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買一部單車，相當於一個苦力三年的工錢

　　◎1936年，廣州平均每一兩百人才一輛單車，比今天的汽車還要稀缺得多

　　◎1930年，在廣州擁有一輛單車，每年要交八塊多大洋的車捐，非常之高

　　1 給交警配發單車，用以追捕肇事汽車

　　單車在民國時期有很多別名。

　　抗戰時，《大公報》出過一期《單車專頁》，刊有這麼一段話：

　　單車，又名「自由車」，《辭源》上叫「自轉車」，習俗叫做「腳踏車」，還有人顛倒過來叫「踏腳車」，北方又叫「鋼絲車」。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鋼絲車，其不合理與北方叫人力車為「膠皮」一樣。單車、自轉車與自由車亦名實不符，最相稱的還是腳踏車，但踏腳車又似費解了。

　　到了廣州，單車又叫「腳踏單車」，簡稱「單車」。如1930年7月廣州市公安局發佈公報稱：

　　本市汽車時有傷斃人命之事，其中能將司機捕獲懲辦者固多，而被司機乘機免脫者亦時有所聞。此雖截車之法尚有未周，而警察跑步追車亦極困難之事。故除已積極籌劃截捕汽車善法外，昨並通飭各區，對於交通警察，授以駕駛單車技能，將來擬置備腳踏單車多輛，發給各交通警察，以備追捕汽車之用。

　　市區汽車多，常出車禍，肇事司機多駕車逃逸，交警憑兩條腿去追，肯定追不上，所以局裡決定給交警配發單車，讓交警騎著單車追捕肇事汽車。

　　1931年初夏，廣州市公安局果真將計畫付諸實施，給交警配了單車，不過不是每人一輛，而是每三人一輛。為什麼不能增加到每人一輛呢？因為那時候的單車比較貴，無論是買車還是養車，都要花很多錢。

　　抗戰初期，廣州市區中學生選用的國語教材上有一篇文章，講的是菲律賓華人小學生樸興橋捐款抗日的故事。樸興橋說：「我在學校裡當童子軍，想買一輛單車，可是家裡窮，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於是每天把零食錢放到一個竹筒裡，攢了整整三年，終於可以買一輛三十五塊錢的單車了。現在日本人打我的同胞，我決定不買了，把這些錢送到中國打日本人！」

　　三十五塊錢可不是小數目，日軍侵入菲律賓前夕，普通店員月薪才九塊錢，不吃不喝攢小半年工資，僅夠買一輛單車。

　　上海淪陷時，一部全新單車七百多塊，那時工人的工資有多高呢？平均兩百多塊（日偽政府發行的中儲券）一個月。換句話說，對工薪階層而言，買全新單車需要積攢三個多月工資，買二手單車也需要積攢兩個多月工資。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大作《為成都人叫魂》當中回憶說，抗戰前一輛單車在成都要賣一百五十塊大洋，是一個壯年勞力三年的工錢，相當於一個中學特級教師五個月的工資。

　　所以對那時候的中國普通百姓來說，花一百多塊大洋買輛單車，絕對是一筆不菲的開支，絕對是一次相當奢侈的消費。

　　鑒於單車如此昂貴，所以普通市民在擁有了一輛單車之後，會把它當成寶貝一樣看待，萬一哪天被小偷順走，那簡直就像天塌了一樣。

　　民國報紙上刊登過一則市井新聞：某小偷正偷一輛非常破舊的單車，被車主阿唐抓住了，阿唐發了瘋似地打他，差點兒把他打死。一輛破單車而已，至於嗎？原來阿唐是一個報販，每天凌晨都要騎車趕到報社領報紙，單車就是他的飯碗，而這輛單車是他借高利貸買下來的，欠債還沒還清，真被偷走的話，阿唐只有跳河了。

　　2 1949年前，生產單車的關鍵零件需進口

　　事實上，無論是從購買的難度上講，還是從擁有的數量上看，民國時期的單車都比今天的汽車貴重。

　　論購買難度，現在工薪家庭買一輛國產入門轎車就跟玩似的，而民國時期卻沒有完全國產的單車。截至1949年，即使是在單車製造工業最為發達的上海，也沒有一家車廠造得出齒輪、牙盤等關鍵零件，大家只能生產車架、車把、鏈條、鞍座、腳踏、輻條，核心部件仍需從美國進口，然後再配以國產零件，組裝成一輛號稱「國貨」的單車。正是因為不能完全國產，所以售價昂貴：一輛普通單車的售價相當於一個苦力三年的工資、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一個技師一年的工資、一個中學高級教師半年的工資。

　　乍聽上去，民國時期的單車好像並不算特別貴——現代白領攢幾年工資可以買一部汽車，民國苦力攢幾年工資可以買一部單車，差不多嘛！其實不然，因為民國工薪階層的絕大多數收入都要拿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支，不欠債就等於祖上燒高香了，再想攢錢難比登天。等買過了口糧、交過了房租，就不太可能攢錢買單車了。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咱們現代人買汽車可以分期付款，民國人買單車則享受不到這一便利，所以購買難度要更大一些。

　　再從擁有數量上看，現在一線城市即使做不到常住居民每家每戶一輛汽車，或許也達到了幾戶一輛的水平。而民國時期呢？

　　截至1936年，廣州市區常住人口一百二十萬，單車不到七千輛，將近每二百人擁有一輛車；上海市區常住人口一百六十萬（如果計入農民工則在三百萬人以上），單車一萬二千輛，平均每一百三十多個人擁有一輛車。

