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口述歷史，洋洋百餘萬言，談到了許多國家，如美國軍事上的強大，英國式的民主，義大利法西斯的興起，北歐各國的福利，等等，但談得最多的還是日本。他對日本的看法既富有對歷史回望時散發出的沉重，又充滿著面對現實時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於他對日本的看法來自於他和日本的直接接觸和長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份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政治極端：可怕

　　在張學良眼裡，日本是一個政治極端的國家。國民對天皇的崇拜極端，一人統馭萬民;軍部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極端，凌駕於其他部門之上;軍人控制國家政治的手段極端，暗殺如家常便飯;訓練國民的方法極端，「日本沒有老百姓，全是軍人」。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實際上含有一定的法理層面的認知。

　　「根據法律，天皇是陸海空軍大元帥。」「那時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張學良所說的法律，是指日本於1889年制定的明治憲法。明治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鞏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為中心的專制政體。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總攬統治權」、「統帥陸海軍」。天皇的權威具有絕對的至上性，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軍事、外交等無所不包。所以，張學良說「那時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一切權力獨攬。「天皇制是一種機構，是絕對主義的國家機構。」絕對的國家機構必然導致國家政治的極端化。以明治憲法為標誌，近代日本極端的政治結構和極端的倫理結構完成了體制化和法制化，為日後日本走向各種極端奠定了制度基礎。張學良口述歷史中，提到天皇的話只有這麼幾句，但這幾句話是他對日本看法的核心理念，他對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為中心而展開。

　　在天皇專制政體中，天皇的軍事統帥權尤為突出，國家軍隊由天皇統帥，這不僅確立了天皇是日本最高軍事獨裁者、軍隊非國家化，也確立了軍人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由於具體指揮軍隊的軍部直接對天皇負責，軍部也逐漸獲得了次生的獨裁地位，享有在國家決策中明顯高於其他政府各部門的特權。張學良說：「那時候，日本的軍人在憲法上的權力太大了」，「根據法律……陸軍參謀總長可以不經過政府，有直接上奏權，內閣不能問」。天皇的最高統帥權與軍部的特權上下結合構成了近代日本極端的軍事專制政體。在這種體制下，軍人的權力急劇膨脹，一直膨脹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都被軍人所控制的程度。張學良感歎：「日本，到我說的那個時代，無論什麼人組閣，如果軍人不同意，那內閣組不成。」

　　張學良與日本接觸最多的時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而這個時期正是日本國家政治在軍人的操縱下走向登峰造極的時期。對外，擴張加劇，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發展到對中國的全面戰爭;對內，推行「鐵血」政治，血腥鎮壓反戰力量，對不同政見者實施恐怖暗殺。1927年4月，日本軍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內政形態進入恐怖化階段。「日本陸軍部的人事局局長也是一個中將……他在他辦公的屋子(裡)，一個日本的中校，拿出劍來把他刺死了。……日本軍人狂妄到什麼程度，他(是)很有地位的人，等於咱們國防部一個次長一樣。這個人很好，很穩健的。大概也是與中日關係有關係。」「他把自己的長官都給殺了……那你還說什麼?他對國內如此，那對國外他想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了。」

　　日本軍人的狂妄將日本極端政治的殘酷性發展到極至，對內部不同政見者的恐怖，對鄰國的凌辱，內外兩條線平行恣肆、互相映襯、內外相促，使日本政治的極端性統一於一個整體，發展到了極限。

　　隨著軍人在國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軍隊的數量直線上升，龐大的軍事開支超出了國家所能負擔的能力。20世紀20年代末，空前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時任內閣陸相的宇垣一成，順勢以裁軍為名，實行「以質量換數量」的假裁軍，組織退伍軍人訓練在校學生及社會青年，將日本引向了社會控制軍事化的「總體戰」體制。張學良對此有獨到的見解：「日本沒有老百姓，都是軍人，到了年齡就是預備軍人，往上去就徵兵到了軍隊了，到軍隊當上兩年，下來以後就叫後備軍人。從預備軍人開始時就受軍人訓練了，所以日本(國民)都是軍人。」「整個國民都在軍人手裡。」宇垣裁軍實際上是日本政體走向軍事獨裁化的重要步驟。

