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這在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中，是僅次於西安事變的重大歷史事件。所謂易幟，就是廢除北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改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國旗。張學良毅然易幟，標誌著舊軍閥割據時代的結束，同時也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捍衛了中國領土的完整。但是，關於這次易幟的很多細節歷來說法不一，筆者根據多年研究始成此文。

　　緣起：為了國家的統一

　　1928年4月，國民政府開始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迅速佔領了山東和平津一帶。對於東三省，蔣介石擬採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實現全國的統一。張學良此時也在考慮東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張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彈炸死。年僅27歲的張學良受這一突發事件的刺激，更堅定了把日本軍閥驅逐出東三省的決心。期間，國民政府曾派孔繁蔚與張學良秘密會談，雖沒有完全達成協議，但對易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三省及熱河省易幟，與南京政府實行統一合作，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張學良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軍結束，東北軍誕生。

　　7月1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表示絕不妨礙統一，並派代表轉致敬意。7月10日，張學良的代表王樹翰、邢士廉等4人到北平(此時北京已易名北平)，即對新聞界說：「張學良早求統一。皇姑屯之變，益增愛國之熱度，而贊成統一志願，尤覺須急速實現。茲既舉國一致易旗，東省自當不必堅持異議。不過東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來商辦法，從長考慮，以期妥洽和平統一事業安然成功。」同日，蔣介石在北平接見王樹翰等，提出東三省須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餘事再請示國民政府。與此同時，張學良在瀋陽接見國民政府的代表劉光、張國禮時表示，易幟與實行三民主義毫無疑問。

　　1990年8月，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的專訪，在談到軍閥割據和結束內戰時，張學良說：「當時，我對我父親的事情很苦惱。因為我反對我父親進行的內戰。所以我問父親：'咱們打的這場仗，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咱們非打不可?'我在河南見到很多彷徨街頭的人，很可憐，我一邊流淚一邊大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是為什麼!'當時，人們之所以那樣苦，全是因為內戰......當年我對國民政府是相當有好感的，我希望中國統一。後來我父親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擁護統一的......我不光是想讓東三省，而且想讓全國都好起來。」記者問他，易幟是不是因為日本人殺害張作霖引起的?張學良回答：「那當然，我對日本是很不高興，很不滿意。也就種下了我對日本的仇恨，家仇國難，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殺我父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這倒不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激怒我，過去也是這樣，就是沒這個事情我也會這樣的。我自己負責任。我從來主張國家統一，我自己那時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國家不強，沒有力量。不過這件事激使我，使我抗日的決心更大......我不能與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張學良 難題：日本人蠻橫干涉

　　日本擔心中國東北易幟後，英美的侵略勢力進入東北。1928年7月16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張學良，並警告說，因國民政府標榜革命外交，單方面廢除與各國條約，圖以武力收回租界，故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即無異與日本對抗。林久治郎還對張學良強硬地說：「此際匆促採取迎合南方的態度，非但毫無必要，且有危險。暫應維持現狀保境安民，以觀形勢變化。如有擾亂東三省治安者，日本準備根據必要，採取相當手段」。19日，林久領事再次訪問張學良，轉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謂「第一，國民政府內部尚未統一，東三省立即加入其勢力圈內，對於東三省治安的維持上，是否會帶來不良的影響?第二，張總司令前曾通知國民政府，希望先開國民會議，解決中國的和平統一問題，但現在不經過此項手續，縱令只在形式上與國民政府合流，也會把東三省的組織和內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亂，且國民政府蔑視我國特殊權利的方針，是否遂至在東三省與我國之間滋生事端?第三，日本素來無干涉內政之意，但違背張作霖氏之方針，輕與南方妥協時，其結果所造成之影響，日本不能漠不關心。」張學良反詰林氏：「是否可將日本不願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於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報告?」林氏無詞以對。20日，日本關東司令官村岡也對張學良發出警告。

　　7月1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表示絕不妨礙統一，並派代表轉致敬意。7月10日，張學良的代表王樹翰、邢士廉等4人到北平(此時北京已易名北平)，即對新聞界說：「張學良早求統一。皇姑屯之變，益增愛國之熱度，而贊成統一志願，尤覺須急速實現。茲既舉國一致易旗，東省自當不必堅持異議。不過東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來商辦法，從長考慮，以期妥洽和平統一事業安然成功。」同日，蔣介石在北平接見王樹翰等，提出東三省須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餘事再請示國民政府。與此同時，張學良在瀋陽接見國民政府的代表劉光、張國禮時表示，易幟與實行三民主義毫無疑問。

