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聚寶盆》裡，張衛健飾演的沈萬三，從一個吃不飽飯的窮孩子成長為一代巨商，還跟朱洪武拜了把子，看了挺勵志的。遺憾的是，他僅僅是一個民間商人，信史不可能為他單獨立傳，偶有提及，亦寥寥數語，以至於民間傳說、戲說甚囂塵上，種種謎團，揮之不去。

　　《明史》記載沈萬三叫沈秀

　　沈萬三這個名字最廣為人知，但在《明史》裡，他叫沈秀。在孔邇《雲焦館記談》、蔣一葵《長安客話》裡，他叫沈萬山，而在《周莊鎮志》及各種墓誌銘裡，他還有沈進、沈富、沈萬三秀等諸多名字。哪一個正確呢？

　　對照起來看，沈富，字仲榮，這個名和字，比較可靠。沈進、沈萬山之類的名字，無非是後人讚美他經商有成、財富如山罷了。

　　綜合明代學者楊循吉《蓬軒別記》和《明史》的說法，沈萬三秀這個名字應該是綜合了其本名、「行三」和朝廷戶籍制而成。

　　「秀」，在明代，是階層等級制的一個劃分。

　　明初沿襲元制，將百姓分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是最上等。其中又按財富多寡再分若乾等級，「富者，謂之萬戶」，沈富恰好行三，又分在「秀」的第三等，於是有了「沈萬三秀」之名。

　　馬皇后口中的沈秀，顯然是官方對小民習慣上的稱謂，相當於「姓沈的富商」，如此而已。

　　地方志和墓誌銘顯示，沈萬三並非明朝人

　　關於沈萬三的傳說非常多，如扳魚得聚寶盆、洪武皇帝搶奪聚寶盆等。至於電視劇裡說他跟朱元璋是把兄弟，這已然不是傳說而是戲說或惡搞了。

　　信史裡則有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主動犒軍，惹惱了朱元璋，虧得馬皇后說情，才發配雲貴的說法。由於《明史》乃清人所修，我們信歸信，得多留個心眼才好。

　　稀奇的是，有些地方志和墓誌銘卻顯示，沈萬三並非明朝人。

　　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吳江縣志》裡說：「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秘從海道運米至燕京」。史料源自明人莫旦撰寫的《吳江志》。當然，莫旦自己似乎缺乏自信，在文後加了存疑的註釋。

　　在《周莊鎮志》裡，沈萬三似乎還有一個兒子叫沈榮。筆者不太相信，兒子取名，為何不避父親的諱？這有違常識。

　　如果沈榮確是沈萬三之子的話，他的墓誌銘倒是可以作為莫旦的證據，其墓誌銘說：沈榮死於明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71；（其子）沈森與父親死於同年，享年48。

　　也就是說，1368年朱元璋稱帝時，沈榮已經62歲，如果他是沈萬三的兒子，那麼沈萬三起碼80多歲了，又如何跟朱元璋稱兄道弟、發生那麼多糾葛？

　　關鍵在於《周莊鎮志》的記述本身矛盾太多，使我們無法相信它的真實性，也就推翻了沈萬三「生於元朝，死於元朝」的說法。

　　倒是沈萬三的親侄子沈漢傑的墓誌銘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說沈家獲罪，是在洪武15年，流放地是雲南。雖然時間上與《明史》有出入，但從一個側面能夠說明沈萬三是經歷過明王朝創立的，說他是元末明初人，當不為錯。

　　沈萬三是否在南京居住過，沈漢傑的墓誌銘做出了否定回答，這與信史記載是截然相反的。如此，不但讓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所說的南京會同館是沈萬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後花園的說法，失去了可信度，也使得《明史》中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犒軍等等變得脆弱起來。誰對誰錯，不好說。

　　借亂世，起於「農本」成於「金融」發於「外貿」？

　　沈萬三擁有置石化金的聚寶盆？當然不可能。

　　其財富積累的過程，按照《周莊鎮志》的說法，莫外乎三種，一是靠種地發家，二是外財相助，三是搞外貿。其中的所謂外財，是指蘇州富商陸德源以巨額財富相托：「沈萬三秀之富得之於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盡與秀」。

　　楊循吉《蘇談》中支持了這個說法：「元時富人陸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資產付之」，「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前文中說了，由於缺乏信史依據，我們只能姑妄讀之信之。

　　實際上，如果聯繫到元末明初那個混亂的時代背景，也不難窺測出沈萬三發家的大致脈絡，斂財途徑可謂多多。

　　其一，戰亂時期，百姓流離失所，土地大多荒蕪，沈萬三藉機擴占無主之地，或有可能，通過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終於擁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謂「農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貸，沈萬三或是通過廣放高利貸，從而迅速致富，此所謂「金融」；其三，元末無海禁，海商往來頻繁，沈萬三可能充當了徽商與海外之間的貿易橋樑，此所謂「外貿」。

　　借亂世，起於「農本」，成於「金融」，發於「外貿」，最終成就了沈萬三之大地主兼巨商的傳奇。如果「陸氏贈財說」有史料依據的話，也只能說明沈萬三善於理財而已，不足稱道。

　　沈萬三由盛轉衰，不能繞過「在商言商」

　　如今的劇評家、學者等都在紛紛撰文，期望通過沈萬三的故事，告訴人們一些道理，有贊其勵志的，有責其炫富的，也有誇其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竊以為，就傳奇而言，探討沈萬三由盛轉衰的濫觴，不能繞過「在商言商」四個字。

　　熟悉《明史》或讀過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併吳地、打敗張士誠，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吳地富商百姓對張士誠的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對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課以重稅。

　　在這樣的政治氣候裡，作為商人的沈萬三應該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達，對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態、不參與、不反對，恐怕才是理性選擇。可惜他過於高調了。

　　蘇洵曰：「賂權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至高無上的皇權，不可比肩的帝王尊嚴，朝廷基石的軍隊，焉是一個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