　　在一般人眼裡，人們看到的是：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僅用不到50年的時間，就在世界的東方堆砌起了一個足以威脅整個亞洲的金字塔帝國，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種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極端色彩。張學良透過高聳的塔身和極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內部結構，敏銳地發現，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無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經軍事化的國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軍人，並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憲法緊箍著。由於極端被憲法包裝著，既增強了其結構的穩固性，又增強了其欺騙性，致使其聳而不折，極而不散。

　　軍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業化大潮衝擊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對本國地理、資源上的自卑情緒演變成急於改變劣勢的自補自救的心理，而自補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脹，催生出自補式的內部「強軍」和外補式掠奪的瘋狂。兩種瘋狂給日本帶來的物質上的「狂喜」，誘發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極端像癌細胞一樣發生裂變，並迅速擴散到整個國家機體。國家機體的變化首先使國家機器變成了戰爭的發動機，日本的獨裁者在隆隆作響的戰爭馬達聲中，徹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權操縱下，軍人將對內恐怖擴展和放大到整個佔領區域，其野蠻性暴露無遺。

　　日俄戰爭之後，根據《樸茨茅斯和約》，東清鐵路以長春寬城子站為界，以南的鐵路劃歸日本，改稱為南滿鐵路。從此，中國人不能過南滿鐵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車裡，給你燒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辦好交涉手續，領人時，「他們已經死了」，「連個屍首都找不到啊。不但軍人，連老百姓也不能過南滿路，抓了就扔火車爐子裡給燒了」。「鐵路沿線30里都不允許中國人接近。」南滿鐵路如同穿行在東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國」，專門吞噬中國人血汗。

　　「蛇形王國」再毒，總還有一個長度和寬度，中國人「不能靠近，還可以躲」，而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中規定日本人在東北有商租權、雜居權，中國政府必須聘請日本人做顧問，這比「蛇形王國」更加惡毒。「我年輕時吐血，身體不好，有病。」「我當時很悲觀吶，不但對我自己的事情悲觀，東北呀，二十一條啊。」

　　「二十一條」何以對張學良刺激如此之深?張作霖顧問町野武馬在《炸死張作霖前後》一文中說：「二十一條」簽訂後，日本政府「給我一個訓令：『發生戰爭時，俘虜張錫鑒』」。張錫鑒當時是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為了在戰爭發生的第一時間內俘虜張，訓令要求：「貴官應該搬進張錫鑒家。」張問：「你是來幹什麼的?」「一交戰，我就要俘虜你。」町野在中國做了14年顧問，給張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說，張作霖身邊的人「目睹我有如張作霖之頭子」。日本顧問町野是這樣，土肥原也是這樣。一提起土肥原，張學良憤恨不已：「他這個傢伙壞透了。」「我後來跟他鬧翻了，他說你沒有換我的權力。我是沒換他的權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說話的權力吧!我當著特務長官的面，告訴我的門房說，土肥原顧問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我不見。」

　　日本顧問是日本以強凌弱的縮影，張學良通過日本顧問的所作所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強盜本質。

　　一個國家在別國的土地上採取恐怖襲擊的手段炸死該國最高領導級人物，這不僅僅是不聰明之舉，實在是野蠻到了極點。而張學良只說是不聰明、看事情狹窄，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國熏陶出來的人才有的超級雅量和胸懷。但這絕不是張學良的糊塗和懦弱，而是一種清醒和堅強。張學良認為日本炸死他父親，是一個走向極端的島國因無法理解一個大國國情所作出的錯誤判斷而採取的極端恐怖;是一個強盜國家依據已經過時的「行搶」經驗炮製出來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國尋找傀儡，對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從，不從則殺。「日本那些少壯派的人感覺我父親不聽話，不給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時很糊塗，太笨，我父親那時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這個合作條件太苛刻。」日本人認為炸死了張作霖，東北就歸張學良了，張學良年輕好擺弄。「我說日本人不聰明……你把我父親炸死了，國家這樣的問題，我怎麼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認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狹窄。」日本以為中國還是甲午戰爭時的中國，沒有看到中國人正在覺醒。「日本完全把中國判斷錯誤了，我跟日本人說，你們完全把中國那個時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時候，好像嚇唬前清時那些人，中國人那時候都差不多覺醒了，我說日本對中國的形勢沒弄清楚。」