　　1990年8月，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的專訪，在談到軍閥割據和結束內戰時，張學良說：「當時，我對我父親的事情很苦惱。因為我反對我父親進行的內戰。所以我問父親：'咱們打的這場仗，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咱們非打不可?'我在河南見到很多彷徨街頭的人，很可憐，我一邊流淚一邊大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是為什麼!'當時，人們之所以那樣苦，全是因為內戰......當年我對國民政府是相當有好感的，我希望中國統一。後來我父親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擁護統一的......我不光是想讓東三省，而且想讓全國都好起來。」記者問他，易幟是不是因為日本人殺害張作霖引起的?張學良回答：「那當然，我對日本是很不高興，很不滿意。也就種下了我對日本的仇恨，家仇國難，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殺我父親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這倒不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激怒我，過去也是這樣，就是沒這個事情我也會這樣的。我自己負責任。我從來主張國家統一，我自己那時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國家不強，沒有力量。不過這件事激使我，使我抗日的決心更大......我不能與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張學良 難題：日本人蠻橫干涉

　　日本擔心中國東北易幟後，英美的侵略勢力進入東北。1928年7月16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張學良，並警告說，因國民政府標榜革命外交，單方面廢除與各國條約，圖以武力收回租界，故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即無異與日本對抗。林久治郎還對張學良強硬地說：「此際匆促採取迎合南方的態度，非但毫無必要，且有危險。暫應維持現狀保境安民，以觀形勢變化。如有擾亂東三省治安者，日本準備根據必要，採取相當手段」。19日，林久領事再次訪問張學良，轉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謂「第一，國民政府內部尚未統一，東三省立即加入其勢力圈內，對於東三省治安的維持上，是否會帶來不良的影響?第二，張總司令前曾通知國民政府，希望先開國民會議，解決中國的和平統一問題，但現在不經過此項手續，縱令只在形式上與國民政府合流，也會把東三省的組織和內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亂，且國民政府蔑視我國特殊權利的方針，是否遂至在東三省與我國之間滋生事端?第三，日本素來無干涉內政之意，但違背張作霖氏之方針，輕與南方妥協時，其結果所造成之影響，日本不能漠不關心。」張學良反詰林氏：「是否可將日本不願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於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報告?」林氏無詞以對。20日，日本關東司令官村岡也對張學良發出警告。

　　7月23日，張學良對記者發表談話，說：「余現感到欲救中國之危亡，宜速南北之統一。故自先父去世，即選派代表與國府要人接洽妥協，一兩日來已急遽接近，成為事實，斷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終止......余與國府精神上已趨一致，現不過形式上之易幟問題，尚需遲緩一二日實行而已。」24日，張學良為避免與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加之奉系內部矛盾，他決定推遲易幟。26日，張學良向蔣介石表示：「無論何時，願對國府服從到底。雖是個人隻身，亦甘為介公效力。但目前外交方面情形，確實重要，諒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對外有圓滿辦法，東三省不成問題也。」

　　日本田中內閣自以為干涉我國東三省得逞，又指派林權助以參加張作霖葬禮的名義到瀋陽。林權助於8月3日抵達瀋陽後，他連續四次與張學良密談，威脅道：「國民政府內部有糾紛，共產黨在幕後操縱，假如東三省與國民政府妥協，日本在東北的權益將受到極大損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東三省的軍政當局採取觀望態度，不要和國民政府攜手。如果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幟，則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這一點日本政府是有決心的，希望貴總司令能夠瞭解，同時能下決心鎮壓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處，日本政府願全力相助。」張學良針鋒相對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以中國人的立場為出發點。我不願意看到中國分裂，而願中國走向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貴國之勸告，我當然予以考慮，不過必須以東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願為依歸。如果東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統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貴使提到日本要採取自由行動，我相信基於國際公法上，日本當不至於甘冒干涉中國內政之大不韙。」林權助說：「事實上，日本政府已有決心，在東三省採取自由行動，即使冒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亦在所不避，希望貴總司令速作決定。」

      張學良發火了，他拍著沙發說：「我今天深感遺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強硬態度對我威脅......我和貴國天皇同歲，閣下知道不知道，對於閣下剛才的話，我所能奉答的就是這些。」張學良回到私邸，憤慨異常，他對手下人說：「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幟，即死於青白旗下，我也甘心。」但他當時考慮，為了穩健行事，從長計議，不給日本製造借口，決定推遲易幟。隨後，張學良致電蔣介石，報告了與林權助談話以及日本內閣阻止東北易幟情形，並謂：「對於日方如此態度，人皆共憤，唯對付之策，不外三種：一曰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用武，不但東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國協力亦無把握。軟化則東省成為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用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於國際間著手運用，折其野心，始有辦法。」是日，張學良宣佈「東省易幟，延期三個月」。

