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歷史交鋒:亦敵亦友的東亞雙雄
或許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是中日兩國的天然對手,他們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在談判中嚴辭交鋒。可一離公務、退及幕後,兩人竟惺惺相惜,從而結下了既為敵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淵源。
伊籐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曾四次組閣。作為明治憲法之父,他還是該國第一位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
在伊籐組閣期間,日本悍然發動了甲午戰爭,並一舉挫敗大清,自此成為東亞頭號強國。而那一刻,號稱大清「中興名臣」的李鴻章則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許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是中日兩國的天然對手,他們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在談判中嚴辭交鋒。可一離公務、退及幕後,兩人竟惺惺相惜,從而結下了既為敵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淵源。
第一次交鋒:1885年4月,中日簽訂《天津條約》
1885年4月,伊籐博文因朝鮮「甲申政變」,作為日本政府的全權代表,來到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此次談判達成《中日天津條約》,其核心內容是,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今後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這其實賦予了日本在朝鮮享有與宗主國中國相同的權利,也為甲午戰爭爆發埋下了伏筆。
時年,李鴻章62歲,伊籐44歲。這是兩人第一次扳手腕。看著比自己年輕18歲的對手,李鴻章多少有些感慨。
為此,他專門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籐有治國之才》,認為伊籐博文「實有治國之才」,「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應該說,李鴻章的眼光是比較敏銳的。當年12月,伊籐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並著手制定憲法。
第二次較量: 1895年3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一晃又過了10年,當兩人再次見面時,李鴻章已是古稀之齡的老人,伊籐博文也過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會面,兩人尚能相對平等地交鋒,此番早已乾坤倒轉。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戰爭慘敗後,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對李鴻章,伊籐給予了尊重;但對清帝國,他卻磨刀霍霍。儘管清庭也知道這一回割地賠款是躲不過了,讓李鴻章該怎麼辦就看著辦。李鴻章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經過拉鋸式的較量,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竟在回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為之嘩然,日方的和談條件才稍有收斂。
最終伊籐將中國的賠款金額由原先的3億兩白銀調至2億兩,對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等要求則不予讓步,要求李鴻章「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李鴻章發電報請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3月23日,《中日馬關條約》正式簽訂。
但私下裡,兩人又是另一種關係。讓我們聽聽伊籐博文與李鴻章在條約談判期間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變法圖強,伊籐說:「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鴻章惟有歎息:「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欽佩。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尚俗,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漸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籐道:「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
雖然各為其國,而且在那個時期,伊籐博文更極大地侵損了中華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與李鴻章卻相當投緣。李鴻章說:「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卓有成效!」
伊籐表示:「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鴻章連稱:「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
伊籐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他安慰李鴻章,甲午之敗,絕非安徽人的問題(李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國的問題。
第三次見面: 1898年9月,戊戌政變時,救了梁啟超
應該說,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伊籐博文在戰略層面也不再將大清帝國作為敵人,甚至還希望它藉此變法圖強。
因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積極「脫亞入歐」,但國內仍有不少「興亞」主義者。他們認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西方列強是日本的主要敵人,所以應聯合中國,才能對抗白種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責任維護和協助中國,但清政府太腐敗,必須將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結盟。
伊籐博文總體上持這樣的姿態,他甚至說:「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事實上,甲午戰爭後的近10年間,清朝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形成強烈的仇日反日情緒,反而興起了向日本學習、借鑒的浪潮,中日關係也曾比較友好。
戊戌變法期間,清政府曾計畫聘請伊籐博文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國策顧問。1898年9月,伊籐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20日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囚。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現場的伊籐當即表態:「那麼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那些天,伊籐博文又與李鴻章見了面。此時的李鴻章垂垂老矣,年屆75歲。而伊籐也已57歲,他特地前來為被捕的張蔭桓求情。張蔭桓由李鴻章一手栽培,甲午戰爭中曾作為清庭代表赴日談判。但李鴻章後來一度失勢,張蔭桓卻自覺翅膀硬了,竟對李有切割之意。戊戌變法時,他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屬於維新人士,因此政變後遭株連。伊籐的面子,李鴻章還是要買的,於是他對張蔭桓施以援手。張蔭桓未被斬首,從輕處理後充軍新疆。
當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來「戊戌六君子」應是「戊戌七君子」,張蔭桓將更出名一些。揀了一命的張蔭桓,只不過拖了幾口氣,1900年還是被殺了。
對此次中國之行,伊籐曾談了他的感想:「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麼廣大的國家裡,對於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徹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籐博文死在中國
1909年10月,伊籐博文再次來到了中國東北,此次他已不能與李鴻章會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 油盡燈枯的李鴻章在代表大清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後,「痰咳不支,飲食不進」,最終留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遺願離世。
但伊籐並沒有忘記這位老對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奉天會談中,他又提到了李鴻章:「我於貴國大計,用心籌劃,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即與李文忠(李鴻章)相見,切告以兩國關係,貴國總須力圖變法自強,方可共保東方之和平。披肝瀝膽,力為陳說,文忠頗以為然。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又遊貴國,晤見北京親貴大老,告以亞東之大勢,兩國之關係,貴國極宜變法圖存,方能有濟。當時諸親貴大老鹹以為然,允為變法。不意未嘗實行,以至於今日,我甚惜之。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近年來始行新政,我甚願貴國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則日本之幸也。」
當然,伊籐的話語並不一定坦露心聲,畢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辭令。聽其言,更需觀其行,但歷史也不再給他以考驗的機會。僅僅過了3天,在戒備森嚴的哈爾濱車站,當伊籐走出專列檢閱清軍和俄軍儀仗隊時,從日本商民隊伍中突然衝出一名朝鮮青年,向伊籐連開三槍。每一顆子彈都精確命中了,伊籐博文就這般氣絕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