　　1927年4月，田中內閣成立，明確提出「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實施對中國步步緊逼政策。「那時我跟日本人說，我們情願當個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文人拿不到太大權，日本軍人實在不懂外交政治。」「那時南滿鐵路、旅大到期了，因為交還，我們事前去談一談這個事情。我當時就劃一個政策……主權是我中國的，我收回。」「結果他們一句話就把我打發了。他說，我們日本有句古話『城是箭射來的，你要用箭射回去』，這意思就是我武力拿來的，你說那些條件都沒有用，你也要用武力拿回去。」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失去理性，國必亡。張學良既是日本失去理性的目擊者，也是受害人。因此，他在晚年，用宗教式的語言發出感歎：「日本這個國家沒有亡啊，真是上帝的恩典!」

　　軍事先進：可師

　　殺父仇人前來「祭弔」時，張學良曾萌生將其擊斃，用仇人頭顱祭奠父親的念頭，「後來明白我不應該這麼做……報仇也不是這麼個報法」。這說明，張學良雖處血氣方剛之年，對日本仍保持政治理性，徐圖徹底解決之法。什麼是徹底解決之法呢?看到日本的進步，以敵為師，壯大自己。

　　徐圖徹底解決之法的努力之一：利用日本政壇的矛盾，對有可能改變政局的實力派人物施加影響，利用獨裁政權普遍存在的「政隨人轉」、人亡政息的特點，努力使日本政壇發生對我有利的人事變化。這一努力本來是悄悄進行的，被日本發現源於一張「收條」。九一八事變中，日本佔領了大帥府，日本軍人狂喜異常，但在打開張學良保險櫃的那一剎那，日本人由喜而驚，由驚而辱，由辱而懼。原來，「他們把鐵櫃打開了。我那鐵櫃裡藏著兩件事情，一個是那洋錢(槍殺楊宇霆、常蔭槐前算卦用過的銀元)，另外一個，有一個叫床次的，日本的一個政黨的首領，他要回去競選首相……他競選用錢。當時我就給他50萬……所以那個裡頭有他一個收條」。日本人看到「收條」，倒吸一口冷氣。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一位剛及而立之年的「少帥」已把抵抗的觸角伸向了日本政壇，更沒想到競選日本內閣首相的政黨將求援之手伸向了張學良。

　　1921年秋，張學良奉張作霖之命訪問了日本，這是他第一次踏出國門。他在日本參觀了一個多月，「因為我種種接觸，使我感覺到日本圖謀中國之險惡之深遠，令人不寒而慄。同時，我也認識了日本之國力，中國若不甘願作奴隸，必須奮起圖強，決不是空言可以抵禦日本之侵略的」。為了抵禦日本，他和近代許多中國人一樣，萌生了「以敵為師」的想法，他想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因為他在參觀中「十分崇拜日本軍事教育」。歸國後，因戰事緊張，東渡日本學習一事沒有實現。但他向張作霖建議，以敵為師，整軍精武。張作霖採納了他的建議，「後來奉天空軍就由日本訓練了，也買了日本飛機」，另外，選派年輕軍官赴日留學。他執政後，被他提拔的著名軍官中有50多人是留日的。如東北邊防軍憲兵司令、陸軍中將陳興亞，北平行營參謀長、陸軍中將戢翼翹，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吳克仁，第五十七軍中將軍長何柱國等。

　　很顯然，在情感上，張學良處於對日本既憎恨又羨慕的雙重構造中。「我根本恨透了日本人。」「恨是恨，人家是真厲害。」從情感上，他無法擺脫對日本的厭惡和憎恨。但是，張學良日本觀的理性在於，他對中日兩國實力的認識並沒有因殺父之仇而扭曲，沒有因遭受凌辱而不加區分地對日本一概排斥，他不僅把日本文人與武人、商人與政客、極端的上層與盲目的下層、侵略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作適度區分，也把日本經濟上的成功、軍事上的強大與野蠻黑暗的一面區分開來，清醒地認識到，中日國運之不同、國與國關係之不正常，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源於兩國實力的懸殊。當時分裂的中國、軟弱的中國受日本軍國主義欺侮的命運是難以避免的，改變這種命運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強盛起來。怎樣快速強盛?不能因為日本侵略中國而排斥向日本學習。「以敵為師」固然是痛苦的無奈，但又是深刻的理性;憎惡強者對弱者的輕蔑和欺侮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放棄對弱者自身缺陷的反省和彌補的努力。張學良對日本的憎惡與傚法，不是盲目的詛咒與稱羨，他的終極關懷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是對自己祖國和同胞深沉的愛。

