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的才識體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縱橫等諸子學派的思想因素，可謂學綜百家、博采眾長。對於前代文化遺產, 諸葛亮採取的是積極的兼收並蓄的方針。關於這一點以往學者著作中已有專門論敘，本文亦不再贅述。以下筆者擬做一次細化，談一談先秦時期最主要的儒家著作之一 ——《左傳》對於諸葛亮的影響。妄言之處，還望列位專家海涵。《左傳》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傳》，現在一般認為是春秋後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相傳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之傳，「先師為之言，後師為之傳」（1），這是經學的傳統。《左傳》成書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長於修辭的史學著作，《左傳》開編年體著史之先河，以魯史為線索，以魯國十二個國君的謚號為次序, 洋洋十八萬餘言，生動翔實地記載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實，著重敘寫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法令、外交、文化、曆法、天文、風俗等狀況，突出反映了當時的一些社會生活和思想。「體大思精，鴻篇巨帙」（2），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典籍。《左傳》是《儒家十三經》之一。從思想內容上看，它首先肯定了齊桓公、晉文公等人的「霸業」，原因是因為他們能夠「尊王攘夷」——「尊王」是擁護岌岌可危的周朝，「攘夷」是斥逐進窺中原的各族。它直言不諱寫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對兼併提出異議，揭露出貴族統治集團內部的勾心鬥角和相互殘殺。它譴責「愛鶴而不愛民」的衛懿公、殘害無辜以取樂的晉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統治者荒淫無恥的罪行，目的在於使腐朽的貴族吸取教訓, 有所警惕。它歌頌善於治國的管仲、晏嬰、子產，強調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義，提出「違民不祥」、「眾怒難犯」等以民為本、重視人民的言論，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左傳》一書西漢時開始在民間流傳，東漢初被列入官學傳授系統，成為古文經文學起家之書。伴隨著經學受眾的日漸壯大，《左傳》這部經典影響則更加廣泛了。再看看諸葛亮，他出生在東漢末年的一個傳經世家中，遠祖諸葛豐，生活於西漢武、昭、宣、元四帝時期，「以明經為郡文學」（3），後來仕至司隸校尉，進加光祿大夫,全家由今諸城遷至今沂南（即東漢時的陽都縣），因此陽都諸葛氏可以稱作是源遠流長的世家了。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諸葛豐七代之後，漢靈帝時先任梁父令，後為泰山郡丞，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會通百家。亮長兄諸葛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4），東漢儒家世代傳經，是時代風氣使之然。在這樣一個古文經學派的家學背景下，處於求學啟蒙階段的少年諸葛亮，自然要熟讀《左傳》這部經學入門典籍的。諸葛亮來到襄陽後，被荊州牧劉表安排在城南「學業堂」讀書，師從綦毋闓、宋忠、司馬德操等人。而綦毋闓等人皆「博通諸經」，受其熏陶門中弟子伊默就「專精於《左氏春秋》」（5）。有這些名師碩儒的敦敦教誨，加之「少有逸群之才」「獨觀其大略」，諸葛亮必盡得《左氏春秋》之精髓。《左傳》對於諸葛亮的積極影響，透過他的思想言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左傳》中「民本」的思想。《左傳》中「以民為本」的終極關懷思想貫穿全書。文中通過隨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馬子魚（僖公十九年）的言論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觀點，並在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公十五年）、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公二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覆強調「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6）的結論。諸葛亮治蜀尤其注意順應民心、為民興利這一事關政權的根本問題。他指出：「聖人之治理也，安其居，樂其業」（7），「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8），「因天之時，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9）。他堅持以民為本，講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10），心繫黎庶，勤政愛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愛之。亮病卒後，如陳壽《三國誌》中所記載的那樣「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

其二是《左傳》中的「法治」思想。《左傳》中通過記敘鄭子產積極推行法制治理國家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並在後續篇章中指出：「貴賤無序，何以為國」（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12），「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13），進一步闡明依法治國的原則和重要性。諸葛亮治蜀正是這一思想的成功實踐，他提出：「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14），「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16）。他設立《蜀科》確保「有法可依」，嚴明吏冶強調「執法必嚴」；他「約官職，從權制」（17），「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18）。街亭一役後，他比照《左傳》中「楊干違法，魏絳戮其僕」的有關事例，不但依法處斬了自己最為器重的馬謖，更「引咎責躬」上疏自貶三等，以嚴於律已、高尚自訴的風格捍衛了法律的尊嚴。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國境內「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氣氛。其三是《左傳》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人才，培養和選拔人才在歷朝歷代都是理政治國的重中之重。《左傳》中關於人才思想的論述有：「舉不失德，賞不失勞」（20），「三折肱知為良醫」（21）等，明確指出選才的方法和標準。諸葛亮治蜀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與培養。