　　10月8日，國民黨中常會任命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為此致電張學良云：「應乘此時機同時更換旗幟，宣言就職，以十七年(1928年)雙十節為兄完成統一之紀念日也。」可是，當時日本壓力尚未減輕，而東北內部亦不穩定，張學良易幟有心無力。10日，張學良復電蔣介石說：「東北易幟早具決心在前，實因某方壓迫，致生障礙，當時敝處與之面約以三個月為限，屆期即行易幟......現計算約定日期已不甚遠，敝處擬積極準備，事前秘不使知，籌備就緒，即行通電宣佈，以三省同日實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計。」12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張學良，云：「易幟之事，全屬我國內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況目下黨國形勢，團結一致，彼尤無可借口，為從來所未有，此正其時，如尊處果能出以決心，中正深信彼絕不敢有所舉動，務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佈，愈速愈妙。」13日，張學良復電曰：「承示亟速恢復交通與改懸國旗各事，莫不深表贊同。惜因外交環境關係，不得不分別緩急，徐圖解決，免滋意外糾紛，總期實踐前約，昭示國人。」

　　易幟：東北三省一致行動

　　東三省易幟雖然延期，但東北當局與南京國民政府仍採取一致行動，進行易幟的輿論宣傳，為實現統一做好準備。11月中旬，張學良致駐北平代表趙志白親筆信，其要旨為：「第一，東北內部日見堅固，唯外交仍棘手，請將特殊情形介紹於國人，以免誤會;第二，學良對於統一早有決心，易幟誓必實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須先辦理完結;第三，絕不賣國，但有為大勢所迫非辦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壓迫之實況，人應諒之。」

　　12月14日，東北保安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於1929年1月1日元旦實行易幟。就在這次會議上，對於易幟問題還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唯有張學良堅持非辦不可，謂：「完成統一事大，外人威脅事小。我引國府及國民黨勢力下之輿論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蔣介石電示張學良「不必等到元旦，應提前三天」。24日，張學良密電奉天省長翟文選等人：「茲經決定，於本月29日改懸青天白日旗，東三省同時舉行。......唯事前仍應持秘密，勿稍漏洩，以免惹起他方注意為要」，電文還說明了旗式的尺寸。26日，奉天省長致電省城各機關以及各道尹、各縣知事，通知29日易幟一事，強調要絕對保密。

　　東北易幟大勢所趨，但到底哪天易幟，確為社會各界所關心。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奉天省公署及機關、學校、商店均懸掛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龍江、熱河同時易幟。蔣介石特致電張學良，對易幟通電表示無任佩慰，「此後修內對外，建設萬端，匡濟艱難，納民軌物，願與諸兄共策之」，國民政府也致電張學良對其易幟通電表示嘉慰，並謂：「完成統一，捍衛邊疆，併力一心，相與致中國於獨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禮堂裡舉行了東北易幟典禮，國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監誓，歐美各國領事應邀出席，唯日本領事未到。張學良於宣誓後發表演說，他引述日本「大政奉還」之例，說：「我們為什麼易幟，實則是傚法某先進國(指日本)的做法。某方(指日本)起初也是軍閥操權，妨害中央統治，國家因此積弱。其後軍閥覺悟，奉還大政於中央，立致富強。我們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權力，舉政權還給中央，以謀真正統一。」

　　29日易幟當日，天津《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在發往津館的報道說：晨7時，總部省署各機關公團學校門口，交叉掛黨國兩旗，軍士掌旗列隊遊行。一時各街旗色，蓋皆青白，民眾歡騰，氣像一新......今日諸市所見之旗幟，尺寸一律，不若平津初易幟時之參差不齊者。聞據省遼遠縣市，前數日即分別密令預備，候最後令到即實行。京奉局於28日分寄由奉天至各莊間站一密封包裹，原定收到後勿開封，候令再開。嗣復改為接到即啟封。此所包者，即青天白日旗也。奉垣有少數商人，因確知易幟期促，特預制大小不等之旗幟若乾麵，以備發售。初以為不無小利可圖，及今日易幟之幟，均由官廳發給。故沿街負售者，固屬有人，一如平津初易幟時相同，但購者殊為寥寥，甚或一日不開市者，原以投機，反而失機，亦趣事也。」

　　日本田中內閣對張學良易幟事前未與日本協商感到遺憾，對其易幟「帝國政府頗感意外」。事後，張學良笑著說：「當時日本人不知道我要換成青天白日旗，不是一面，一下子把全東北的旗子都換了，那他們也不知道。日本的情報活動太粗心了，當時花在諜報活動上的錢，等於都扔到垃圾箱裡了。」

　　從此，改旗易幟工作基本結束，在東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國時期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國民政府至此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