　　祭祀戰犯：宜防

　　由於近代日本給中華民族留下的傷痕太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張學良又是受害最深者之一，因此，張學良直到晚年，一直在關注著日本。當他沉默半個多世紀後，第一次開口說話時，已是91歲高齡的老人。此時的他已把一切都看得雲淡風輕，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中日兩國的未來。為了未來，他對日本的年輕一代提出了忠告。

　　忠告之一：不要用武力侵略別人，那等於「自吞炸彈」。「日本投降了，那我心裡很安定，我沒有什麼。」沒有了「仇」，也已經忘卻了「恨」。「誰能讓(日本)變成原子彈實驗場，死了那麼多人，誰招的呢?自己招的。……做人哪，就是本著良心，問心無愧。」人的良知一旦泯滅，離毀滅也就不遠了。如果你以武力侵略別人，以強凌弱，「你早晚會惹出禍來的」。日本惹出的禍，「九一八是開頭。所以日本元老西園寺也承認，日本等於吞了一顆炸彈」。

　　張學良的認知，完全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他的「不要用武力侵略別人」的忠告是他的忠告，也是歷史的忠告。

　　忠告之二：不要以經濟侵略別人，只要是侵略必然會遭致反抗。「如果你要經濟侵略，別人也不是傻瓜，你將來還是會遭到反抗。」91歲這年，「我跟日本人說，我說你用這經濟侵略，你知道將來的後果，是一樣的後果。你怎麼不反過來經濟合作呢?」「要幫助別人，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對弱者幫助，弱者強大後也會幫助你。」

　　忠告之三：不要忘記歷史的罪錯，「忠」而不「恕」，是一種極端。張學良對日本的看法不僅富有滄桑感和沉甸甸的歷史厚重，更富有人性化的懇切與博大。「我和日本NHK談話，我說中國有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我執行這事我盡力，恕道是我能原諒人。日本人是忠烈極點，沒有恕道。」張學良認為中日兩國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極端，就是日本把「忠」發展到了極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那樣」。「日本現在解除武裝，不讓它搞，一旦它恢復，它還一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日本把他們10個人(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筆者注)都入到那個靖國神社」，「日本的事情都是他們幾個惹的。」「他們這10個人入靖國神社，可以看得出來，日本還是一個侵略國家。」

　　「我只說了事實，讓別人瞭解。我的看法對錯，這是另外的問題。」日本軍國主義能否真正的復活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也可能日本極右勢力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夢想會被日益強大的國際正義力量所擠碎，不過，不管「日本還是一個侵略國家」的判斷是對還是錯，將戰犯移入靖國神社供人參拜，必然使得日本人的歷史觀和戰爭觀發生模糊和混亂，同時也會給極端思潮的氾濫提供溫床。錯誤的歷史觀、戰爭觀一旦同極端的民族主義糾結在一起，即使歷史不會重演，也會嚴重地傷害中國人民及亞洲人民的感情，值得警惕。

　　張學良的一生，深刻地經歷和體驗了身為弱國軍人的屈辱和憤怒，近代日本給他和他同時代的人造成的心靈創傷，是和平時代的人無法理解的。因而，從橫向上說，他對日本國家的極端性、日本軍人的野蠻性的認識要比一般人強烈得多。同時，他又在比較中看到了日本的長處，日本的軍事教育、軍事訓練、先進的軍事裝備令他羨慕，他也悄悄地傚法過，一度也產生過恐日的心理。這種憎恨與佩服、畏懼與傚法的相互交織，構成了張學良對日本看法的矛盾性特徵。從縱向來看，以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以旅歐歸來為界限，張學良對日本的看法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前期以恨日、恐日、師日相互交集，後期以強烈的抗日為主線，晚年提出防日的忠告。

　　總的來說，在張學良同時代人中，很少有哪個人的日本觀是如此的客觀而完整、真切而深刻。說他的日本觀客觀，因為一甲子多的時間已經平復了他的昔日之恨;說他的日本觀完整，因為這位世紀老人到了晚年還在密切關注著日本發生的一切，而且這種關注不斷地變換著角度：感性、理性、人性，民族的特性、歷史的慣性、文化的傳承性……說他的日本觀真切，因為他對日本的每一個看法都緣於大量的、帶血的事實，而且這些事實不是他親耳所聞，就是親眼所見，更多的是親身經歷;說他的日本觀深刻，因為他對日本關注時間之長、對日本觀察之細、對日本瞭解之深皆有過於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