他不分親疏，唯才是舉，提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22），「忠益者莫大於進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盡時人之器用」（24），提撥重用如蔣琬、姜維、何祗、張嶷、王平、楊洪、杜微、秦宓等一批後起之秀。諸葛亮不以個人好惡取人才，他與法正稟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術，於是花費很大力量把法正爭取過來，憑借法正的「善設奇制變」，智取益州。許靖原為蜀郡太守，劉備圍攻成都時，許靖想逾城投降，劉備十分看不起他。但諸葛亮不帶成見，他對劉備說：「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25），於是拜許靖為司徒。他還在成都之南築台，「以延四方之士」，為蜀漢網羅了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劉備順利建立了政權。這些都是對於《左傳》中人才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其四是《左傳》中的軍事思想。《左傳》這部書非常善於描寫戰爭全書記錄軍事行動四百八十多次，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十四次。作者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記載戰爭的部分如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簡直可以作為兵法戰例來看；書中不乏一些戰術策略的精闢總結，如：「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26），「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27），「敵不可縱，縱敵患生」（28），「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29），「戰，勇氣也」（30），「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31）等。諸葛亮活學活用發展創新，對於戰爭的勝敗從根本上找到原因，總結出一系列科學的軍事理論：「師出以律，失律則凶」（32），「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33），「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34），並付諸實際、身體力行。另外《左傳》中還提出的對內維護民族和睦、對外尋求積極外交的戰略主張說：「輔車相依，唇亡齒寒」（35），「親仁善鄰，國之寶也」（36），「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37）。大許基於此，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對內和撫戎夷，對外結好孫權的戰略思想。他採取「心戰」策略和撫南蠻西戎，派遣鄭芝使吳恢復兩國盟好，著力做好內政外事，以創造東、南、西三個周邊的和平良好環境。其五是《左傳》中所宣揚的思想道德觀。書中強調指出：「日月之食，何損於明」（38），「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39），「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40）、「施捨不倦，求善不厭」（41），對「君子」的作派從思想、行為學的角度提出具體要求。諸葛亮以此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強調：「正已以教人」，要求下屬多提出批評意見，「勤攻已闕」，以「集眾思廣忠益」（42），一再聲明自己「不疑於直言也」（43），告誡後代「志當存高遠」（44），「靜以修身，儉以養德」（45）。他事無鉅細，親力親為，自校薄書，率先垂范；他清貧淡泊，不貪不奢，「蓄財無餘，妾無副服」（46）；他視功利若敝屣，以忠貞而事君。對於劉備的臨終囑托，他援引《左傳》中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晉獻公托孤時「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的話語誓表忠心。其六是《左傳》中的經濟思想。《左傳》中記敘有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47）以農為本帶動地方經濟的事跡。諸葛亮治蜀始終貫徹著一套與之類似的經濟思想即：「休士勸農，分兵屯田，調其賦稅，以充軍實」（48），「鑄直百錢，平諸物價」（49）。他大力推行閉關息民、務農殖谷、工商並舉、鹽鐵官賣、發展蜀錦、重視科技、架橋鋪路、興修水利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使得蜀國出現了「國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社會安定、物殷國富的繁榮局面。最後是《左傳》中的辭令。《左傳》中的辭令短篇如《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長篇如《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前者在兵臨城下的危急情況下，沉著應對，不卑不亢。看起來是擺事實講道理，實際則巧妙利用秦晉兩國間的矛盾，依情據理展開分析，終於說服秦國退兵，使鄭國轉危為安；後者是一篇與秦絕交的最後通牒，呂相歷舉事實斥秦不義，句句鏗鏘有力、有利有節，使得秦國幾無反駁之力。像這樣縱橫捭闔的說辭，實際上已開戰國蘇（秦）張（儀）遊說風氣的先例。由於當時諸侯來往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單單只是個人榮辱問題，更牽涉到國家利益，正如孔子所說：「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左傳》中生動的言辭觸目皆是，除上舉兩篇外，著名的還有《陰飴甥答秦伯之部》（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王孫滿論問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犖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於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恰到好處」（50）。觀諸葛亮行文言語，如《正議》中，開篇列舉項羽恣意妄為、不循正道導致兵敗垓下以及劉秀率領數千羸弱士兵戰勝王莽四十多萬精銳部隊的事例，層層剖析，步步深入，駁斥警告曹魏的誘降醜行，反覆闡明「人謀」可以勝天的觀點，表達他以弱勝強、誓死抗爭的信心和決心。全文敘理簡練精純、議事周密嚴謹，堪稱一篇光輝的戰爭檄文，頗有《左傳》中行人辭令的痕跡。再假若歷史上真有舌戰群儒的話，大概也是受益於此罷。綜上所述，《左傳》這部先秦時期儒家重要典籍在諸葛亮這位歷史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身上有著深遠的思想延續。作為一位千古名人，諸葛亮對於前代文化遺產積極地傳承與發揚，突出表現了他兼容並包、各取所長的優秀個人素質。諸葛亮繼承了前代文化遺產，更豐富了後世文化生活，他圓滿地完成了承上啟下的歷史使命，他遺留下來的精神財富必將永遠激勵著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