　　由此可見，民國的單車比今天的汽車還要稀缺得多。稀缺到什麼地步呢？1930年，一個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北，向她的老姐妹吹噓她在京城見到了單車：「兩腳一動，轱轆就會轉，好像是畫兒上的那個哪吒。」老姐妹聽了兩眼發直，直念阿彌陀佛。可見內地省份很多人從來沒見過單車，遑論購買。

　　3 買單車要辦牌照，擁有者被劃歸到富人的圈子

　　由於單車的昂貴和稀缺，所以買單車的人也就被政府劃歸到了富人的圈子，所以政府要通過向單車徵收捐稅的形式「劫富濟貧」。1931年，廣州市公用局發佈公告如下：

　　本市自用及營業腳踏單車二十年牌、照，由今日起開始換領。仰各單車車主一體知悉，務於本年四月一日起至月底止，依期駛車來局，聽候查驗，照章繳費，換領二十一年牌、照，方准行駛。一經逾期，定必照章執行處罰。幸勿違延，切切此布。

　　通過這份公告可以看出，那時候的單車跟汽車一樣要辦理車牌和駕照，一樣要去車輛管理部門辦理年審。如果沒有車牌和駕照，如果沒有通過年檢，是不准上路行駛的。要是你非要上路呢？被交警逮到一定罰錢。

　　1942年，上海偽政府出台《取締腳踏車暫行罰則》，明確規定了單車無牌照上路的處罰細則：

　　已領號牌而未釘掛者，罰國幣五元；

　　已領執照而未攜帶者，罰國幣五元；

　　牌照全無者，罰國幣十元，仍須至公用局登記，領取牌、照，並向財政局繳捐後方准行駛；

　　借用他人牌、照，矇混行駛者，罰國幣十元，並將所借牌、照沒收，仍須至公用局登記，領取牌、照，並向財政局繳捐後方准行駛；

　　行車執照與號牌號數不符者，罰國幣五元；

　　偽造牌、照者，將原車沒收，車主依法究辦。

　　此處所謂「號牌」，即經政府編號的車牌。此處所謂「執照」，即今日所說駕照。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單車上路就無需駕照，只需登記上牌或在車身上打一處鋼印編號。到了今天，連登記上牌和打鋼印的政策也都完全取消了，隨便從哪家買一輛單車，隨時可以上路行駛。可是民國時期既要車牌，又要駕照，兩者缺一，就要罰款，如果偽造車牌和駕照，甚至還有可能被交警沒收車輛。

　　辦牌照當然要花錢，1930年廣州市政府規定：「單車號數牌每年更換一次，收銀五角（毫洋）……行車執照收銀三元（毫洋）。」每年審車時換發一次車牌，每次收毫洋五角。單車駕照則只需申領一次，辦理費用是毫洋三元。

　　4 擁有單車者要定期繳納車捐，類似於現在的車船稅

　　除了車牌費和駕照費，民國單車的車主還要定期繳納車捐，類似於現在的車船稅。

　　現在汽車的車船稅是全國統一的，只要車輛類型相同，無論在哪個城市，繳費數目是一樣的。而民國車捐則是一個城市一個標準。

　　據1930年《北平特別市腳踏車管理規則》：「每輛每年納捐一元（大洋）。」一年繳一塊大洋。

　　據1929年《上海特別市腳踏車管理規則》：「每年每輛納捐二元（大洋）。」一年繳兩塊大洋。

　　據1930年《青島特別市腳踏車管理及徵收車捐暫行規則》：「自用腳踏車每期捐洋六角，營業腳踏車每期捐洋一元。」這裡一期指的是一個季度，家庭自用單車每季度繳納大洋六角，等於一年繳納大洋兩塊四角。如果是出租性質的單車，則每季度繳納一元，一年繳納四元。

　　據1932年建設委員會浙江經濟所整理成書的《杭州市經濟調查》（上編）：「腳踏車捐於七月開始徵收，每輛每季納捐五角（大洋）。」每季度繳納大洋五角，每年繳納大洋二元。

　　廣州市政府則是這樣收繳車捐的：「營業單車每月納捐二元（毫洋），自用單車每季納捐三元。」出租用的單車每月繳納毫洋兩塊，非營業單車每季度繳納毫洋三塊。一季度三塊，一年就是十二塊，按毫洋與大洋匯率，一塊四角毫洋兌換一塊大洋，所以十二塊毫洋等於大洋八塊多，所以廣州單車的車捐非常之高。

　　為什麼廣州把車捐定這麼高？一是因為當時廣州經濟發達，廣州人相對有錢；二是因為廣州市政與文化教育事業穩居全國首位，必須開徵足夠多的稅種和足夠高的稅費，才能彌補市政支出和文教支出所造成的財政缺口。

　　5 為何廣州車主要把車牌釘在車輪的輻條上？

　　最後我們來看看民國人將車牌釘在單車的哪個部位。

　　1935年第60期《四川省政府公報》載：「自用及營業腳踏車領到號牌後，須釘掛於車前柱與橫柱交叉處，以便稽查。」把車牌釘在車座前方，車把後方的位置，不容易丟失。

　　1930年，青島規定：「公用局發給之號牌須釘於後車輪支架之右方。」為什麼要把車牌釘在後輪支架的右方呢？因為國民政府規定全國人民靠左行駛（抗戰勝利後又要求靠右行駛），車牌釘到右邊，才能讓站在街道中間執勤的交警看見。

　　1932年，濟南市則規定：「號牌須釘在後座後面。」這跟現在汽車牌照和摩托車牌照所釘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麼廣州單車的車牌又釘在哪個位置呢？

　　當時廣州單車的車主習慣把車牌釘在車輪的輻條之上，這樣做有一個「好處」：車輪轉動，車牌也跟著飛轉，當你違章的時候，交警只要抓不住你，就沒有辦法抄牌開罰單。