而類似的「變臉」功夫卻在中國罕見。即使早在1840年就開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士大夫)卻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前，甚至都沒能形成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魏源「睜眼看世界」的《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國更受歡迎。吉田松陰曾手抄《海國圖志》，奉為至寶，而其師佐久間象山更是直稱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國，《海國圖志》卻迅速地絕版了。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海國圖志》這種書顯然是多餘的，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政教禮儀超乎萬國之上」，自己並不需要「變臉」。

　　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

　　崇文與尚武

　　那支在對抗「四國聯軍」中誕生的「奇兵隊」，隨後也成為倒幕戰爭的主力，被稱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軍隊。這支軍隊的締造者高杉晉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識分子，陽壽雖短(28歲)，卻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

　　高杉晉作幼讀私塾，精通劍術，並在「軍艦教授所」學習航海術，大力提倡西學。就在長州攘夷運動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高杉晉作隨船前往。

　　在上海期間，高杉晉作深入瞭解中國情況，大量購買西學書籍，就是他發現了《海國圖志》居然在清國絕版，並為此深感不解與遺憾。

　　當時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中國則已經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即將進入「同治中興」，但日本使節卻從上海一個剖面，輕易地看透了中國的內在問題。他們觸及到了一個相當嚴峻的事實：中國社會、尤其知識分子們有著病態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顏元就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弱，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桿子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

　　其實，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們「綴行而出」時，很自得地說了句大實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甚至還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畢、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贏政大帝藉著新政權的專政威力，乾脆把天下利器盡行收繳，鄰里鄉親不僅在法律上連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親如一家人。梁啟超更將此概括為「一人為剛萬夫柔」。

　　同樣作為牧民之術的科舉，在政治技巧方面，顯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術含量。「萬人爭過獨木橋」，不僅為磨折精英階級的稜角提供了砂輪，也為廉價贖買知識分子提供了硬通貨，用 「給出路」的方式換取了忠誠，並建立了對權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甲午戰爭期間，大量西方記者跟隨日軍採訪，他們驚訝地看到貌似強大的清軍居然如此羸弱。

　　雖然拜洋務運動的開放成果，清軍精銳部隊淮軍的武器裝備甚至強過日軍，但依然戰鬥力低下，而且軍紀極其敗壞，幾乎沒有後勤供應，「中國皇帝好像忘了士兵們要吃軍糧、發軍餉」。一些西方報道說因為清軍實在紀律太差，擾民太甚，朝鮮人將日軍當做解放者來歡迎。西方記者也馬上看出了門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便成為當年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中國成語之一。作為社會精英和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則被有意識地導引到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識分子就似乎沒有這麼好的行情，他們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大主顧，可以對士人進行「統購統銷」，因而還是不脫「野蠻」，保持了尚武的舊習，即使在很想學學中國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權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同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中國甚至比日本更早地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擔心被「盜賊」所用，繼續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榮傳統。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著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英國史學家薩索姆)，日本的知識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 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氾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知識分子，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包括前文說提到的伊籐、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便具有了濃烈的陽剛氣息。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寫起中文告示來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裝為仁義之師，忽悠水準絲毫不亞於中國的刀筆吏。

　　與中國同道的「婦女態」不同，日本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不僅體現在戰場上，也體現在內政上。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黨政治開始建立，言論自由得到基本保障，報刊空前繁榮，他們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鋒更是盛極一時，既有呼籲征服支那的國家主義吶喊，也有重視民生的平民主義的呼喚，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就曾說：「沒有『居住與茅屋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幸福，則『絢爛之軍備、遼闊之殖民地與強大之帝國』均無任何價值」(《將來之日本》)。

　　明治維新區別於中國洋務運動的特徵，一在於實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民眾參與程度更高的君主立憲體制;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了義務教育，全民「知識分子化」。國家的有限經費，在資助官員、貴族們出國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礎教育。

　　這其實是一場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階級革命」，通過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階級的隔膜，為中下階級(尤其是中下武士階層)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高社會地位提供了空間。

　　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西南戰爭後，日本便只有外戰而沒有內戰(或所謂的革命)，一靠立憲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對自由，及時釋放了社會的積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個人奮鬥的階梯。而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更是大量被用於日本義務教育的普及，而不是興建歌功頌德的「十大建築」之類。

　　甲午戰爭期間的著名間諜學者荒尾精，曾撰寫《興亞策》，闡述了他的興亞思想。在這篇給日本高層的上書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國，「以其財力，養一百二十萬以上之精兵，配備百艘以上的堅艦而綽綽有餘。若再將日本的尚武精神與中國的尚文風氣相融合，並行不悖，相輔而進，則東洋文明必將發揚於宇內，宣示亞洲雄風於四海」。

　　筆桿子的決戰

　　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燾曾認為，在洋務方面，李鴻章「能見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盡其實」。身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確在提倡西學、實行洋務方面十分扎實細緻。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甚至滲透到他的管理中，儘管他十分注重科學技術，但多停留在書本學習上，他和他的團隊很少深入到船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線身體力行，科技的應用成為領班工長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伊籐與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國留學的三個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幹粗活，而當時伊籐病得甚至差點喪命。明治時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學德國學習法律時，居然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製作，動手能力很強。

　　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日本，雖然天皇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戰爭的發動還是更多地取決於以伊籐博文為首的內閣。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夠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

　　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線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龜」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鱉」，這導致雙方在國際形象塑造上大相逕庭。

　　甲午戰爭的海戰戰場，則成為雙方新一代「海龜」將領的角鬥場。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不少軍官，多有留洋的經驗，有的甚至是同學或校友。同樣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樣的歐洲產鐵甲軍艦，同樣的完全用英語進行的戰場指揮，背後較量的就是軍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艦隊之敗，實在非戰之罪也……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籐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籐建議大清「必須對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後。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國家元首，另一方卻還廁身幕僚。據說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後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身，二人與昔日同學伊籐在功業上終究難比。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

　　甲午戰爭對日本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經的平民主義者全都在勝利、尤其是巨大的戰爭紅利帶來的激情中消失，國家主義成為日本主旋律。《馬關條約》簽訂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竟然給了德富蘇峰這樣的民權主義者以「強權戰勝公理的事實教育」，他在自傳中說：「歸還遼東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運，自從聽到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幾乎與過去盤若兩人，」從此自命為「帝國主義的急先鋒」。

　　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甲午戰爭後，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但隨後的改革，成為大清谷公知們登堂入室獲取個人權位的工具，戊戌變法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之後，知識分子再度大規模地捲入政爭，而民間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緒大爆發，則導致破壞力巨大的義和團運動。

　　中日兩國的公知們自此分出了燕雀與鴻鵠，一個繼續在王侯堂前輾轉賣唱，一個則在高天雲端振翅飛翔，他們之間越走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