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衙門潛規則:要想做得大官必須要會說官話
衙門自有一套運行規則,但背後真正起作用的是「關係鏈」。下屬沒有上司的保護不行,封疆大吏必須有更硬的京官做後台才能坐得穩,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說白了就是做官必須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結、官官相護成為清代衙門風氣的要義。
十分精神,七分用於交結
順治時有一位給事中,叫任克溥,他談到當時的官場風氣是:官員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辦政事,七分都用來奉迎上司。按說,迎來送往本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級官員往往因為招待上級不周而受到羞辱;饋送禮物更在嚴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禮多少來定下官的優劣。官員精神有限,竭盡心思,奉侍上官還唯恐不周,哪有時間處理政務呢?順治皇帝也承認,下級官員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鑽營結納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門,莫過於州縣,父母官們即使每天勤勉公事,還唯恐精力不濟。但決定他們陞遷的往往並不在於「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動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會所在的附州、附縣,每天就是一件事:圍著上司轉,自辰時到申時,片刻不離上司身邊,上司也認為這樣的官員有才能。而那些沒有侍候在旁的下官,儘管留心民間疾苦,但因為不會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受到處罰,或有降級之虞。
在下屬的命運掌握在上司之手時,下屬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巴結、逢迎、獻媚、送禮。乾隆八年(1743年),陳宏謀任江西巡撫時,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下屬只求上司刮目看顧,不問自己能否盡職」,「一遇民事,唯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於小民利害,則前後更不暇計。」乾隆末年,有大學士、各部長官儘管年齡可以給王爺當爺爺、做父親,卻甘心拜王爺為老師,自己做門生;還有的交結宰相的僕從,終日與之為伍,目的就是為了能巴結上宰相。
七分交結,還要動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乾隆年間,一位官員向權貴獻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學士於敏中的夫人為乾媽,後來見於敏中勢力衰落,又經常前往尚書梁國治家。紀曉嵐為此寫了一首詩嘲諷道:「昔年於府拜乾娘,今日干爺又姓梁……」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乾隆帝曾有個「理論」,就是「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這話是對最高級別的大學士說的,但卻有一種示範效應,因而大小官員都學會了循規蹈矩,整個帝國瀰漫著「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的氛圍。
曾國藩也說,嘉道以來,官場有四大通病:京官的兩大通病是退縮、瑣碎,退縮就是互相推諉,不肯承擔責任;瑣碎就是不顧大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外官的兩大通病是敷衍、顢頇。敷衍就是裝頭蓋面,剜肉補瘡,只顧眼前,不問明天;顢頇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這四種通病加在一起,成為一種風氣,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他預見說,將來一有艱巨,國家肯定會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許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余正健不能辦事,致使各項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說,余正健雖然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做官要會說「官話」
清代官場有「多磕頭、少說話」的「宰相明訓」,這對於已爬上高位的比較適合。而對於那些正在官場金字塔上艱難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說話,而是必須嘴要甜,口齒要伶俐,要會說官話。
勒保是嘉慶朝名臣,任四川總督時,有一次覲見,嘉慶帝問道:「你們做督撫的,僚屬中間哪一等人最討便宜?」勒保回答:「能說話者最討便宜。」嘉慶帝對勒保的回答深表贊成,說:「是啊,工於應對,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現他的長處;即使沒有才能的人,也因為口才好掩蓋了自己的短處而展示長處,雖然事後覺察,但當前已被他矇混過去了。再者說來,政事不依賴上奏、匯報就不能暢達,有極好的事,往往會被不善詞令的說壞。我每當遇到那些樸實無華的官吏,一定讓他們把話說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會說話更多的時候意味著不能講真話,要說假話,做官樣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陳其元代理南匯縣令時,先與道員商談掩埋暴露各處屍骸的事,正在此時,巡撫、布政使司接連發文要陳其元辦這件事。陳盡心盡力,親自到南匯所屬的城鄉遠近各處,直接經辦。歷時3個月,共埋葬4萬多棺,但因故還有1萬多具屍體沒有掩埋。陳其元將實際情況向巡撫、藩司作了上報。同時,另有一縣,僅掩埋1700棺,上報時卻說「境內悉數葬盡」。後來藩司下文,認為掩埋1700棺的縣令辦事認真,為此記了大功;而南匯縣因為還有1萬餘棺沒有下葬,陳其元被申飭一番。當初,陳上報時幕僚本來粉飾其詞,以「掩埋淨盡」作為初稿,陳卻十分認真地說:「如果這樣的話,那下一年就不能再辦,這1萬多屍柩最終將暴露在外。」經歷這件事以後,陳其元終於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